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痼疾八股文
郭松
八股文，是古代科举考试一种格式固定的文体，起源于宋代，成熟于明清；八股是八个组成部分，依次为破题、承题、起讲、入题、起股、中股、后股、束股。
北宋王安石变法时期，其科举改革主张“罢诗赋而取经义”，强调儒家经典义理阐发，奠定八股文的思想基础。南宋时期，经义考试进一步简化，以朱熹集注《四书》为命题范围。元仁宗延祐年间，王充耘提出“八比”写作方法，内容限定于《四书》文句。明成化二十三年明文规定八股格式，要求“代圣人立言”。清代乾隆年间编纂《钦定四书文》作为官方范文，进一步强化规范性。
考生用什么样的字词来写，句子写长还是写短，字词和句子的语气与腔调，都有严格的要求，不得自由发挥。擅长写作的人都知道，文章不在于长短，而在于是否凝练，是否有真情实感。唐诗宋词读起来朗朗上口，有优美的意境，深沉的情感，深邃的思想，读过后也容易记住。而八股文条条框框很多，很啰嗦，明明几段文字甚至几句话就能说明白，考生为了应付科举考试，往往要围绕一个话题长篇大论。
八股文以论说为主，读起来枯燥乏味，趣味性跟写景状物、游记、传奇类散文也没法比。八股文会抹杀考生的想象力，作文历来需要想象力，需要发散式和跳跃式的思维，如果限制这些，只能催生千篇一律的“套文”。清代蒲松龄写过一篇小说《贾奉雉》，对“八股文”进行了辛辣的讽刺。贾奉雉是甘肃平凉的读书人，在当地才名冠绝一时，因不懂作八股文的诀窍，科举考试总是考不中。有人听说后，找到贾奉雉，告诉他，在烂文章中摘取些空洞俗套的句子，说：“天下之事，有时踮起脚、仰着头，努力去争取反而得不到，俯首去拾取就容易得多。”贾奉雉听从他的建议，用这个方法在考场上作答，写出的八股文竟然中了第一。贾奉雉每次想起写的这篇答卷，却一读一身汗，感到“以金盆玉碗贮狗矢，真无颜出见同人”，羞愧得只想隐居山林，连功名都不要了。
当时，参加乡试、会试的考生，在考试过程中需要写3篇八股文，常有人将明清时期的科举考试称为“八股取士”。明末清初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说：“经义之文，流俗谓之八股，盖始于成化以后，股者，对偶之名也。”这是说，八股文的考试形式确立于明宪宗成化年间。实际上，八股文在之前的科举考试中已经出现，明太祖朱元璋一统天下后，刘基等官员拟定科举制度的规定，将考试范文呈上去给朱元璋看。朱元璋看到这些反复采用分股对偶的文章，可能心生厌烦，生气地说：“何故说了又说！”
作为平民出身的皇帝，朱元璋深知，若要使国家稳定，一定要控制读书人的思想。他打下江山后，很快颁布诏书，提出“非科举者，毋得与官”，使读书人对科举考试趋之若鹜。他与刘基等人在制定考试内容时借鉴宋代的“经义”，即《明史·选举志》说的，使“其文略仿宋经义，然代古人语气为之，体用排偶，谓之八股”。顾炎武认为，“股”就是文句要用比偶，也有人称其为“八比文”。
洪武年间探花黄子澄会试卷采用八股文作答，题目叫《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出自《论语·季氏》。他作的文章多用比偶，文中大都是歌颂大明天子的词句：“主圣而明，臣贤而良，朝臣有穆皇之美也；治隆于上，俗美于下，海宇皆熙皞之休也……”他凭借这篇文章考中会试第一。到了殿试时，他一时紧张，明太祖问他年龄，他先是答36岁，再问他是哪年出生，他竟然慌得说不出话来。朱元璋就把他从第一名改成第三名。黄子澄后来成建文帝的大臣，为削藩提过不少建议。燕王朱棣发动靖难之役，夺走皇位；黄子澄面对朱棣的审讯，抗辨不屈，被处以磔刑（即肢解）。
在明成化以前，科举考生写经义文章“或对或散，初无定式”。成化年间，明宪宗正式将八股文作为固定的考试文体，使此后考官评阅试卷，必先看是否符合格律严密、组织完整的八股文格式，再看内容，只要不符合格式，都判定为不合格。从此，读书人不仅被儒家思想、孔孟之道束缚，还被困在八股文的囚牢里，把大半生精力都放在学写八股文上。读书人为了考取功名，从小就要诵读四书五经，学作八股文。很多人整天埋头学写八股文，两耳不闻窗外事，对民间疾苦和天下形势一无所知，不仅消磨了大把时光，还导致“士不成士，官不成官，兵不成兵，将不成将”。顾炎武说：“八股之害，甚于焚书，而败坏人才，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他认为，科举考试应该用经史和当世之务取代八股文。
清朝入主中原后，采用“拿来主义”，仍然延续明朝八股取士，且更加文辞空洞、枯燥乏味。《清史稿》记载：“有清科目取士，承明制用八股文……谓之‘制义’。”如此一来，八股文就像另一种文字狱，有效地钳制了文人的思想。八股文难不倒学霸，但他们中不少人鄙视八股文。明代才子唐寅（字伯虎）就说：“若闭户经年，取解首如运掌耳。”唐伯虎这句话，一方面说明他才华出众，确实有狂的资本，他说完此话没多久，就考中应天府乡试解元，只是后来进京，被卷入徐经科场舞弊案，才无奈地终结科举生涯。另一方面也说明，写作八股文不需要太大的学问，对于唐伯虎这样的才子，备考年把时间就够了。
明朝时五经文（儒家“五经”《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的题目）以五百字为满篇，四书文（“四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的题目）以三百字为满篇，清康熙时四书文要写满六百字，乾隆以后增到七百字。八股文的题目出自儒家“四书五经”，考试不仅对形式要求严格，对内容也要求苛刻。考生在写作时，不能随意发表自己的看法，更不能有任何离经叛道的想法，文章要“代圣贤立言”，也就是模仿古人的口吻，内容上要体现儒家先贤的思想。
明清时期学校教育也重八股文，不让学生学写其他文章。幼童从对对子之类的基本功练起，朗诵着《声律启蒙》中“云对雨，雪对风，晚照对晴空”的句子，大一点便诵读四书五经，就学写八股文。学生如果不好好学八股，还琢磨着诗词歌赋，便是“不务正业”。明弘治年间有个大学士叫刘健，一生追慕程朱之学。这个老爷子也很狂，狂到看不起李白、杜甫。他常对年轻人说：“好笑后生辈，才得科第，却去学作诗。作诗何用？好是李、杜，李杜也只是两个醉汉。撇下许多好人不学，却去学醉汉。”但是，“诗仙”李白能写出“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欺强而不凌弱，一身文人傲骨；“诗圣”杜甫能写出“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虽微言轻，心中却装着天下万民。
那些只会写八股文的老学究留下了什么？明末清初另一位批判八股文的思想家王夫之，写了一部《夕堂永日绪论外编》，揭露八股文的荒谬，说崇尚八股文的科举考生“皆束书不观，无可见长。则以撮弄之具为巧，娇吟蹇吃，耻笑俱忘”。骂八股文的王夫之，跟随永历帝举兵抗清，南明亡后归隐林泉，著书立说，终身没有剃发。写八股文的高官名儒，有不少却拜倒在清军的铁骑下，带头向新来的统治者下跪。
明清八股取士，使科举考试有了一个固定的考试项目，为士子提供公平的竞争机会，他们可以通过寒窗苦读实现自己的抱负，完成阶层跃升。但是，八股取士也有很多弊端，其过多讲求格式、思想统一，不重视文章的实际内容，有的人平日里下笔如有神，却始终得不到考官的眷顾，所谓“文章虽好，难入试官眼”，说的就是这些才智出众却名落孙山的士子。随着八股文的弊端逐渐暴露，在近代以前，就出现废除八股的提议。
清乾隆年间，兵部侍郎舒赫德上书，提出取消八股文：“科举之制，凭文而取，按格而官，已非良法……今之时文，则徒空言而不适于用。”舒赫德的忧虑不无道理，却遭到以军机大臣鄂尔泰为首的“顽固派”的反对。朝廷把舒赫德的奏章发给礼部议复，礼部给出的反驳也十分有力，大致意思是说，八股文“皆空言抄袭而无用”，但明清以来，国家的栋梁之才大多通过这个途径产生，他们都读孔孟，都写八股文，在历史上做了许多贡献，如今不反思如何挽救“末流之失”，转而追究“作法之源”，这难道不是过错吗？辩论以顽固派胜利告终，舒赫德的建议没被采纳。
通过八股取士选拔出来的官员，有些人接受了儒家传统思想的熏陶，在国家危难之际挺身而出，忠君爱国。明末有史可法、张煌言、堵胤锡等名臣，坚贞不屈，以死效国。清军入关时，在对付他们时遇到不少麻烦，也知道用思想武装读书人有多么顽强。但鄂尔泰的说法就有些耐人寻味，支持八股文的顽固派鄂尔泰在这场辩论中说：“非不知八股为无用，特以牢笼人才，驱策英才，其术莫善于此。”这是说，并非不知道八股文没有实用价值，但用它来控制读书人，好用啊！
鄂尔泰等人还将八股文归因于“奸邪之人”和“迂懦之士”，说是这些人败坏了八股取士的名声。然而，在八股取士的制度下，读书人大都贪图功名官位，只读四书五经，只学八股文，不过问其他知识，表面上看文绉绉，实际上都是井底之蛙，才有太多像范进、孔乙己之类的腐儒。鄂尔泰之流口中“奸邪之人”“迂懦之士”，本身就是八股取士的产物，他们却把八股文的没落归于这些人，实乃本末倒置，颠倒黑白。
骂归骂，考归考。不喜欢八股文的人多了去了，最终还得捧起圣贤书来读。晚清的曾国藩是一个不喜八股的人，但为了仕途，他考举人、进士都考了几次，发扬屡败屡战的精神，才成功跻身朝堂，机缘巧合下到地方办团练，拉起一支湘军，扫平太平天国，成为一代名臣。曾国藩却在家书中对儿子说，八股文、试帖诗之类，“尽可不看不作”，“实无益也”。在追求功名的道路上，曾国藩对八股要说一句“真香”，他写的八股文也颇有古文风采，但该骂的时候还是要骂。
晚清学者，虽有不少是科举考试出身，但有人痛恶朝政昏暗、列强侵凌，痛骂腐朽的八股文，号召废除科举。辛亥革命后，中国教育制度得到发展，反帝反封建的声浪一阵高过一阵；戊戌变法的领袖康有为，正是八股文的反对者。不过，作为一个攻读经史多年的的读书人，他也在科举的独木桥上折腾很多年，著名的“公车上书”就在进京应试的路上。康梁变法要求废八股时，有个以卫道士自居的守旧派就抓住康有为苦学八股文多年的把柄，进行讥讽。康有为很没面子，只好说是受老母亲之命，才苦练八股，考取功名。
戊戌变法的重要内容之一，废八股，改科举，办学堂。康有为在《请废八股试帖楷法试士改用策论折》中指出八股文的危害：“今变法之道万千，而莫急于得人才；得才之道多端，而莫先于改科举；今学校未成，科举之法，未能骤废，则莫先于废弃八股矣。”“诸生荒废群经，惟读四书，谢绝学问，惟事八股，于二千年之文学扫地无用，束阁不读矣。”在康有为看来，沉迷八股文的人连经义都忘了，从童年到白首，写起文章来，像是俳优涂脂抹粉、登台唱戏，不过是闭目塞听的庸才。康有为表示，这些八股做题家，甚至“不知司马迁、范仲淹为何代人，汉祖、唐宗为何朝帝者。若问以亚非之舆地、欧美之政学，张口瞪目，不知何语矣！”尽管百日维新转瞬即逝，但康有为的猛烈一击打中八股文的要害。光绪二十七年，八股文被正式废除，科举改考策论。四年后，连八股文依附的科举制度也走到尽头。
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中列举党八股的八大罪状：空话连篇，言之无物；装腔作势，借以吓人；无的放矢，不看对象；语言无味，像个瘪三；甲乙丙丁，开中药铺；不负责任，到处害人；流害全党，妨碍革命；传播出去，祸国殃民。并把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比作“两个怪物”，要“弄得这两个怪物原形毕露，‘老鼠过街，人人喊打’，这两个怪物就容易消灭了。”
作者简介：郭松，四川古蔺人，川大本科生，贵大研究生，从军23年，从检16年，《散文选刊》签约作家，在《散文选刊》《散文百家》《边疆文学》《检察日报》《云南日报》《春城晚报》等发文120余篇，获中国散文年会“十佳散文奖”，4篇散文被选为初高中语文试题。
（注：本文已获作者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