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时文人社交更为风雅

古时文人社交更为风雅

郭松

从古至今，人们都有社交需求。在现今这网络时代，打打电话、发发朋友圈、足不出户就可以交流，即便出去聚会不是打牌、就是喝酒；而在没有网络的古时，虽然车马很慢，交往不便，却能以诗为柬、以酒为媒，通过诗会、雅集等形成文人的社交方式。

先秦时期，文化知识主要集中于贵族及士人阶层，宴饮赋诗成为文人社交的重要方式。《春秋左传·昭公十二年》记载，齐侯、卫侯和郑伯到晋国，拜贺新君即位。席间行投壶之礼，赋诗助兴。中行穆子举箭而歌：“有酒如淮，有肉如坻。寡君中此，为诸侯师。”投中了，轮到齐侯，举矢接茬而歌：“有酒如渑，有肉如陵。寡人中此，与君代兴。”由此可见，“当筵歌诗”是当时社交亮点。

西汉时期，诗会方式逐渐显现。《西京杂记》记载：“梁孝王游于忘忧之馆，集诸游士，各使为赋。”汉景帝同母弟梁孝王刘武性喜结交四方豪杰，大兴土木，修筑梁园（也称“兔园”“东苑”等），延揽宾客。唐朝李白诗云：“一朝去京国，十载客梁园”，说的便是这一典故。《西京杂记》）载，梁园中“有落猿岩、栖龙岫、雁池、鹤洲、凫岛。诸宫观相连，奇果佳树，瑰禽异兽，靡不毕备”，参与者多是文士，枚乘、司马相如、邹阳、庄忌、公孙诡等人都是梁孝王的座上宾。司马相如的《子虚赋》《美人赋》，枚乘的《梁王菟园赋》《柳赋》，邹阳的《酒赋》《几赋》等都是这一时期创作的。梁孝王办诗会，意在壮大声势、招贤纳士；而文人参与这种雅集，也多出于结识权贵的考量。

及至汉武帝时期，诗会变成另一番模样。汉武帝元封三年（108），“柏粱台”建成。有一天，汉武帝在柏梁台大宴群臣。席间，他令俸禄二千石以上的官员，每人即兴赋诗一句，共同联句成篇。最终，包括汉武帝在内的二十余人共同创作出一首《柏梁台诗》。首句是“皇帝曰：日月星辰和四时。”接着是“梁王曰：骖驾驷马从梁来。”又有“丞相曰：总领天下诚难治。大司农曰：陈粟万石扬以箕”等。诗酒唱和变成官员的例行公事，而集会上创作的诗也是“应制诗”，多用于歌咏升平，柏粱诗体便源于这一典故。 

魏晋时期，雅集成为诗会的主要形式，所谓雅集，就是文人雅士吟咏诗文的集会。雅集的内容不仅是谈玄论道、赋诗属文，更延伸至宴游赏乐、游戏竞技等形式，兼具风雅与趣味。席间文人多好即兴创作，点评切磋，也促成文学的发展。《世说新语》中便载有多场魏晋名士的雅集盛事，如西晋名士的洛水之游、东晋渡江士人的新亭宴饮、王导府中的玄谈清会，以及桓温主持的三月上巳诗会等。

西晋石崇的“金谷会”堪称雅集典范，《世说新语·汰侈》记载：“与贵戚羊琇、王恺之徒竞相高以侈靡，而崇为居最之首，琇等每愧羡，以为不及也。”“西晋首富”石崇在河阳金谷涧修建一座金谷园，元康六年（296），石崇为征西大将军王翊饯行，与众好友昼夜游宴，席间，所有宾客赋诗述怀，不能作诗的人要罚酒三斗。会后，石崇把众人的诗作收录成集，命名为《金谷集》，他还亲自撰写《金谷诗序》。此次宴集之后，金谷园就成了文人聚会的场所，石崇与潘岳、左思等人常在此谈古论今，吟诗作赋，史称“金谷二十四友”。

兰亭雅集在历史上久负盛名，《世说新语·企羡》记载，“王右军得人以《兰亭集序》方《金谷诗序》，又以己敌石崇，甚有欣色”，可见兰亭雅集在初创时或许有摹仿金谷会的意味。东晋永和九年（353），王羲之、谢安、孙绰、王凝之、王徽之等名士会于会稽兰亭，可谓是“群贤毕至，少长咸集”，通过曲水流觞、吟咏赋诗体玄悟道、畅叙幽情，成诗数十首。之后，王羲之将诗作汇集成编，并趁酒意挥毫作序，终成“天下第一行书”的《兰亭集序》。

魏晋时期，文人善于捕捉抒写自然之美，山水之趣成为雅集诗文的主题，能够主导并参与这类雅集的，多为高门士族，不仅拥有文化话语权，更凭借其地位与财力，为文人雅集的兴盛提供不可或缺的支撑。如果说魏晋文人的诗酒唱和仍有超逸世外的色彩，那么唐代文人是真的将它融入日常社交。唐高祖武德四年（621）设置修文馆，后改名为弘文馆，不仅是藏书之所，也是皇帝招纳文士之地。而太宗本人雅好诗文，自上而下地引领了一代风气。早在身为秦王时期，太宗便与杜如晦、房玄龄等十八文士欢宴畅饮、行令吟诗。

初唐盛唐时期，宫廷的诗酒唱和尤为频繁，这一风气从宫廷传至士人阶层，在文人士大夫中广泛流行。许多文士在朝堂之外组织集会，以诗会友，以酒寄情。盛唐时期的吴筠，长于著述，常在剡中与越地文士举行诗酒会，他们创作的诗流传至京城，名动京师。另一方面，文人通过这类集会拓展交际、巩固情谊，也推动文人集会呈现出多样形态，创作出不少诗作。唐代大历年间的“浙东诗人群”就曾创作《忆长安十二咏》，分咏从一月到十二月的长安。

唐代文人集会的场所也是多元的，从宫廷盛宴、京都名园，到地方州郡、山寺幽林，乃至私人宅院。天宝十四载（755）二月，独孤及自华州入长安，与好友薛华、裴冀、郑衰等相聚，清明前一日，薛华备好佳肴美酒，在官署厅堂中宴请裴冀、郑裒、独孤及等人。众人斟满酒杯，自中午畅饮至子夜，在花荫下促膝而坐，于月色中即兴赋诗。清明后第三日，几人换上春装，意欲再续前约，择一良辰美景重聚，于是裴冀作东，再次举办宴集。席间作诗云：“上天垂光兮熙予以青春，今日何日兮共此良辰。与君觥浊酒而藉落英兮，如年华之相亲。蹇淹留以醉止，孰云含意而未申？”

中晚唐，文人集会规模虽不及初盛唐时盛大，但诗酒唱和的风雅仍在士人中绵延不绝。白居易与元稹同在长安期间，便常与李绅、李建、庚敬休等人往来唱和，形成活跃的诗友圈，常常聚于一处，或宴饮赋咏，或诗文酬答。元稹在《江楼月》《亚枝红》《酬乐天吟张员外诗见寄因思上京每与乐天于居敬兄升平里咏张新诗》等诗中，皆追忆当年在京师与诸友诗酒交游旧事，字里行间充满对往昔的怀念。

即便到了晚年，白居易仍组织雅集与诸位好友相聚。唐武宗会昌五年（845）春，他邀约六位老者同游山林，饮酒赋诗，史称“香山雅集”或“九老会”。席间七人皆年逾古稀，最长者胡杲已89岁，其余为吉皎88岁、刘真87岁、郑据85岁、卢真82岁、张浑77岁，而74岁的白居易是其中最“年轻”的文人。他们虽已退离官场，却仍以诗相连、以酒相系，展现出唐代文人交际热情。

纵观唐代，诗酒唱和之风始终绵延不绝。随着科举制度的成熟，大批寒门庶族士人通过考试跻身仕途，形成新兴的科举文人群体，扩大诗酒唱和的参与基础。上至帝王将相、公卿贵族，下至寒门士子、布衣文人，皆广泛参与，彼此唱和。诗歌唱和逐渐从高雅的文艺活动，演变为文人日常生活的重要部分。

尽管唐宋时期文人聚会的基本范式已经形成，但真正的文人雅集直到元代才形成规模和影响。“玉山雅集”由元末昆山富豪兼诗人顾瑛主持，“元季知名之士，列其间者十之八九……其宾客之佳，文词之富，则未有过于是集者”，规模之大、历时之久、影响之深远，成为文人聚会的巅峰，被《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誉为“文采风流，照映一世”。

文人聚会在模式和内容上显出雅的格调。一般来说，历代文人聚会大都会沿袭兰亭雅集的模式，在环境优雅的山水胜景或私家园林中，众名士济济一堂，或饮酒品茗，或吟诗作文，或谈玄论道，或琴棋书画。而这些内容，本就是君子雅趣的内容，古时有九雅之说，即寻幽、酌酒、抚琴、莳花、焚香、品茗、听雨、赏雪、候月；还有八雅之说，即琴棋书画，诗酒花茶。李公麟创作的《西园雅集图》，就详细描绘了王诜、苏轼等十六人雅集的情形，共分五组：“提笔作诗”“展卷作画”“弹琴静听”“题石挥毫”及“谈经论道”。

文人聚会的风雅，还体现在聚会时的场景布置中，如酒器、茶器、乐器、盆景插花、文房四宝、古董字画……古时文人并不追求器物的奢华，却对器物的材质、内涵和精美很讲究。文人聚会的风雅，还表现文人聚会时，在与自然山水的接触中，在推杯换盏的激发中，创作出诗歌、书法和绘画等作品；而诗、书、画本为文人专长，也是文人风雅的体现。凡文人聚会，必定作诗，或同题唱和，或分韵赋诗，像顾瑛的玉山雅集“会有其人，人有其诗，而诗皆可诵”。

文人聚会之目的，或基于某种社会需求，如仕宦与荐举；或出于对精神生活的需要，前者带有一定的功利性目的，而后者是文人雅集的理想形态。不过，因为文人自身的文化修养，不管哪种类型的文人聚会，都带有这一群体的趣味，大致来说：

一是雅趣。文人雅集无外乎借饮酒、品茗、赏花、抚琴、赋诗、作画、谈玄等内容实现。而这些内容，恰恰是文人雅趣之所在。以饮酒为例，常人饮酒，往往无所节制，但文人在雅集时饮酒别有风味，经常设置诸多项目来增加趣味，如曲水流觞就是古人举行祓禊后，端坐水溪两边，在上游放置酒杯，任其顺流而下，酒杯停到谁面前，谁就一饮而尽，并即兴赋诗一首。而那些不能赋诗的，就要罚酒，像兰亭雅集时，有四十二人参见聚会，但“前余姚令会稽谢胜等十五人，不能赋诗，罚酒各三斗”。文人雅集时，还有酒令的设置，可以用于佐酒助兴。文人酒令又称雅令，包括字词令、诗语令、酒筹令等，白居易《与梦得沽酒闲饮且约后期》有云：“闲征雅令穷经史，醉听清吟胜管弦。”文人酒令多以诗词和经史为题，故称“穷经史”，目的在于考察文人的才华和机智。酒令之外，还有茶令，像唐代著名的《五言月夜啜茶联句》，就是颜真卿等人在聚会时以联句方式即席创作的茶诗。

二是闲趣。张潮《幽梦影》云：“人莫乐于闲，非无所事事之谓也。闲则能读书，闲则能游名胜，闲则能交益友，闲则能饮酒，闲则能著书，天下之乐，孰大于是。”雅集本就是文人闲适时光的活动，其组织或在公务之余，以追求片刻之闲，如唐代“凡曹司休假，例得寻胜地燕乐，谓之旬假，每月有之”；或多在文人退休隐居之后，主动追求闲适时光，像白居易《香山寺》诗云：“空门寂静老夫闲，伴鸟随云往复还。家醖满瓶书满架，半移生计入香山。”就写出了白居易等九位长者在香山隐居雅集时的闲适状态。后代效法白居易香山雅集的更是不乏其人，据《渑水燕谈录》载，司马光晚年，优游洛中，不屑世务，自称齐物子，他与富弼聚集洛中士大夫贤而老自逸者，置酒赋诗，时人呼之为“洛阳耆英会”。文人在追求安闲自适的雅集乐趣之外，也注重内心的自由与愉悦，像玉山雅集的组织者顾瑛有诗《题钱舜举浮玉山居图》云：“无官落得一身闲，置我当于丘壑间。便欲松根结茅屋，清秋采菊看南山。”便是文人看破名利辞官归隐，在自然山水之间探寻清闲之趣，从而觅得内心的舒适与安闲。

三是逸趣。文人的雅集多选择风景宜人的自然胜境，将参与者安置在一种悠然自得，与自然相通的氛围之中，再通过诗酒风流来激发文人之逸趣。《世说新语·任诞》就载，阮籍、嵇康等七人聚会时，“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在舒畅和谐的情绪环境中，文人才能够最大限度地获得精神上的自由，激发感官上的体悟，享受超越现实的逸兴，像《兰亭集序》就写到：“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王羲之在宇宙的无限中观察人生之有限，以人生之悲苦来体味宇宙的旷达，最后得出“虽世殊事异，所以兴怀，其致一也”的结论，故“虽苍凉感叹之中，自有无穷逸趣”。

雅集作为文人社交的独特方式，其以雅作为文化品格，以趣作为精神追求，在实现情感交流的同时，还创作了大量文艺精品。如果没有一批文人雅集这种方式，中国文学史和艺术史将大为逊色。 

作者简介：郭松，四川古蔺人，川大本科生，贵大研究生，从军23年，从检16年，《散文选刊》签约作家，在《散文选刊》《散文百家》《边疆文学》《检察日报》《云南日报》《春城晚报》等发文120余篇，获中国散文年会“十佳散文奖”，4篇散文被选为初高中语文试题。

（注：本文已获作者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