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风骨的来源、成就和影响
魏晋风骨的来源、成就和影响
郭松
在中国历史文化长河中，魏晋时期以独特的状态风貌，成为一个备受关注的时代。而魏晋风骨这一名称，更被文人视为精神标杆，让其感受无穷的魅力，产生无尽的遐想。
魏晋时期，政治动荡不安，精神却空前自由，充满变革和突破的气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批个性鲜明的士人应运而生，其思想风貌和作品风格构成魏晋风骨。
提及魏晋风骨，不得不提“竹林七贤”——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和阮咸。七位名士常在山阳竹林里聚会饮酒、纵歌清谈，形成“竹林之游”隐逸，“竹林七贤”得名存争议：一说认为有真实的竹林聚会；一说认为“七贤”先得名，“竹林”为东晋附会佛教而已。在竹林里喝酒、弹唱、下棋、聊天，展现出不拘礼法，追求自由的风格。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董仲舒构建的“天人感应”成为两汉时期的统治思想。到了魏晋时期，“天人感应”思想崩溃，随之而来的是人们对人生无常、个体渺小、生命孤独的恐惧，迷惘、困惑、烦闷、焦虑等，无情折磨碾压着人们的心灵，使人们举止失措、乖张无常，离经叛道。
东汉末年宦官、外戚的争夺厮杀、毁灭性的自然灾害、党锢之祸，尤其是汉天子成为军阀手中的玩偶受到嘲弄，“天人感应”因不能自圆其说而崩溃，群体意识瞬间完结、个体意识被唤醒，社会与个体、君主与个体的关系被打破。
从汉武帝到东汉末，士人作为一个依附性的群体出现在社会舞台上，他们已经习惯于把自己融入社会之中，通过把个体奉献给君主、国家来实现自己的价值。而一旦传统发生裂变，依附的主体坍塌，无措的恐惧和尴尬便袭来。
曹操“唯才是举”求贤令发布后，司马氏打着“名教”旗帜杀戮异己，个体和社会的关系变得扑朔迷离，形形色色的思想应运而生。何晏、王弼等在曹魏正始年间构建的“道本儒末”模式，试图将个体与社会结合起来，既体现个体的价值，又调和个体与社会的冲突，但司马氏的屠刀使之流产。
魏晋名士目睹险恶后，用自己的言行构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模式，即超越封建伦理秩序而使人们的思想行为回归自然，以对王权的否定，对儒家礼法的抛弃，对社会的反叛，对传统和社会的对抗，实现个体的精神自由。
“越名教而任自然”成为这一时期思想的主流，表现为：清谈玄远的言语，放荡怪诞的行为，放任越礼的思想，浪漫不羁的气质。阮籍的《大人先生传》，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刘伶的《酒德颂》，刘义庆的《世说新语》，无不表现出这种对礼教的鄙弃反叛，对个性生命的极力张扬。
在魏晋士人看来，虚伪的伦理关系远没有刀光剑影的生命有价值，“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也远没有无拘无束、享受自由实在。因此，放弃入仕、超越名教，破除君臣关系变得合情合理。
从魏晋风度中，可以看到魏晋士人对个体生命的珍重，对自由人格的追求和那种前所未有的洒脱。阮籍放荡不羁，不拘礼法；刘伶恣意放荡，以宇宙之狭，土木形骸，遨游一世；嵇康“非汤武而薄周礼”等等
然而，他们能身心皆适，无牵无挂地皈依自然吗？阮籍但愿长醉不愿醒，长歌当哭？刘伶以酒为命，裸身散发，嵇康服药笑傲，《广陵》绝响，阮咸与猪共饮，发泄愤懑，是司马氏桎梏中的无奈挣扎，他们的醉酒看似珍惜生命，实则残害生命；不仅看到他们逃避现实，也看到他们痛苦万状。阮籍的“率意独驾、恸哭而返”，是其压抑、痛苦又无处发泄的真实。魏晋风度是建立在烦躁与痛苦之上的无奈之举。传统与责任并不因其构建“越名教而任自然”烟消云散，相反被抛入社会与个体无法调和的矛盾中。
魏晋南北朝用“风骨”来形容人,这在当时史籍中随处可见, 如《宋书·武帝纪》称刘裕“身长七尺八寸,风骨奇特”,《北史·梁彦光传》称其“此儿有风骨,当兴吾宗”，这一时期讲究骨紧风清、简贵郁苍的仪态,借此表达不同于世俗的情致。
魏晋文学突破了汉代经学的束缚，强调个体情感的抒发和现实关怀。建安士人如曹操、曹植、王粲等，在诗中真实反映社会动乱与民生疾苦，同时抒发建功立业的壮志。比如，曹操的《短歌行》中“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表达了对生命短暂的感慨和统一天下的雄心。曹植的《白马篇》以游侠形象展现豪迈不凡，《赠白马王彪》充满对命运不公的愤懑，刘琨的《扶风歌》和左思的《咏史》体现了对门阀制度的抗争与个人志节的坚守，这种“慷慨任气”的风格，被刘勰总结为“风清骨峻”，即情感真挚、语言刚健。魏晋诗歌将自然山水与人格精神结合，开创了山水诗和田园诗的雏形。王羲之在《兰亭集序》中通过“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表达了对自然与生命的哲思。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和《饮酒》系列诗，以田园生活为依托，展现超脱世俗、返璞归真的人格。《世说新语》中记载的晋人如王献之、简文帝等，常以自然景物品评人物风神，如“清风朗月”“濯濯如春月柳”。
魏晋时期是楷书、行书、草书等书体的黄金时期。钟繇创立的楷书“古雅质朴，结体疏朗”，奠定了后世楷书的基础；王羲之的《兰亭序》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开创了行书“群贤毕至”的境界；王献之突破楷书端庄与行书平和的界限，形成“一笔书”的连绵笔法。魏晋书法强调“尚神韵”与“尚意”，注重神采与意境的表达。书法不再仅是实用工具，而是士人精神风貌的载体。比如，《兰亭序》通过章法疏密、墨色浓淡，将“生死的哲思”融入书写节奏，体现魏晋士人对生命价值的重新审视。钟繇以楷书鼻祖著称，其《宣示表》展现清简品格；王羲之集汉魏书法之大成，其行草书兼具妍美与气度；王献之以“狂放不羁”的风格呼应嵇康的叛逆精神。魏晋书法奠定了中国书法艺术的发展方向，其“晋韵”成为后世书体的审美标准。唐代书法家如欧阳询、虞世南等都从魏晋风格中汲取养分，形成“尚意”书风。
魏晋时期的绘画，顾恺之提出“以形写神”“迁想妙得”等理念，强调通过线条和造型表现人物精神气质。其代表作《女史箴图》《洛神赋图》等摹本，虽无真迹留存，但保留了原作风格。陆探微开创“秀骨清像”风格，线条连绵流畅，被谢赫评价为“画品”第一品。山水画成为独立画种，南朝宗炳在《画品》中明确将山水画列为六艺之一。绘画从装饰性转向精神寄托，强调通过简约画风表达深邃思想，体现魏晋风骨的清雅与超脱。人物画中“破体”技法（如《鸭头丸贴》留白）和“高古游丝描”线条的运用，提升画面意境与表现力。
魏晋风度作为历史上一个独特的文化现象，其精神内核与行为范式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尤其在文人精神、审美追求、生活态度等方面：
一、个体意识的觉醒与精神自由的追求。魏晋名士在高压与乱世中，通过“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主张，强调个体价值与精神独立。阮籍的“青白眼”、嵇康刑场弹奏《广陵散》等，展现了对抗强权的风骨。这种对自由的追求影响后世文人：在外部束缚中，仍可通过艺术、哲学或生活方式保持精神的自洽与超越。如唐代李白的“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宋代苏轼的“一蓑烟雨任平生”，都是魏晋风度的延续。
二、审美自觉与艺术的本体价值。魏晋时期，艺术从政治附庸转向独立审美。顾恺之的“传神写照”、王羲之书法的“气韵生动”、陶渊明田园诗的“自然冲淡”，都标志着艺术成为表达生命体验的载体。后世文人艺术（如山水画、文人画）的兴起，都受此影响。宗白华评价其为“最富有艺术精神的时代”，艺术应超越功利，回归对生命本质的观照。
三、生命意识的深化与豁达的人生态度。魏晋名士面对生死无常，以“兴尽而返”（王徽之）、“死生亦大矣”（王羲之）的哲思，将短暂的生命升华为对瞬间美的珍视。陶渊明“采菊东篱下”的归隐，并非消极避世，而是对生命质量的选择。这种态度影响现代人：在快节奏社会中，需平衡功利与诗意，重视精神生活的丰盈。
三、多元思想的包容与批判精神。魏晋风度融合儒释道思想，形成“清谈析理”的开明氛围。王弼的“得意忘象”、郭象的“独化玄冥”，展现了艺术创新的活力。影响在于：文化进步需打破单一权威，鼓励多元对话。如宋代理学对玄学的吸收，近现代知识分子对魏晋批判精神的推崇，都体现这一价值。
五、对虚伪礼教的反思与真实人格的张扬。阮籍“礼岂为我辈设”的诘问、刘伶“以天地为房屋”的狂放，直指礼教的僵化。这种反叛并非纵欲，而是追求本真。鲁迅指出，魏晋风度的“通脱”实为对虚伪的祛魅。可从中汲取：规则需服务于人性，而非压抑真实情感的表达。
作者简介：郭松，四川古蔺人，川大本科生，贵大研究生，从军23年，从检16年，《散文选刊》签约作家，在《散文选刊》《散文百家》《边疆文学》《检察日报》《云南日报》《春城晚报》等发文120余篇，获中国散文年会“十佳散文奖”，4篇散文被选为初高中语文试题。
（注：本文已获作者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