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读《追问》

再读《追问》

—— 追问贪官落马背后的人性贪婪与制度反思

许如亮

去年秋天，我认真拜读著名作家丁捷纪实文学作品《追问》，并写了读后体会——必须“追问”到底，发表在报纸和网络平台上。近一个阶段以来，即便有《追问》的警示，仍有一些官员重蹈覆辙，纷纷落马，我不禁深思，是什么让这些人“铤而走险”？

近期重读丁捷的《追问》，我的感受不再是初读时对腐败案例的震惊，而是循着书中贪官的心灵独白，直面两个萦绕心中已久的疑问：为何巡视组一到，曾经“稳如泰山”的贪官纷纷落马？为何那些在台上高谈廉政和大力塑造“清官”形象的官员，台下却沦为鼠窃狗盗的贪腐之徒？当再次翻开书页，那些浸透忏悔泪水的文字，终于在人性的幽暗与制度的缝隙里，显露出答案的真容。

巡视组的到来，恰似一把“利剑”刺破贪腐的伪装，而这“一剑封喉”的威力，从来不是偶然。《追问》中的某省交通厅原厅长的案例，堪称巡视组破局的典型案例。这位厅长在任期间，通过“影子公司”操控工程招标，甚至将家人安插在利益链条的关键环节，多年来凭借“表面合规”的操作和“人脉织网”的掩护，屡次躲过常规检查。这样的案例在现实中似曾见过。可当巡视组进驻后，仅用半个月便撕开了他的伪装。这背后，是巡视制度独特的“穿透力”，它跳出了“同级监督太软、下级监督太难”的困境，以“下沉式”核查直抵权力运行的“盲区”，以“靶向式”问责击碎贪官“法不责众”的侥幸。正如一位巡视干部所言：“贪官的伪装再精密，也抵不过对‘权力痕迹’的溯源，每一笔贪腐，终会在群众的记忆和资金的流向里留下印记。”巡视组的到来，本质上是将“休眠”的监督机制激活，让权力在阳光下“现形”，这也是为何贪官面对巡视组时，会从“镇定自若”瞬间转为“惶惶不可终日”。

而贪官“台上君子、台下蛀虫”的“双面性”，则藏在人性被权力腐蚀的渐变轨迹里。《追问》中某市委原书记的自述，道尽了这种异化的残酷真相。他曾是贫苦出身的“励志典型”，刚入仕途时也曾拒绝过小额贿赂，在大会上痛斥贪腐时甚至大动肝火。可随着职位升高，他发现“权力能换取的东西越来越多”，起初他还会用“人情往来”自我安慰，后来便索性将“权力变现”视为“能力的证明”。更讽刺的是，他越是贪腐，越热衷于塑造“清官”形象。这种“双面表演”的背后，是人性的自我分裂，一方面，他们需要通过“正面形象”维护权力合法性，避免被舆论质疑；另一方面，权力带来的欲望膨胀，又让他们无法停下贪腐的脚步。这种分裂，最终在巡视组的核查下彻底崩塌，当其“正面形象”的证据链被贪腐事实击碎，他们便再也无法伪装下去。

深入贪官的心灵深处，会发现他们的堕落并非“天生坏种”，而是“制度漏洞”与“人性弱点”同频共振的结果。《追问》中某国企原董事长的案例尤为典型，他所在的企业长期缺乏对“三重一大”决策的有效监督，董事会沦为“一言堂”，审计部门更是“自己查自己”的摆设。他在忏悔时坦言：“如果当时有个部门能有效监督我，我也不会走到这一步。”这揭示了一个关键问题，当权力失去边界，人性中的贪婪便会被无限放大。而巡视制度的价值，正在于它补上了“日常监督”的漏洞。这种“制度补位”，恰恰击中了贪官的“命门”，他们习惯了在“监督真空”里操作，一旦遇到真正有效的约束，便会迅速暴露无遗。

再读《追问》，更深刻地认识到，巡视组的“见效快”，本质上是制度优势的体现，贪官的“双面性”，则是人性在权力异化下的悲剧。书中那些贪官的忏悔，不是简单的“认错”，而是对“权力如何腐蚀人心”的血泪警示。他们曾有过理想，有过良知，也曾坚守初心，却在缺乏有效监督的环境里，一步步丢掉了初心。同时，也让我们反思，如何让制度监督从“事后追责”转向“事前预防”？如何通过完善“权力清单”“责任清单”，让官员“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这些，正是《追问》留给我们的深层思考，它不仅是一部反腐纪实文学作品，更是一面镜子，照见人性的脆弱，也照见制度完善的方向。

再读《追问》，不是为了“看贪污者的笑话”，而是为了在追问中寻找答案，如何守护权力的纯洁性，如何避免人性的堕落，如何让“台上的清官”成为“台下的真人”。这或许就是《追问》的价值，它让我们在直面黑暗的同时，更坚定地走向光明。

（写于2025.10.5）

（注：本文已获作者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