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访千年学府岳麓书院
郭松
在中华文化的历史长河中，湖南以其独特的湖湘文化成为一颗璀璨的明珠；而岳麓书院，则是这颗明珠上最为耀眼的宝石。
多年前到长沙出差，空闲时拜访这座书院。走进书院，仿佛穿越时空隧道，回到那个书声琅琅、墨香四溢的年代。湘江西岸，清溪翠林之间，沐潇湘之雨露，浴岳麓之灵气，这座千年贤者云集、思想迸发的书院，历尽沧桑而不衰落。
门额“岳麓书院”为宋真宗御赐，门联“惟楚有材，于斯为盛”彰显学术文化。大门后原为礼殿，明代时改建为二门。五间单檐悬山式，正面悬有“名山坛席”匾。名山即著名大山，古代指五岳，岳麓山为南岳衡山之尾。坛席即坛位，除地为坛，上设席位，以示生徒对老师的礼遇。
“讲于堂、习于斋”是岳麓书院讲学的基本规制，千年来，无论影响深远的朱张会讲，还是其他大家开坛设讲，或是日常的讲学、研习，都在讲堂斋里进行；博大深沉的湖湘文化、叱咤风云的湖湘人物，都在这里养成、壮大。
漫步在书院大气端庄的讲堂，注意到左侧有一方石刻，清乾隆十三年山长王文清——一生著述宏丰、以诗文和考据经史闻名的鸿儒，制定的《岳麓书院学规》十八条。前十条以“立德”为主，要求学生“时常省问父母”“朔望恭谒圣贤”“举止整齐严肃”；倡导节俭，“服食宜从俭素”；交友谨慎，“损友必须拒绝”；珍惜时间，“不可闲谈废时”。后八条以“求学”为主，要求学生“日讲经书三起”“日看纲目数页”，不仅要读古人的经典，还要“通晓时务物理”，如果读书至深夜，要“夜读仍戒晏起”。尤其最后一句“疑误定要力争”，激励着学子保持批判精神，敢于追问。
走过写有“实事求是”的匾额，讲堂正中设有高约一米的长方形讲坛。屏风前摆放着两把鸡翅木交椅，是为纪念朱熹和张栻两位理学大师同堂会讲。在讲台两侧有一副66字长联，由清乾隆年间书院山长旷敏本所撰：“是非审之于己，毁誉听之于人，得失安之于数，陟岳麓峰头，朗月清风，太极悠然可会；君亲恩何以酬，民物命何以立，圣贤道何以传，登赫曦台上，衡云湘水，斯文定有攸归。”当年赫曦台高踞岳麓山，也许正是登得高望得远，看到衡山的云、湘江的水，眼界才开阔了，叩问才更深了。
岳麓书院孕育了博大精深的湖湘文化，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文人学士。宋、元、明、清，这里相沿办学，弦歌不绝。哲学大师张栻、朱熹、王阳明在此讲学；经学大师王文清、王先谦在此从事教育及学术文化活动；近代名人魏源、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等在此就读；毛泽东、何叔衡、蔡和森等革命家从这里走出。
每一块匾额、每一幅楹联、每一块碑刻、每一座教学斋和藏书阁，都承载着湖湘文化。岳麓书院办学是从唐末五代开始的，早期由僧人经营。公元976年，潭州太守朱洞创建岳麓书院，管理权交给儒者。此后千年，岳麓书院一直是儒家教育的圣地和学术文化的中心，也是中国文化史上规模最大、延续最好、最有名望的书院。
公元1015年，宋真宗将这座书院的负责人周式请到汴京，赐给他书籍马匹，书写“岳麓书院”四字相赠。宋真宗曾亲自听周式讲学，并许以功名利禄，留他在京都做官，但遭到他的拒绝。周式的品行成了历代负责人效法的榜样，书院也成了读书人的学术文化人格的冶炼场。
宋真宗所赐的“岳麓书院”四个字，一直高悬在大门上。宋真宗之后，宋理宗、明世宗、清康熙、雍正、乾隆相继赐书、赐匾，历朝历代的地方官员、乡绅显贵纷纷置田修舍，捐物捐钱，使教者得以安心教书，学者得以安心就学。
岳麓书院实行山长负责制，山长的道德、学识、名望都是出类拔萃的。书院有自己的田产，通过将土地租赁给农民，形成独立的经济体系。老师有优厚的年薪，学生有可观的助学金，学生以自学为主，每隔十天半月，山长亲自授课。有严格的办学规章，每月都要考试，奖优罚劣。
岳麓书院对内严格管理，对外开门办学，常年接待访问学者，容许外来人员旁听，保持很高的教学质量，其地位远在官学之上。现存建筑大部分为明清时期修建，主体建筑分为讲学、藏书、供祀三大部分，每一部分独立成一个院落。大院落又分若干个小院落，相互交错，连环往复。三大主体建筑周围，有许多配套的园林建筑；古建筑有御书楼、文昌楼、半学斋、十彝器堂、濂溪祠、湘水校经堂、自卑亭等。
这座书院的一草一树、一亭一台，都成为文人雅士“心之所向”，他们创作的风雅诗词数不胜数。杜牧《山行》诗“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让岳麓山腰青枫峡谷中的爱晚亭美景流传于世；明代蔡汝楠作“朱张院启松阴静，屈贾台连岸月秋”，将书院的人文和景色交织融合；毛泽东多次来到岳麓书院，赋诗“莫叹韶华容易逝，卅年仍到赫曦台”，抒发对书院的深厚情结。
岳麓书院的“会讲”，是不同学派或不同见解的学者就一些学术问题展开讨论。书院最早的“会讲”，当属朱熹、张栻之会。朱熹、张轼会讲时，分别是37岁和34岁，却都跻身中国学术的前列。朱熹，徽州婺源人，南宋理学家，和张栻一样，是程颢、程颐的弟子。朱、张的学术思想皆源于二程，二人都以得二程真传自诩，但他们的学术见解有区别。一方面是二程之间本来就有区别，朱熹受小程影响较多，张栻受大程影响较多，另一方面，二人学术师承不同，加之个人经历、生活环境不同，在不少学术问题上意见不一。
南宋乾道三年，张栻主持岳麓书院，朱熹决定前往湖南，和岳麓的张栻“会见讲论”，切磋学术。当时，“湖南之行，劝止者多，然其说不一。”劝止理由包括一些学术上的宗派偏见。但朱熹意志很坚定，决意前往。是年八月，朱熹从福建崇安启行，学生范伯崇、林择之侍行，九月初八抵达长沙，受到张栻的热情接待。朱熹在长沙呆了两个多月，朱张二人讨论学术问题，场面十分热烈。学生范伯崇说：“二先生论《中庸》之义，三日夜而不能合。”但在讨论中并不意气用事，学术上的争论并没有损害友谊。
朱熹在张栻主持的岳麓、城南书院讲学，湖湘弟子远道来听课者盛况空前。岳麓书院门前车水马龙，“学徒千余，舆马之众至饮池水立竭，一时有潇湘洙泗之目焉。”朱熹和张栻还互相唱和联咏，体现出他们会讲时的心情和愿望：对天地宇宙的哲学思考，对历史现实的忧患困扰。此次会讲使岳麓书院声名大振，此后，湖南各地及周边省份大批士子前来岳麓，求学问道、研经穷理，甚至有的士人“以不得卒业于湖湘为恨”。元代吴澄在《重建岳麓书院记》中感叹：“自此之后，岳麓之为岳麓，非前之岳麓矣！”“朱张会讲”提升了岳麓书院的学术地位，扩大了湖湘学派影响，使岳麓书院成为理学传习基地。
书院教育的局限和社会的发展，1903年书院宣告结束。在此之前，山长王先谦加入教育改革的行列，与蒋德均等人筹办时务学堂。时务学堂创办于1897年，熊希龄任提调，谭嗣同任总监，梁启超任中文总教习，讲授康有为“素王改制”理论，传播资产阶级民权学说和现代科学技术。后来更名为求实书院、湖南省城大学堂，又与改制后的岳麓书院合并，组建湖南高等学堂。1912年，湖南高等学堂改名湖南高等师范学校，杨昌济、徐特立到校任教，办学仍以《朱子白鹿洞书院教条》为学规，以“忠孝廉节”为校训，讲授《湖南理学渊源录》《湖南先正小录》，训导学生勿忘国耻，书写《最近国耻史纲》于讲堂屏壁。
1917年改为湖南公立工业专门学校，学校倡导务实、践履的文化传统，以“实事求是”作为校训。1926年湖南工专、商专、法专合并，成立省立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校舍变为湖南大学第一院。校长胡庶华以“忠孝廉节、整齐严肃”八字为校训，作校歌，“承朱张之绪，取欧美之长”，用岳麓书院传统文化和西方科学技术培养学生。1937年国民政府升省立湖南大学为国立湖南大学。1949年8月湖南解放。1950年毛泽东主席应李达校长的请求为湖南大学题写校名。
在岳麓书院讲堂右侧的一方石壁上，镌刻着《岳麓书院学规》，其中“通晓时务物理，参读古文诗赋”讲述了学院的讲学课目及内容。书院既有尊崇传统的文化坚守，又有与时俱进的明智革新。“吾道南来，原是濂溪一脉，大江东去，无非湘水余波。”纵观中国文化史，岳麓书院树人无数、兴盛千载，是中国文化的幸事，也是湖湘文化的骄傲。“惟楚有材，于斯为盛”，岳麓书院承载了知识分子在国运艰难、命途多舛的历史机遇中的一种担当。新时代下，“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的湖湘精神，将以持续不断的韧性，如湘江浩瀚在神州大地回荡、激扬！
作者简介：郭松，四川古蔺人，川大本科生，贵大研究生，从军23年，从检16年，《散文选刊》签约作家，在《散文选刊》《散文百家》《边疆文学》《检察日报》《云南日报》《春城晚报》等发文120余篇，获中国散文年会“十佳散文奖”，4篇散文被选为初高中语文试题。
（注：本文已获作者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