“文如其人”的说法未必靠谱

“文如其人”的说法未必靠谱

郭松

在文学圈里，常听到一种说法：“文如其人”。但凡一个人品好的作者，都会得到这样的评说，但仔细扒拉一下文学史，会发现文章好人品差的也不少。

“文如其人”出自苏轼《答张文潜书》：“子由之文实胜仆，而世俗不知，乃以为不如；其为人深不愿人知之，其文如其为人。”“子由之文实胜仆”‌是说，苏辙的文采高于自己；“世俗不知，乃以为不如”‌是说，世人因不了解苏辙，误认为他的文采不如自己；“其为人深不愿人知之”‌是说，苏辙性格低调，不喜张扬；“其文如其为人”‌是说，文章风格与作者人格一致。

一些有自省意识和批评精神的作家，对“文如其人”抱有怀疑态度，托尔斯泰在《忏悔录》中就说，他观察到的作家，“大部分是坏人，毫无品格”，和这些人接触，“我身上滋生了一种恶习——与日俱增的高傲和疯狂的自信”；巴金在《随感录》中也说“我对自己的表演（即使是不得已而为之），也感到恶心，感到羞耻”；王朔在《我看王朔》中说：“为什么王朔往往给人俗的感觉，他那粗语村言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他在小说中那些看似花里胡哨的都市情景下流露出的极其陈腐、极其庸俗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莫言也说，“日常生活中，我可以是孙子，是懦夫，是可怜虫，但在写小说时，我是贼胆包天、色胆包天、狗胆包天”。

有自省意识和批评精神的作家批评起自己，下手往往比别人狠，客观来看，这也是作家追求“文如其人”的一种表现，想把自己与作品、与观念融为一体，想推倒批评家与读者之间的那道高墙。但从作家自我批评产生的年代与背景来看，很多时候，他们的言行，有的属于自揭疮疤，有的更接近于一种对读者或者媒体的取悦，抑或是出于一种自我保护的本能。不可否认他们的话是真诚的，但在真诚的背后也含有这样的共识：作品是作品，人是人，不能因作品的好坏褒贬作家，也不要因作家的人品影响对作品的好评。

“文如其人”只是个泛泛的说法，很难有作者真正契合地实现“文如其人”，那这四个字还有意义吗？当然是有的。“文如其人”应当成为一个价值观，一种属于写作群体的本能追求，一个大体上不会错的方向。但在具体执行层面上，“其人如文”颇具压力感，实现难度也颇高，不易较快实现思想境界与表达水平的提升，用“其人如文”取代“文如其人”。

“其人如文”是对自己高要求，通过作品获得读者的青睐，无不尽展其能，有的以才华动人，有的以诚挚感人，有的以抒情感人，有的理性警人……无论什么风格的写作，只要想取悦读者，都会有拔高的成分。作品的高度，略高于作者的高度，这决定了作品完成之后，面临两个选择：一是分开看待，作品归作品，放逐社会，人归人，回归生活；二是人跟着作品走，按照作品的标准要求自己，如果达不到，就会产生自责。前一个选择容易，作者容易潇洒自如，后一个选择艰难，要拔着头发提升自己。

对自认为笨拙或者说缺少才华的作者来说，“其人如文”是一个成长与进步的途径，因为有了这个清晰的诉求，在写作时就会主动地去除妄语与张狂，那些自己做不到的事情，就不会突兀地出现在文章里，那些不易产生信服力的话语，就不会被随意地敲出来。在写作时，就会有一种谦卑的姿态，把自己放在一个较低的位置，去仰望，或是站在一个平等的地方，去平视，哪怕出于行文需要，必须俯视时，也要有悲悯与克制，避免嘴脸难看。

有种说法，文字的神奇之处，在于仅仅需要几百个字，就能看出作者的文字水平和文化修养。在如何组织这几百字的时候，作者的内在，就开始发生诸多反应，如措辞、情绪、观点等，在瞬间互相碰撞交织，最后呈现出来的，其实就是作者在努力之后得到的成果，这个成果其实就是作者的样貌。如果一直追随“其人如文”的观念，作者与文字就不会产生较大的分裂感，如果作者能在生活与写作之间找到自洽的方式，那无论进行何种类型与题材的创作，都不大会有自相矛盾的状况产生。

对于一些大作家来说，人品与文字的强烈反差，会衍生出经典，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比如培根、卢梭、太宰治等，他们与他们的作品，具有强烈的反差，与个人际遇有密切联系，无论用“文如其人”还是“其人如文”，都是无法框定他们的。对于无缘成为大作家的作者来说，写作与作品所能起到的价值，更多是出于使自己拥有一项技能，以及让自己变得更好一些，在作者与作品的沟通中，挖掘一些潜在的能力与能量。

哲学家康德说：“人性这根曲木，绝然造不出任何笔直之物。”年少时，我有过不少偶像，随着年纪的渐长，这些偶像大都坍塌。那时，看到一些喜欢的文字，就会觉得能够写出这样文字的人的人品一定值得景仰。后来才发现，“文如其人”的说法未必靠谱。上大学时粉过很多思想家，雪莱、托尔斯泰、易卜生、罗素等，后来读保罗·约翰逊写的《知识分子》，让我“大跌眼镜”，感觉心中烧起一把大火，烧尽了内心深处的偶像。该书对一些知识分子进行了毫不留情的嘲讽与批评，认为他们的笔端无比真诚，但他们的为人却虚伪不堪，用精美的文字掩饰内心的伪善与矫情，言行不一、自私堕落，为达目的，不择手段。

偶像坍塌带来的幻灭，在一段时间让我虚无，后来慢慢发现，人成长的一个重要步骤是对偶像进行祛魅，没有人能够做到完美，我们自己也不完美。“文如其人”既对也不对，人性本身就充满理性、欲望和激情的矛盾，美好的文字也许只是作者内心理性一面的反应，往往掩盖了作者内心的欲望和激情。不要因为一个人能够写出优美的文字，而对其德行抱有期待；也不要因为作者人品不堪，就对其体现理性的文字不屑一顾。

隋炀帝是历史上著名的暴君，很少有人知道他作为诗人的一面，但他的诗歌成就不容小觑。如他写的《春江花月夜》——“暮江平不动，春花满正开。流波将月去，潮水带星来。”再如《野望》——“寒鸦飞数点，流水绕孤村。斜阳欲落处，一望黯销魂。”很难想象如此意境开阔，悠远淡雅的诗歌出自杨广之手。很多时候，美好的文字不是为了欺骗他人，就是为了欺骗自己，但是文字本身的好亦毋庸置疑。

哲学家苏格拉底说，“未经审视的人生不值一过。”很多人不愿意审视自己，总愿意审视他人。曲线之所以被判断为曲，因为有直线相对比。只有真正明白何谓正直，人们才知道自己有多么的弯曲。越是追求德行，越是自觉污秽不堪，天高路远，今生永不可达，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如果不相信世上有正直，自然也就无需反省自己，只需以批评他人，掩饰自己内心的不堪。越是虚无堕落，越是喜欢站在道德的高地。俗语说：乌鸦落在黑猪背上，只看见别人身上黑，就看不见自个儿黑。

艺术来源于生活，但艺术不同于生活。艺术是一个“想象世界”，虚拟世界。文学的本质在于“创作”，即从无到有，由无生有，与魔术相似。说我口袋里有一束花，把它拿出来，那不是艺术，说我口袋里什么也没有，却能拿出一束花，这才是艺术。艺术只有在艺术的视野中才是真实的，而在生活的视野中是虚假的。艺术只能对艺术境界负责而并不对现实实境负责。艺术世界是“真真假假”的世界，不能只会理解“真真”的一面，不会理解“假假”的一面，那样就太缺乏对艺术的理解了。

如果你是以文学“言志”，追求“心声心画”“为情造文”，追求人与文的统一性，其正常恰当是无疑的。但是文学是艺，是再造生活的一种艺术。文学具有“辞微”“指意难睹”的幻化，你若是“游于艺”，则“为文造情”也并没有错。倒是“观文者披文以入情”，反显得幼稚单纯，不解艺术风雅。戏剧有两种不同的艺术观，一种是“体会派”，或称“对象化派”，演国王就体会国王，感觉自己是国王，演娼妓就体会娼妓，感觉自己是娼妓。另一种是“间离派”，或称“冷静观照派”，无论演什么都守持自我，客观冷静地反观角色。这两种艺术观都有道理，都清醒地明白，这是表演，是演戏，是艺术。不主张戏剧与生活合一，不主张舞台之外演员与国王或娼妓合一。

为何大奸能有大忠之语，人格卑下的人能写出高情千古的文章？这是因为，一、人是丰富复杂的，人的情感世界更是千变万化的。人的生活会发生变化，人的情感也会发生变化。得意时与失意时的情绪状态不可同日而语。二、才性可合亦可离。德才兼备者有之，有才无德者有之。人性中既有见孺子入井援之以手的善，亦有拔一毛以利天下而不为，“一介不取，一介不与”中，也有从他人的悲剧中获得自恃和平衡的恶。即使是真正的坏人，月白风清时扪心自问，也会一身冷汗，只不过咬紧牙关罢了。三、人格的分裂。这有多种表现形式，比如两面三刀，比如首鼠两端，还有象贪鄙愚钝，投机钻营处处讨巧等。四、才有其独立价值。无论其好人坏人，都可以用一个标准去衡量，即有才无才。好人有才是锦上添花，坏人有才是如虎添翼。有才方能写胸怀，有才亦能造胸怀；有才方能写活凶犯娼妓，有才方能妙造英雄豪杰。

情数诡杂，体变迁贸，纷纭挥霍，形难为状，各有理据。艺术，既可以是写实的，也可以是虚拟的。从做人言志的角度讲，当“文如其人”“我手写我口”。从文学创作的角度讲，艺术是一个想象世界，在艺术的情境中追求真实，与生活真实大异。不知前者，则文学仅落于“艺事”，终究绡薄；不知后者，则易犯文学幼稚病。以做人为至上追求，则当求其人与文的统一；仅以艺事为文，大可不必如此要求。

其实往深里想，这仍不能尽惬人意，仍有一点简单化，二元对立思维非此即彼的僵化。立身谨重，文章放荡者有之；文章谨重，立身放荡者亦有之，且都有不可泯灭的价值。前者如屈原、庄子乃至《金瓶梅》的作者。后者如法国的卢梭、司汤达、波德莱尔，俄国的普希金，德国的歌德等，生活中的缺陷，甚至是生活的矮子，并不妨碍成为思想文化的巨人。思想评价和道德评价是两回事，思想者和行为者是两回事，如同哥白尼和布鲁诺各有价值，但价值不同。哥白尼推翻了地球中心说，为人类提供了科学思想，布鲁诺是信仰者行为者，为人类提供了行为典范。对于思想家来说，应着重看是否提供了思想，提供了什么有价值的思想，而不应求全责备。但是一个作家或思想家既无思想可言又满纸空话假话，那可就真是一无可取了。

中国特别强调道德完善，对作家的行为要求很严苛，在古代就有“文人无行”的说法。曹丕《与吴质书》说：“观古今文人，类不护细行，鲜能以名节自立。”颜之推《颜氏家训•文章篇》也说：“然而自古文人，多陷轻薄”，他举的很多例子都不恰当，但“扬雄德败美新”，“刘歆反复莽世”却也是实。刘勰《文心雕龙•程器》也说“班固谄窦以作威，马融党梁而黩货”，“潘岳诡祷于愍怀，陆机倾仄于贾郭”。尽管这些作家在道德品行上有缺陷，但并不能抹杀他们的文学成就。如果承认文学是“艺”是“术”，文学家是艺术家，文学家是否必须是道德家、政治家，是不言而喻的事情。

作者简介：郭松，四川古蔺人，川大本科生，贵大研究生，从军23年，从检16年，《散文选刊》签约作家，在《散文选刊》《散文百家》《边疆文学》《检察日报》《云南日报》《春城晚报》等发文120余篇，获中国散文年会“十佳散文奖”，4篇散文被选为初高中语文试题。 

（注：本文已获作者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