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江大湖大武汉
郭松
两年前去了一趟武汉，写武汉是需要勇气的，武汉的雄浑与浩瀚，武汉的粗犷与奔放，武汉的厚重与繁华，有些“眼前有景道不得”的感觉。
是中山舰历经沧桑的斑驳印记，还是起义门见证历史的苍凉身影？是晴川阁上俯瞰三楚大地的壮美风光，还是江汉关悠扬钟声的岁月回响？
那百里江滩上的江水波涛，承载着多少故事与梦想；黄鹤楼上的诗意中，蕴含着多少游子的吊古怀乡；古琴台上的琴弦，诉说着多少大江的豪情。
武汉之“大”傲视群雄，得益于长江、汉江巨擘般撑起骨架，承载着吞吐乾坤的磅礴气象。坐拥三镇，襟带两水，自古便是华中交通中枢，那奔腾不息的江河与湖泊，始终未被人间际遇动摇。
民间流传“紧赶慢走，三天难出汉口”的说法，这座城市下辖十三个城区，幅员辽阔达8467平方公里，境内水网密布，江河湖港交织，百峰竞秀，166个湖泊镶嵌其中，水域面积占总面积的四分之一。
江滩上漫步的情侣，巷陌中匆匆的行人，在兴致的花脉中，放浪形骸，生发出炽热与忘我的激情，这便是那个充满喧嚣与热情、让人十天半月走不出的大武汉。它的江湖深长、静谧葱茺、男人的直率、女人的豪爽，都是这个江城的奕奕风采。
东起沿江大道，西至中山大道，中途与洞庭街、鄱阳街、胜利街等相交汇与武汉江滩一路之隔的地方，是以黎元洪名号命名的黎黄陂路，无论白昼还是夜幕，这条路都充满近代风情。狭窄的西式马路和典雅的欧式建筑，在这里，能找到那些逝去的岁月和深藏的情怀。
沿江大道与天津路的交汇处，坐落着一栋古朴的西洋建筑。这是有146年历史的英国驻汉领事馆官邸旧址，典雅的风格和精美的细节，展现出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韵味。庭院内，花香弥漫，高大的棕榈树下，古朴的外墙和穹形的门窗静静伫立，似乎在诉说着岁月的过往。
近代以来，武汉在战火与西风的洗礼下，众多街区从容地脱下长袍马褂，接受远道而来的繁华喧嚣，来去匆匆的人们，穿着西服洋装，踩上高跟鞋，握着一杯咖啡或红酒，在匆忙的都市节奏中，携手走着艰苦而暗淡的岁月时光，绽放出无尽的优雅与魅力。
历经百年的风雨洗礼，沿江一带的老建筑华丽转身，蜕变为充满人文气质的高端场所。隐身其中的金融机构和高端品牌，低调而不失优雅。静谧的橱窗、专业而优雅的导购以及淡雅的香味弥漫在空气中，彰显着欧洲贵族般不事张扬和品位。仿佛穿越时光的隧道，走进城市的灵魂深处。
1861年汉口开埠以来，昙华林成为华洋共处的繁华地带。如今这里街道静谧，艺术氛围浓厚。昙华林32号是一栋保存完好的欧式洋楼，天井内的彩色玻璃和雕花栏杆展现出异国情调。共进会领导人刘公与湖北工业中学堂的赵师梅等人设计制作出辛亥革命的大旗。
在武汉市第十四中学内，有一处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旧址，这是一座民国初年的学校建筑。1938年，国共合作时期，政治部迁入武汉，第三厅在此成立，由郭沫若担任厅长，由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领导。第三厅300多位文化界精英，为国家和民族的发展贡献力量。
十四中校园为湖广总督林则徐兴建的丰备仓遗址，1903至1907年，张之洞在此开办公立小学和中学堂，1912年为省立第一中学。清末北洋水师翁守谦的故居位于昙华林75号，为二层砖木结构；甲午战争中兄弟多人战死，作为幸存者的翁公，弃官隐居于此，潜心修佛。
站在一个拱门口往里看，看到一些房屋的旧时轮廓，这些建筑是2层和4层的砖木结构。当时基督教瑞典行道会创立瑞典教区，在武汉成立湖北总会，驻地就选在此。石瑛先生故居，坐落于一幢庄重质朴的二层小楼，他为推翻帝制、建立民国立下功勋。他创建国立武昌大学时，购置这座住宅，成为辛亥首义前辈的的遗迹。
走在武汉的烟波江岸，总让人梦回千年，如今天堑变为通途。高山流水一览沧桑，在春秋流转中传承着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琴瑟和鸣，大江大湖留下的高洁与深沉，从未走远。夕阳染红江水，长江两岸披上一层神秘而浪漫的外衣，华彩喷薄的江滩，时而在建筑的遮蔽下消失，时而在街头巷尾闪亮登场，行人、车辆、商铺、灯光，编织着夜幕下半江瑟瑟半江红。
武汉东湖，33平方公里的水域，湖光山色交相辉映，34座山峰连绵不绝，宛如一幅水墨画卷，在层层叠叠的时光深处，闪动着绿宝石一般的波光。行吟阁坐落在湖心圆形小岛上，由两条长堤与之相连。东湖始建于1950年，名称源于《楚辞•渔父》：“屈原既放，游于江潭，行吟泽畔。”“泽”即东湖所在地。“行吟阁”匾额，为郭沫若所书。阁前矗立的屈原塑像，庄重严肃，清瘦飘逸，仰望天空。
1979年4月，叶剑英在视察东湖后，欣然题诗：“泽畔行吟放屈原，为伊太息有婵娟。行廉志洁泥无滓，一读骚经一肃然”，高度评价屈原的品行节操。当站在行吟阁前，注视那尊雕像时，内心不禁泛起涟漪，触摸与怀想，行吟与苦痛，已把这里打磨成虔诚的膜拜之地，但愿熙来攘往的人们不会忘记那高洁的灵魂，那纯善的本性，那自省的廉洁，那坚定的信念。
东汉末年，长江中游江汉朝宗之地，汉阳出现却月城、鲁山城，武昌出现夏口城，首现长江两岸对峙的“双城”现象。唐宋时期鄂州城（今武昌）和汉阳城臻于鼎盛，鄂州城南市和汉阳城南市规模宏大，江上“双城”巍巍壮观。
李白在《江夏寄汉阳辅录事》中描写：“谁道此水广，狭如一疋练。江夏黄鹤楼，青山汉阳县。”李群玉在《汉阳春晚》中写道：“汉阳抱青山，飞楼映湘渚。白云蔽黄鹤，绿树藏鹦鹉。”罗隐在《忆夏口》中写道：“汉阳渡口兰为舟，汉阳城下多酒楼”。胡寅描述汉阳南市:“平时十万户，鸳瓦百贾区。夜半车击毂，差鳞衔舳舻。”陆游在《入蜀记》中写道：“至鄂州，泊税务亭，贾船客舫不可胜计，衔尾不绝者数里。自京口以西，皆不及……市邑雄富，列肆繁错，城外南市亦数里，虽钱塘、建康不能过，隐然一大都会也”。范成大在《吴船录》中记述，：“午至鄂渚，泊鹦鹉州前南市堤下。南市在城外，沿江数万家，廛闬甚盛，列肆如栉，酒垆楼栏尤壮丽，外郡未见其比。盖川、广、荆、襄、淮、浙贸迁之会，货物之至者无不售，且不问多少，一日可尽，其盛壮如此。”
到元代明确出现“双城”一词，余阙在咏汉阳《秋兴亭》中写道：“涉江登危榭，引望二川流。双城共临水，两岸起飞楼。”“。姚宏谟在《重修晴川阁记》首次使用“武汉”一词，指武昌府武昌城和汉阳府汉阳城。他说：“岁时以职事走会同，酬应仓卒，倏来旋往，则武汉之胜迹，亦莫得而恣其观游焉。”
清咸丰四年，太平军第二次攻占武汉，官文、胡林翼等反攻武汉。胡林翼上奏：“贼情诡谲，军情随时变幻。武汉之贼一日不尽，荆州不得安枕。贼踞汉阳，倚江为险，绝我粮道，阻我援军。今欲复武昌，必先攻汉阳，夺贼所恃之险，而后武昌可图也。”咸丰五年，太平军第三次攻占武昌，胡林翼上奏：“臣惟荆襄踞东南之形胜，而江汉又为荆襄之咽喉。自正月初七日贼踞梗塞，自二月十七日武昌复失，而南岸又已蔓延。此时之计，惟当急攻武汉，乃可内固荆襄；武汉速复，则南岸之崇、通、兴、冶等处次第可以肃清。”咸丰七年，官文、胡林翼上奏:“湖北为长江上游要害，武汉尤九省通衢，自来东南有事必争之地。”
在安庆之战中，曾国藩给曾国荃写了一封信:“群贼上犯，其意无非救援安庆。无论武汉幸而保全，贼必以全力围扑安庆围师。即不幸而武汉疏失，贼亦必以小支牵缀武昌，而以大支回扑安庆，或竟弃鄂不顾。去年之弃浙江而解金陵之围，乃贼中得意之笔，今年抄写前文无疑也。”湖广总督张之洞也在奏折、示谕中，使用“武汉”一词，令江汉关监督照会日本领事，要求他们禁止中国报馆“妄登纪录”：“乃查阅汉报，其所纪武汉近事，每致传闻失实，而于官办政事，尤多影响之谈，甚或以无作有，以小报大，多不可信。”
清康熙年间，刘献廷在《广阳杂记》中说：“天下有四聚，北则京师，南则佛山，东则苏州，西则汉口。然东海之滨，苏州而外，更有芜湖、扬州、江宁、杭州以分其势，西则惟汉口耳。”也就是说，在清初，汉口镇已经是与北京、苏州、佛山并称的经济重镇，这也是后来“大汉口”“大武汉”之起源。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上海等地五口通商，在三四十年间迅猛发展为亚洲最大近代化都市。1858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沿海增加到十口通商，长江流域增开汉口、九江、镇江商埠。汉口有最广大的经济腹地，是外国资本必欲深入的商品市场。汉口开埠以后，也在三四十年间迅猛发展为内地最大的近代化都市，可以与上海、天津、广州等城市相提并论，“大汉口”名不虚传。
随着对外贸易、外资工业、洋务运动和民族工商业的交互作用，汉口的经济地位直线上升，以至清末的日本驻汉总领事水野幸吉在《汉口—中央支那事情》一书中惊叹：“与武昌、汉阳鼎立之汉口者，夙超天津，近凌广东，今也位于清国要港之二，将近而摩上海之垒，使观察者艳称为东方之芝加哥。”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时，汉口有60万人。
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在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中，曾经主张建都武汉，他说：“枢轴总揽水陆交通，西连巴蜀滇黔，北控秦晋伊洛，武昌真是天下根本重地。有人说，武昌僻居腹地，南京尤感偏枯。欲求消息灵通，跟上世界脉搏，就该建都于上海。殊不知上海孤峙海隅，租界环立，四面受敌，很不可靠。一旦强邻压境，必趋危殆。但溯吴淞、沿长江而上，镇江、南京、芜湖、安庆，叠锁重闩，居中驭外的还要推武昌为天府。至于士气民心，素称振奋，武昌首义之功，就是最好的表现。”
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特别看重武汉的交通优势、工业基础、贸易地位等，明确提出“武汉将更形重要，确为世界最大都市之一矣……为武汉将来立计划，必须定一规模，略如纽约、伦敦之大。”孙中山将武汉确定为“世界最大都市之一”，并确定将来其规模“略如纽约、伦敦之大”，直接导致二三十年代“大武汉”一词诞生。
行走大武汉，且行且感叹。每一步行走，每一程驻留，都让人仿佛穿越时空，非凡的文化旅程中，大江大湖的苍茫与顿悟瞬间交织，温暖着苍老年华的人生追求。两江四岸，九省之会，于石坊间拂去破碎尘烟，在桥栏边种下今日芍药，是人文美地，静谧之所，也有水火相济，江湖大气。武汉有太多的深刻和浪漫，却只是化作一星灯火，点亮黄鹤楼之巅，东湖侧畔；或是几许幽香，萦绕你我心头。今日的凝视，终会变成历史的印章，刻在跳动的心上。
武汉，何以受到八方游客青睐，直观的是“天生江湖气魄、自在人间烟火”，深层的密码是这座城市的大气。大气，意指大的气度、大的气势。武汉的大气，是自然赋予的大江大湖，也是精雕细琢的城市美景。两江交汇、大开大合，百湖碧波、名山叠翠，数十里江滩绵延不断，十余座过江大桥飞架南北，赋予武汉绝美的山水画卷和壮阔的城市景观。
武汉的大气，是千年积淀的历史人文，也是丰富亲民的文化供给。武汉，拥有3500多年的建城历史，盘龙古城见证了商代文明的曙光，《长安三万里》带火黄鹤楼的诗词墨迹；九省通衢的商贾繁华、近代开埠的中西交融、辛亥首义的惊天壮举、“两次合作”的红色印记、百年学府的绝代风华……武汉的大气，是千万市民的性格本色，也是营造未来的城市之光。独特的地理位置，铸成武汉人海纳百川、重情重义、豁达侠气的性格。
武汉的魅力，远不止于黄鹤楼的千古诗情、东湖的潋滟波光，更在于弥漫在街头巷尾、融入市民日常的鲜活民俗与浓烈烟火气。武汉民俗，并非博物馆里静默的展品，而是奔腾在城市血脉中的活力，是码头文化孕育出的豪爽豁达，是市井生活中锤炼出的真实热辣。体现在“过早”街头那碗拌着芝麻酱香的热干面里，回荡在戏码头铿锵有力的锣鼓皮黄中，绽放在端午龙舟竞渡时劈波斩浪的呐喊声中，流淌在街坊邻里直来直去的“汉骂”与热心肠里。
若要论武汉民俗最深入骨髓、最具仪式感的体现，非“过早”文化莫属。在武汉，吃早餐被郑重其事地称为“过早”，一个“过”字，道尽其堪比年节般的重要与隆重。这绝非其他城市一杯咖啡、一片面包可比的草草了事，而是一场全民参与、花样百出的味觉狂欢。清晨时分，整个城市便随着早点摊升腾的热气苏醒。穿着入时的上班族、背着书包的学生、提着菜篮的老人，都极其娴熟地端着一碗汤汤水水的粉面或捧着滚烫的豆皮，步履生风地边走边吃。热干面的芝麻酱香、豆皮的焦脆油润、面窝的圆润酥香、糊汤粉的鲜辣浓稠、烧梅的油重软糯……数十种选择成就武汉“早餐之都”。这“过早”的习俗，源于近代汉口码头文化的催生。工人需要快速、扎实、耐饥的食物开启高强度的劳作一天，久而久之，便形成这种重油、重味、快捷且站在街头就能解决的早餐文化，演变为武汉人雷打不动的日常习惯，成为认知故乡最顽固的味觉记忆和情感纽带。
武汉的民俗性情，与其“九省通衢”的码头文化根基密不可分。因水运而兴的汉口，自古便是南来北往商贾、工人的聚集地。这种人员的高度流动与混杂，塑造了武汉人兼收并蓄、豁达开朗、重信守诺、讲义气的码头性格。他们说话直率，音调高昂，语速快，看似凶悍，实则内心火热，古道热肠，不喜虚与委蛇。这种性格也影响了本地的戏曲文化，武汉是著名的“戏码头”，京剧、汉剧、楚剧在此交融发展，拥有最懂戏、也最挑剔的观众。昔日名角“闯码头”，必来武汉，若能在此获得认可，便能扬名立万。武汉的戏迷听戏时极其投入，看到精彩处喝彩声震天，遇到瑕疵也绝不客气，这种真性情的互动，是码头文化直爽泼辣在文艺领域的鲜活体现。时令节庆，为武汉的民俗画卷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仪式感。
每年端午，武汉的龙舟竞渡活动尤为盛大。滔滔长江之上，锣鼓喧天，呐喊震耳，各色龙舟如离弦之箭，劈波斩浪，奋勇争先。两岸人山人海，市民为健儿呐喊助威，场面极为壮观。这一传统不仅是对屈原的纪念，更是对武汉这座江城与水共生、不畏风浪、勇于拼搏精神的诠释。春节前后的“归元庙会”，数以十万计的市民涌入百年古刹归元寺，敬香祈福，数罗汉卜算年运，摩肩接踵，人声鼎沸，祈求新的一年平安顺遂。庙会上的各种传统小吃、手工艺品、游艺活动，营造出武汉最浓郁、最欢腾的年味。
武汉的民俗还藏在那些渐行渐远的老行当吆喝声中，藏在夏夜竹床阵里摇扇聊天的市井闲谈里，藏在老里份邻里间“远亲不如近邻”的互帮互助中。尽管现代都市的进程改变了城市的面貌，但那种根植于市井的烟火气和江湖义气，依然顽强地存续于武汉人的性格深处。武汉的民俗是生动而热烈的，它不那么精致，却充满生命的张力；它不那么典雅，却饱含人情的温度。要了解真正的武汉，不能只登黄鹤楼、只看东湖，必须走进清晨的巷口，去体验那场舌尖上的狂欢“过早”；必须去长江边，感受那龙舟竞渡的豪迈；必须聆听那高门大嗓的汉腔，品味那直率背后的真诚。
作者简介：郭松，四川古蔺人，川大本科生，贵大研究生，从军23年，从检16年，《散文选刊》签约作家，在《散文选刊》《散文百家》《边疆文学》《检察日报》《云南日报》《春城晚报》等发文120余篇，获中国散文年会“十佳散文奖”，4篇散文被选为初高中语文试题。
（注：本文已获作者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