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李白做官
郭松
李白也曾做过三个官：昌隆县流外官，无品级，负责文书杂务，属临时职务。翰林待诏，无品级，属文学侍从，起草诏书。永王李璘幕府掌书记，约从八品，专司“书奏表启”，属幕府文职。
李白孜孜以求的是从政做官，他虽然生活在盛唐，但是当时社会矛盾已经非常尖锐，他的理想是做一名宰相之类的大官，通过给皇帝出谋划策，指点迷津，使国家安定富强，让百姓过上好日子。
李白如果做官，恐怕也够呛！他玩不转官场，不得要领。他性格桀骜不驯，缺少做官的老成持重，他在《将进酒·君不见》写到：“千金散尽还复来，烹羊宰牛且为乐，”虽然有点夸张，但可以从中窥见一斑，这个人是不计后果的，或做事缺乏深思熟虑的。
李白其实是个十足的酒鬼，同样在将《进酒·君不见》他写到：“会须一饮三百杯”，这也许最能说明他喝酒厉害。他还写到：“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他不仅喝酒，还喝大酒，听听“惟有饮者留其名”,多牛逼啊，谁敢用他。
那一句“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也许是最牛逼的劝酒词，李白自己喝酒也就罢了，还劝别人和他一样喝酒。有人说这只是李白的诗歌，不足以说明他本人真的是这样，大都是文如其人，他写的几乎是他内心所想的，在历史上李白也确实是这样一个人。
不谙世事，官场不比喝酒和写诗。先做翰林供奉，后做幕府掌书记，但是没有做多久，就干不下去了，有许多人说是他得罪权贵，事实上是李白不谙世事，他既然选择当官，就不要再说所谓清高，就应该“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否则，就是不伦不类。
像李白这样一个人，写写诗歌是挺好的一件事，他不适合做官，但是他又挖空心思去谋求做官，经过千辛万苦求得官，又不丢掉那可怜的清高，也不去利用自己的长处，比如喝喝酒，吹吹牛逼，这些虽然老套，俗气，有时却可能管用，他如果去结交一些权贵，也许不至于老了还穷困潦倒，客死他乡。
缺乏自律，便有可能喝酒误事。喝酒是古代文人的标配，就像武士手不离剑一样，李白是口不离酒的。他从昌隆（今江油）走出后，在襄阳认识了比他大12岁的孟浩然，两人都爱喝酒作诗，李白非常崇拜孟浩然，与之结成亦师亦友。孟浩然一生没有做官，仅有的一次还因他喝酒耽误了。有一次大臣韩朝宗准备推荐孟浩然做官，可孟浩然和朋友喝酒，喝到尽兴处，把赴约的事搁一边，惹得韩朝宗大怒，从此再也不推荐他。
韩朝宗是官场元老，许多官员都是他推荐的，当时有“生不用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的说法，可见他在当时影响之大。然而李白写了《与韩荆州书》，请求他推荐自己做官，韩朝宗连个回信也没有。尽管这封信写得汪洋恣肆，文采飞扬，但眼光老辣的韩朝宗不为所动。其中原因一方面是李白这封信写得太狂，摆出一副和对方平起平坐的姿态，一点求人的意思也没有。更重要的是韩朝宗对李白没有好印象。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既然孟浩然喝酒误了赴约，李白和孟浩然这么投脾气，没准李白也会做出这样的事。
事实上，李白被召入宫做中翰林待诏时，唐玄宗有一次命李白做新词娱乐，可李白已经喝醉了，侍从只好“以水沃之”，用水把他浇醒。假如李白真做了官，虽然古时候的官员都有喝酒的雅好，但以他醉酒的频率，耽误政务是极有可能的。
政治理念陈旧，不合时宜。李白早年在家乡读书时，经常和一个叫赵蕤的人来往，这人喜欢谈论纵横学说和王霸思想，对李白的影响很大。李白的理想就是“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把自己比作战国时期苏秦、张仪、管仲、晏子之类的人物，希望辅佐国君成就霸业。战国时期，群雄争霸，各路诸侯都在探索富国强兵的路子，广开言路，招揽人才，对士人特别尊重。士人凭借三寸不烂之舌，游走于诸侯之间，朝秦暮楚，纵横捭阖，风光无限。可惜李白生不逢时，他的这种理想是动乱时代的产物，到了唐朝，封建集权政治已经成熟，大一统格局已经牢固，这种靠游说诸侯立身的士人和他们的主张已经没有空间了。
做事急于求成，喜欢一劳永逸。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封建社会大多数读书人的人生理想，落实到行动上就是读书、科考、做官三部曲。但是李白不愿走寻常路，他认为科举太慢了，一步步从小官做起，等熬到皇帝身边，已经晚了。他希望通过漫游树立声望，引起统治者注意，一步到位。42岁的时候，他的赫赫诗名引起唐玄宗注意，被征聘入宫，供奉翰林。但唐玄宗看重的是他的文学才能，并没有打算让他发挥政治才能。李白在宫中既不受重视，又受到他人排挤，一赌气便辞宫出门了。李白把政治看得太简单了，他以为政治不过像医生看病一样，只要开一剂处方，就会药到病除。他理想的模式是“功成拂袖去，归于武陵源”，从此一劳永逸。但社会矛盾是错综复杂的，不可能用一种方法就能解决，而且各种矛盾层出不穷，互相交织在一起，不可能一蹴而就。
意气用事，缺乏变通能力和坚韧精神。李白的思维是直线式的，爱憎都表现在情绪上，对喜欢的人和事大加赞赏。对不喜欢的人和事，则横眉冷对。李白虽然是读书人，却随身佩带宝剑，一言不合就拔剑。李白的这种性格，注定不会成为一名大官，大官从来都是善于隐藏情绪和心迹的。东汉开国皇帝刘秀，在哥哥被更始帝杀害之后，并不急于报仇，而是装作若无其事，从而保存了性命和实力，并最终登上皇帝宝座。
官渡之战前夕，曹操长子曹昂被张绣杀，曹操为了稳定人心，树立宽宏大量的形象，不计前嫌接受张绣投降，并与之结成儿女亲家，争取到了许多中间力量甚至敌对力量，取得了官渡之战的胜利。明朝内阁大臣李东阳，在宦官刘瑾专权期间，忍辱负重，委曲求全，坚持在本职官位上与刘瑾周旋，不惜被人误解为贪恋相位，尽最大努力把刘瑾的危害减到最小，直到刘瑾被诛才辞官。像这样的事情，李白是做不来的。他的原则是“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
思想单纯，政治敏锐性不强。这是李白致命的弱点，他也确实因此差点丢了性命。安史之乱后期，永王李璘以平叛的名义壮大力量，准备挑战太子的皇位。路过庐山的时候，三次写信邀请在隐居的李白，聘请他为随军幕僚。李白不顾夫人劝阻，也就真的去了。此时离太子李亨继位，已经一年多了，永王已经表现出叛乱的迹象。李白可能也看出些端倪，但他太想出风头了，他怎么甘心一辈子不干点大事就这么在隐居呢。他意气风发地随永王大军上路了，并且一路高歌，连续写了11首《永王东巡歌》，虽然主要是抒发一展抱负的豪情，但也不乏对永王的溢美之词，这也为他后来牢狱之灾埋下了伏笔。永王兵败被杀后，李白被关进大牢。尽管他多次申辩是被永王胁迫的，但这些溢美之词成为对他不利的证据。
同样是大诗人的王维就比李白聪明得多。安禄山攻陷长安以后，王维被迫做了安禄山伪政权的给事中。王维深知一旦皇权恢复，他的罪过极大，便写了一首怀念天子的诗《凝碧池》，以口头形式流传出去。这样既不给安禄山留下把柄，又向皇帝表白了心迹。后来长安收复，许多给安禄山做事的人都被判罪，而王维却因为这首诗加上有人说情而免于处罚。
大自然赋予每个人不同的天资秉性，注定其在社会上不同的角色和定位，这种角色和定位一旦形成，很难按照主观意愿随便转换。李白天生就是一只大鹏鸟，他不可能成为供人驱使的鹰犬，他的天然使命不是猎捕鼠兔，而是无拘无束地在天空中翱翔。如果李白真做了一个循规蹈矩谨小慎微的官吏，不仅是他个人的不幸，也是中国文化的不幸，中国诗坛将因为缺了李白而黯然失色。
唐玄宗没有重用李白是他觉得李白只适合喝喝酒写写诗，只给了李白一个翰林待诏的闲职。通过后来李白追随永王出山可以看出他的政治见识和才能不是一般的差，简直可以用天真幼稚来形容。唐玄宗要是让李白做官，估计李白要不了多久就会死于政治斗争。唐玄宗挽救了李白，让李白给后人留下中国诗歌中最璀璨的明珠，为盛唐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作者简介：郭松，四川古蔺人，川大本科生，贵大研究生，从军23年，从检16年，《散文选刊》签约作家，在《散文选刊》《散文百家》《边疆文学》《检察日报》《云南日报》《春城晚报》等发文120余篇，获中国散文年会“十佳散文奖”，4篇散文被选为初高中语文试题。
（注：本文已获作者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