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官”这个称呼不妥

“父母官”这个称呼不妥

郭松

时常听到一些人称地方领导为“父母官”，不由让人想起‌古代戏剧中，“父母官”戴乌纱，穿蟒袍，前呼后拥，“肃静回避”，威风凛凛的样子。

“父母”与“官”有何关系，为何要扯在一块？翻阅《辞源》，“父母官”意为“旧时州县地方长官的称呼”。《诗经·小雅·南山有台》提到：“乐只君子，民之父母。”《大学》解释：“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清代乾嘉学派钱大昕考证，“父母官之称，宋初已有矣”，至明代尤为盛。

称呼“父母官”，不由让人想起可亲可敬的父母，对子女千般呵护、万般疼爱，从吃的、穿的、用的，到受教育、找工作，结婚生子，无不操劳奔波、费尽心血。一听到“父母官”，心里不由将做官的与做父母的比较了一番；如果“父母官”都能像父母那样，“爱民如子”，那该多好。然而，现实并非想象的那样，正如钱大昕所说，“虽天下无不爱子之父母，而却有不爱百姓之官。”

“父母官”，既然是父母，那就是一家之长，家长有家长的尊严和权威；当“家长”的，不搞家长制、一言堂，不说了算，怎能树立家长的威信？老幼尊卑、上下有别，当“家长”的可以随心所欲、颐指气使、指手划脚、独断专行。作“子女”的稍有不从，就吹胡子瞪眼睛拍桌子，甚至“家法”惩治，谁叫我是“父母官”，父母的话你敢不听？古语云，“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你不听我的话，敢有异议敢作违抗，是大逆不道，天地不容。为人“子女”者，要温顺听话，毕恭毕敬，孝顺父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唯父命是从”，，否则便是叛逆。

地方官为何热衷于作“父母”？一部《官场现形记》早已把官场习气揭得淋漓尽致。做官容易，做父母难，做父母的都深知艰辛，而做官的都如清代作家彭养欧在《黑藉冤魂》中所言：“其实名利双收，三百六十行生意，再没有强如做官的了。”当官称“父母”，不过是为了抬高辈份，享受当“父母”的尊位权益罢了。只是“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火到猪头烂、钱到公事办”之类的“父母官”，正如顾炎武说的明朝数十万青吏“皆虎狼也”。

在封建社会，父母既是子女的主宰，又疼爱自己的子女，“父母官”通常是州、县的长官，所谓“父母官”有时是百姓对长官的一种赞誉。除此之外，“父母官”还指家乡的官员。古代做官的途径主要是举荐和科举，一旦成为朝廷命官，出于避嫌等原因，通常要到异地为官；而那些京师高官，除本身祖籍在京师外，多数官员的父母还在地方，这些人也把家乡的官员称为“父母官”。

在中国传统政治中，治民而将朝廷政策落实到基层的是州县官员，有如“民之父母”，被称为“父母官”。在古代官僚群体中，“父母官”的地位虽然不高，却身兼行政、财政、司法、教化等职责，所作所为关系到管辖地区百姓的生死荣辱。古代民众是如何看待“父母官”的呢？他们又期待什么样的“父母官”呢？

在古代社会中，“父母官”与民众实质是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民众没有权力，把自己的寄托交给为民做主的清官；清官俨然是庶民利益的代表。多年前有一部《七品芝麻官》的戏剧，说的明代清官徐九经的故事，其中有句台词：“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有学者评论说，“分明透露出在专制政治面前的奴性心理。正是这种心理，构成专制政治得以存在的基础”。在古代君主专制下，官的主人地位是毋庸置疑的，民众无权选择，统治者为民众设定的是“父母”——“为民做主，愚者觉之，弱者扶之，屈者伸之，危者援者，阙者完者，隐然一地方保障”。

按古代传统道德，父尽其慈，子全其孝，总的要求是子服从于父；但也有小杖则受，大杖则走的父不慈子不孝。要求“父母官”不仅应当“爱民”，而且要“教民”“化民”，要顺应民情，导民为善，根本在于“亲民”。这个“亲”字，包罗万象，不但要求“父母官”尽到“父母”的职责，而且要求“父母官”能为民众做实事，与民众打成一片，民众也会爱之如“父母”，“父母官”虽称“父母”，却强调是“官”，这样便与民众构成治和被治的关系。

在这种情况下，“父母官”与民众，既不可能是父与子的家庭关系，也不可能是教师与学生的师生关系，而是一种官尊民卑，地位不平等的，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民众将辛苦所得当作租税交给官府，养活一大批官吏，本来应该是这些官吏的“衣食父母”，但现实关系却倒了过来；官吏对民众的役使、管制、惩罚和督催，成为理所当然天经地义的事；民众对官吏政令的不满、指摘、反对和抗争，成为有悖天理而不守本分的事。

这种情况下的“父母官”与民众的关系，与现在所说的公仆与主人的关系有本质的区别。古代民众没权利选择“父母官”，只能希望“父母官”是青天大老爷。只能期待“父母官”不是剥削他们的贪官污吏。民众在不能选择的情况下，便期望有“贤能”和“循良”的“父母官”降临，期望贤能的“父母官”奉公守法，不避权贵，呵护子民，清廉自持，善理繁剧，明于公断，招抚垦殖，捕盗招亡，设学施教，歼寇全城，息讼止争等。期望循良的“父母官”上顺公法、下顺人情，对上恭敬有礼，对下力行教化，以爱民为己任，以持家为立身之基。期望循吏是合贤能为一的理想官吏，良吏持身清白而有能力，较能吏多些廉洁，较贤吏多些强劲，较循吏多些变通。

在不能奢求贤能循良“父母官”的情况下，古代民众则希望有庸碌无为的“父母官”。民众最不希望贪的“父母官”降临，贪官一味贪腐营私，酷吏是以严刑峻法立威。一般来说，贪和酷都是与民为敌，是“贪酷皆民害，而酷为甚”。一般情况下，朝廷多是以惩贪为首，酷往往在其次。贪官事情暴露，查有实据，处理起来往往有根有据；酷吏多以观望上司意图而行事，且多能舞文弄法，既有上司的纵容或庇护，又有朝纲礼法为凭据，何况有些还打着为朝廷除祸患的旗号。

在古代社会，民众期待的贤能循良“父母官”确实凤毛麟角，而贪官酷吏却车载斗量，在不能奢求的情况下，希望有庸碌无为的“父母官”，他们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虽不会造福于地方，但不会给地方带来灾难。庸碌无为的“父母官”所求的是仕途平稳，想贪却不敢过分，要酷则不敢逼民反，凡事得过且过，也容易满足。在历史上，曾经有许多“父母官”在离任或被惩处的时候，民众上下奔走，请求留任与免罪，最终得到批准，史籍中将其称为良吏，但真正的民众心理，史籍却很难披露。

明清小说中曾经描写民众请求将“父母官”留任的心理，是已经将这些官员喂饱了，如果离任了，朝廷再换一个饿的“父母官”来，他们还要重新喂，如果走马灯似地换官，百姓的血都会被吞噬，在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下，“父母官”很难成为民之“父母”。民众所期待的“父母官”，是能够为民谋福的“父母官”。总的来看，民众所期待的“父母官”，是以不扰民、不害民为上，若是能为地方造福，或者能办些实事，则是民众之福。

造福就是洁己爱民，施惠就是能够办些实事，而实事就是能够使当地人过上平安富足的生活。明代天顺时期的河南许州知州陈纪，发现本州百姓除了务农之外，没有别的谋生之道，而农业总有农闲时，民闲则赌博斗殴，甚至结伙为盗，于是便开发市场，由官府筹集丝纱，并且给予灯油，让百姓纺绩，忙于生计，使“乡市之民无游惰者”。这样的“父母官”以民生为念，在帮助百姓致富的同时，也起到稳定社会的作用。

古代民众期待的“父母官”，不是什么“贤能”和“循良”者，也不是不骚扰百姓的庸碌无为者，而是真正能够为民谋福者。为民谋福，不是那些功利可见、既能得益于当时又能流芳百世的事，诸如修学、建庙、造桥、筑堤等政绩工程，而是能够发挥民众的能动性，挖掘他们潜力的事。古人云：“遗子黄金满赢，不如一经”，也就是说，留给孩子万千财富，不如教授他一种谋生本领。三百六十行，都可以谋生，能使三百六十行齐头并进，并使之能够各显其能的“父母官”，应该是古代民众期待的。

在古代，“父母官”的称呼有其特殊时代背景。而今天，再听“父母官”的称呼，未免别扭甚至有点厌恶。“父母”与“官”合在一起显得不伦不类，将本属于公共范畴的官员履职窄化为血缘领域。再说了，官就是官，官也是百姓，有副对联就说“得一官不荣，失一官不辱，勿道一官无用，地方全靠一官；穿百姓之衣，吃百姓之饭，莫以百姓可欺，自己也是百姓”，揭示的官民关系、民本思想简洁而朴实，并无“父母官”带有的迂腐与糟粕。

已经二十一世纪了，该与时俱进了，不应该再使用“父母官”这个带有封建色彩的称呼。遗憾的是，现实中一些官员还有意无意地自称“父母官”。官员不能自称“父母官”，民众也不应该再称官员为“父母官”。官民关系应该正常一些，应该纯粹一些。官员别想着当民众的“父母”，也别想着当民众的官。

“古调虽自爱，今人多不谈”，“父母官”这一称呼可以休矣。当下，应该关注的是，权力如何为公，如何保证那些掌权的官员恪尽职守，而不是将公权沦为私用。

作者简介：郭松，四川古蔺人，川大本科生，贵大研究生，从军23年，从检16年，《散文选刊》签约作家，在《散文选刊》《散文百家》《边疆文学》《检察日报》《云南日报》《春城晚报》等发文120余篇，获中国散文年会“十佳散文奖”，4篇散文被选为初高中语文试题。 

（注：本文已获作者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