瞻仰左翼作家联盟成立会址
郭松
十多年前，到上海看望大姨姐、大姨夫，在游览陆家嘴、外滩、苏州河后，慢悠悠地走进多伦路文化街。
这条街是条休闲街，邻近鲁迅公园，长约五百多米，从“L”型的尾巴步入，先看到的是多伦现代美术馆，往前有一座基督教教堂鸿德堂，再往前有一座洋房，曾是日本海军武官住所。
这条街上还有些小资的咖啡馆和小型的收藏馆，比如筷子博物馆、南京钟博物馆、文风奇石藏馆、藏书票馆、集报馆、古陶瓷收藏馆等。街短而窄，路曲且幽，路面由石块铺成，路两边各式洋楼皆为雅商，字画、古董、木器具等，一路过去甚是风雅。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多伦路属租界当局管辖，从建成到抗战，窦乐安、鲁迅、茅盾、郭沫若、叶圣陶、柔石、冯雪峰、赵世炎、张之江、史良、陶晶孙、鹿地亘、陈爱莲、陈仪、王造时及日本友人内山完造等曾在这条街上居住。
1943年7月30日，8月1日汪伪政权收回法租界和公共租界，10月1日以察哈尔省多伦县更名为多伦路。抗战期间，多伦路上大多为日本侨民或侵华日军居住，成为日本侵华海军保甲制度区。到新中国成立之初，多伦路有太阳社、基督教会、上海艺术剧社、中华艺术大学、左翼作家联盟、新中国剧社等团体组织。
左翼作家联盟成立会址在多伦路201弄2号，两幢西式三层清水墙砖木结构花园别墅，具有英国新古典主义风格。1927年，大批先进知识分子聚集上海，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推动马克思主义文艺传播。左翼文艺界人士和文化机构在四川北路一带空前活跃，1930年3月2日，左翼作家联盟在窦乐安路233号（今多伦路201弄2号）中华艺术大学底楼一间大教室成立。
鲁迅发表题为《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的演讲，他强调，左翼作家必须“和实际的社会斗争接触”，否则左翼作家是很容易成为‘右翼’作家”。他提出“左联”应注意几点:第一、“对于旧社会和旧势力的斗争，必须坚决，持久不断，而且注重实力”;第二、“战线应该扩大”；第三、“应当造出大群新战士”，增添新的血液和活力;第四、“联合战线是以有共同的为必要条件的”。
50余名到会作家联名签署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宣言》，通过了左联的理论纲领和行动纲领要点，选举产生了左联领导机构。鲁迅、柔石、殷夫、冯铿、洪灵菲、夏衍、冯乃超、钱杏村、郑伯奇、冯雪峰、阳翰笙、田汉、潘汉年等到会。选举沈端先、冯乃超、钱杏村、鲁迅、田汉、郑伯奇、洪灵菲7人为常务委员，周全平、蒋光慈2人为候补委员。
左联是第一个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文化团体，随着左翼文化的蓬勃发展，国民党当局采取残酷压迫政策，严厉查禁文艺刊物，通令取缔左联组织，秘密捕杀左翼文化人。以1931年的“左联五烈士”事件为标志，左翼文化运动进入艰难时期，但左翼文化人士从血泊中站起来，顽强抗争，调整策略，在黑暗的岁月里，用生命写下光明的篇章。
左联从1930年春成立到1936年初解散，虽然只有不到六年时间，只有480多个会员、但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创造了光辉业绩。左联团结鲁迅、茅盾等进步作家，形成有组织的文艺战线，使左翼文学成为当时文坛主流。机关刊物《萌芽》《北斗》《前哨》等成为重要阵地，经典作品如茅盾的《子夜》、夏衍的《包身工》等在此期间诞生。
在国民党白色恐怖笼罩的年代，进步作家放下笔杆拿起投枪，以文字为武器，在文化战线上开辟了第二条革命道路。1927 年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政府推行文化专制政策，查禁进步书刊，逮捕进步作家。1929至1930 年间，全国被查封书店达 500 余家，《萌芽》《拓荒者》等进步刊物被迫停刊。面对这种文化窒息，鲁迅在《而已集》中写道：“现在的屠杀者，将来要成为被屠杀者。”左联的成立是这种觉醒的爆发。纲领明确提出：“站在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战线上，攻破一切反动的保守的要素，发展被压迫的进步的要素。”
左联成立后，成为中国革命文学的主阵地。翻译马克思主义著作，瞿秋白译介列宁文艺理论，鲁迅编译《现代文艺丛书》；批判“新月派”“第三种人”，揭露国民党“民族主义文学”的专制本质。发起“文艺大众化”讨论，提倡用方言、民谣创作，创办《大众文艺》等刊物；中国诗歌会提出“诗与诗人大众化”。茅盾《子夜》，揭露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蒋光慈《咆哮了的土地》，描写农民武装斗争，柔石《为奴隶的母亲》，控诉封建压迫的罪恶。
左联的存在引起国民党当局恐慌，他们采取“文化围剿”政策，1931 年1月17日，柔石、胡也频等五位左联作家被捕，2月7日被秘密处决。鲁迅悲愤写下《为了忘却的记念》，揭露“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在血沃中成长”。禁止书店代售左联刊物，查封印刷进步书籍的印刷厂，国民党文人发起“民族主义文学运动”，左联以《“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运命》等檄文予以痛击，揭露其法西斯本质。
后左联解散，以响应抗日统一战线，但其历史功绩不可磨灭，推动文学大众化提出“大众语运动”，主张文学要“从大众中来，到大众中去”，为后来延安文艺座谈会奠定基础。左联成员有30 余人加入中国共产党，周扬、夏衍等成为新中国文艺界领导人。通过《义勇军进行曲》歌词创作、《放下你的鞭子》街头剧演出，激发民众抗日热情，左联作家用生命诠释了“笔杆子也是枪杆子”。
左翼文学的发生和左联的成立不是偶然的，从某种更深层的意义而言，是“士志于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传统士大夫忧国忧民思想的继承、延续和新的演化。1917年，李大钊在《俄国革命之远因近因》中提出“革命文学之鼓吹”的新主张。1921年，郑振铎发表《血和泪的文学》，提出“现在需要血的文学和泪的文学，似乎要比‘雍容尔雅’，‘吟风啸月’的作品甚些吧，‘雍容尔雅’‘吟风啸月’的作品，诚然有时能以天然美来安慰我们被扰的灵魂与苦闷的心神，然而在到处是榛棘，是悲惨，是枪声炮影的世界上，我们的被扰乱的灵魂与苦闷的心神，恐总非他们所能安慰得了的吧。”
1923年，茅盾发表《“大转变时期”何时来呢？》，批评中国知识阶级中了名士思想的毒，主张“附着于现实人生的，以促进眼前的人生为目的”的现代“活文学”，大声呼唤“我希望从此以后是国内文坛的大转变时期”。1926年，郭沫若在《文艺家的觉悟》中斩钉截铁地说，“我们现在所需要的是站在第四阶级说话地文艺，这种文艺在形式上是写实主义的，在内容上是社会主义的。除此以外的文艺都已经是过去的了。包含帝王思想宗教思想的古典主义，主张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浪漫主义，都已经过去了。”
左联的成立使革命文学从狭隘走向宽广，在承继和断裂中使五四文学从平民文学发展为具有新型性质的左翼文学。哪怕这种文学革命性大于艺术性，只要有益于时代、民族、国家和大众。对于左联和左翼文学，我们衡量和评价的尺度，不仅仅是文学、艺术和审美的尺度，更应该是 “以身殉道”、燃烧整个灵魂至身体和生命尺度、精神尺度和“大善大美”的哲学伦理尺度。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左联及其左翼文学是内容、精神远远高于审美、艺术的，是突破了文学疆域的文学，是鲁迅所言“文学是战斗的”艺术。
作者简介：郭松，四川古蔺人，川大本科生，贵大研究生，从军23年，从检16年，《散文选刊》签约作家，在《散文选刊》《散文百家》《边疆文学》《检察日报》《云南日报》《春城晚报》等发文120余篇，获中国散文年会“十佳散文奖”，4篇散文被选为初高中语文试题。
（注：本文已获作者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