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为何大师辈出
郭松
民国时期，随便将文学、艺术、教育、学术名人默数一下，就能列出一个不简单的名单：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蔡元培、蒋梦麟、梅贻琦、金岳霖、林徽因、胡适、李大钊、陈独秀、茅盾、郭沫若、林语堂、巴金、鲁迅、闻一多、林语堂、老舍、叶圣陶、戴望舒、钱钟书、沈从文、张爱玲、萧红、夏衍、丁玲、曹禺、梅兰芳等。
我估摸，许多人看了这个名单后，还会加上许多自己心仪、放在其中毫不会逊色的名字，不仅这些人的学术、文章、造诣，能说出个子丑寅卯来，就连这些人的生活趣事、社交往来、爱情婚姻、人世浮沉，都能津津乐道。让人记住名字已不易，让人景仰膜拜更不易，说明这些人值得尊敬、值得学习、值得怀念，说明他们是真正的学问家、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
这么多大师出自民国，成为历史长河中一道璀璨的风景，重要的原因是时代和时势。当清朝紧闭的国门，在外国列强坚船利炮下被轰开，当沉睡的人们被西方声光电气惊醒后，带来了民族灾难，也带来了先进技术和先进思想。还有就是学术自由，胡适曾说：“没有学术自由，哪里谈得到学问？”说明文化繁荣的背后，有学术自由的氛围。民国时期，军阀林立，你方唱罢我登场，政权更迭经常。在政权经常更迭的背后，是军阀之间的争斗，这让学者、作家，各抒己见，自由表达，不论对错，只论精彩。
中国的国门被打开后，西方文化、民主思想传入中国，中国人的思想开始转变，徐图变革；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新旧思想兼容并包，有识之士开始探求真理，希望学习西方民主思想、先进文化，用以改造中国文化思想。封建社会被推翻，旧的社会制度被废除，但新的社会制度尚未建立，文人急于表达救国救民的思想，从而出现了大批有见地的学者、作家。1915年发起新文化运动，提倡民主、科学、新文学和新道德，是新的历史条件下一次思想解放运动，造成了名人名人荟萃的状况。
帝制时代的特点是专制，这种专制，不仅仅是政治专制，也是思想文化专制。生活在帝制时代的人，是很难发声的。秦始皇“焚书坑儒”，进行思想文化钳制，接着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又对思想文化进行禁锢。封建大统一朝代，都会对思想文化进行禁锢。文字狱最严重是清朝，比如徐骏为康熙朝翰林院庶吉士，在送别友人时写下诗句“明月有情还顾我，清风无意不留人”，诗中“清风”被解读为暗指清朝，“明月”被附会为隐喻明朝。雍正八年（1730年），徐骏因奏章笔及诗句“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被指影射清朝，以大不敬罪处斩。
当然，民国时期也有文字狱，主要表现为政府或当权者以言论、文字为借口压制异见。比如，洪宪文字狱（1915年），袁世凯称帝期间，一位崔姓警官因撰写讽刺对联“匹夫创共和……袁项城真乃民国罪人”被处决。戴季陶事件（1912年），戴季陶在《民权报》发表《杀》文，声讨熊希龄、袁世凯等“卖国”，遭当局追捕。柏杨案（1967年），漫画家柏杨因《大力水手》漫画被控“影射政治”，遭软禁十年。
1927年国民政府成立后，通过法律强化统治，如1931年颁布《训政时期约法》，确立一党专政体制。在这种政治环境下，言论和出版自由受到严格限制。1934年推行《乡镇保甲条例》，要求户长签署连保协议，规定对异常行为进行举报，否则将面临连带责任。相较于清朝，民国文字狱轻些，但延续了思想控制传统。
清末派遣出国的留学生纷纷回国，成为新式知识分子群体的中坚力量，与国内旧有的思想文化形成对立，造成多元思想文化格局。报刊业的发展助推了舆论相对自由，给精英表达思想和主张提供了可能。社会需要转型、变革，面对国家向何处去的问题，是维持半殖民地半封建状态，还是独立、民主、统一？代表旧制度的清王朝已经被推翻，代表新秩序的的制度并没有建立起来。可新的社会形态是怎样的，并不清楚。当时追求的是共和，认为共和是解决专制的根本办法，但共和并没有给社会带来统一，而是带来了更多的混乱和苦难。正因为如此，寻找救国救民的办法，形成了思想繁荣的局面。
19世纪末20世纪初，多家出版机构在上海成立。许多文化人从国外回来，政府建立稿酬制度，有三种形式：一是稿费，又叫“润笔资”“润笔费”。二是版税，又叫“提成费”“版费”。三是版权买断费，又叫“作价购稿”。稿酬标准各个地方、各个作家不同。北京官方报纸、杂志和文学期刊、学术期刊，稿酬是每千字4-5银元。上海的报刊，一般是每千字1-3银元。读者对于各位作家的喜爱程度不同，各家报刊给每位作家的稿酬也不同。鲁迅的文章，一般稿酬是每千字3-6银元，应该是当时上海较高的。上海出版界的版税标准一般在10-25%之间，郭沫若、胡适、鲁迅的版税也不同，当时最高的是梁启超的版税。按照民国前期的情况，一个作家获得的稿酬养活一家人没问题。学者、作家和其他劳动者一样，每个人的劳动都应该得到尊重。作家的劳动是一种脑力加体力劳动，看似生产的是精神产品，但付出的辛苦和努力，更大、更繁重、更复杂。
民国时期，多种思想文化并存且尖锐、激烈和复杂，西方各种思想大量涌入，许多人第一次看见，第一次听说，自然有非常大的新奇感。在西方文化大量涌入的同时，自然要和中国传统文化发生冲突。有人坚持中国文化，有人接受西方文化，有人把两种文化结合起来。新旧思想的碰撞和激烈的思想交锋，造就了一批文化大师。“清华四导师”之一的陈寅恪，原本是一位非常传统的旧文人，但经留学日本、德国、瑞士、法国、美国后眼界大开，以西方研究历史的方法解读中国历史，形成了自成一派研究历史的方法。
再有胡适，积极引进西方民主、法治、自由、人权等观念，创造了现代中国的公共舆论。创建民国的人多数有留学欧美日的背景，在这样一个中西合璧、文化与社会大融合的时期，文化是他们的长处和武器。他们是白话文新文体创作的第一批人，他们不惧错，敢于尝试，比如新诗和新式小说。再者，这些人有比较深厚的人文背景和家学，特别是江浙一带，文化传统深厚，产生了一大批文化名人。应该说，民国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产生许多不起的文化大师，是在这样一个新旧交替的乱世中，各种因素交叠生长的结果。
民国是一个结束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时期。从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后只有37年历史，其实并不能算是一个朝代。1912年，孙中山推翻清王朝，中国再也没有封建王朝。再者，民国虽然有一个统一的政权，但在大统一的时代披风下，是绵绵不绝的军阀混战，当时的国家，处于一个分裂的状态。
民国更像是一个乱世，不管你在什么地方，都无法摆脱战争的阴影。例如，在1915年，袁世凯复辟，激起国人反对，之后爆发护国战争。袁世凯死后，中国陷入军阀混战。他的手下，有吴佩孚，还有段祺瑞，和张作霖，都成为一方军阀；各自占领一部分土地，当起土皇帝。当然了，这只是几个大的军阀，其他小军阀就更多了。
直到1928年，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中国才实现形式上的统一。但是1931年，日本入侵东北；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到1945年，日本投降后，解放战争，又拉开帷幕。从民国成立，到国民党退出大陆，国内战争一直不断。与其说是一个统一的朝代，还不如说是一个战乱年代，民国更像是一个过渡时期。
作者简介：郭松，四川古蔺人，川大本科生，贵大研究生，从军23年，从检16年，《散文选刊》签约作家，在《散文选刊》《散文百家》《边疆文学》《检察日报》《云南日报》《春城晚报》等发文120余篇，获中国散文年会“十佳散文奖”，4篇散文被选为初高中语文试题。
（注：本文已获作者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