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德军城：乌梁素海水下的千年一叹
作者：刘嘉耘
一
乌梁素海终究是厚重的。
站在岸边望去，但见水天相接处浮着几抹云影，倒像是一幅淡墨写意画。当地人指着湖心说：底下有座城。当地人称之为“土城子”——一个朴素到近乎笨拙的名字，却承载着大唐北疆最沉重的历史脉络。
1933年夏，暴雨十日，黄河决堤，洪水裹挟着泥沙吞没了这片土地。待水退去，土城子已永沉湖底。四十三年后的1976年，考古工作者在湖畔发掘出一方墓志。青石上镌刻着“唐故天德军防御都虞候王逆修墓志”，墓主人在公元823年病笃之际，特意释放了四位家奴。更令人动容的是，他恐子孙反悔，特将此事刻入墓志：“若有放良纠纷，可令原奴婢掘出墓志为凭。”
多么令人感动的场景：一位将军在弥留之际，想到的是最微贱者的自由。在生与死的瞬间，人性的微光反而格外明亮。这位戍边将领不会想到，千年之后，他的临终善举，竟成了确定天德军城位置的关键坐标。根据"葬于天德军城南原五里"的记载，学者张郁逆向推演，终于在乌梁素海水面下确定了沉睡的古城遗址---天德军城。
二
天德军城的兴废，系于郭子仪一身。
天宝十四载，郭子仪奏请筑城。这位后来平定安史之乱的“汾阳王”，与安思顺共同奏请修筑天德军城。
戏剧《打金枝》中郭子仪绑子上殿的经典桥段，虽经艺术加工，却折射出这位大将军“权倾天下而朝不忌，功盖一代而主不疑”的政治智慧。这种智慧在边城营造中同样显现：他奏请筑城时特意强调“拟为朔方根本”，将军事防御与民生建设相结合。他以战略家的眼光看到后套平原的重要性：“请于大同川以西筑一城置军为朔方根本”。“并拟以中受降、东受降城连振武军为左翼，以西受降城连天德军、定远军为右臂”，玄宗赐名“大安军”，寄托着对北疆永定的期望。
特别令人感慨的是，即便在安史之乱后的艰难岁月里，大唐仍坚持重建边城。这种执着，与郭子仪“单骑退回纥”的智慧一脉相承——不是依靠武力征服，而是通过文明浸润。高适《塞上听吹笛》中“借问梅花何处落，风吹一夜满关山”的意境，或许正是这种文化自信的写照。
然而历史的诡异往往在于：筑城者亲手缔造，却未必能亲眼见证它的辉煌。城池筑成的755年，安史之乱的烽火燃遍中原。郭子仪奉命东征，只留老弱守城。叛将宋星星的铁骑踏破城门，烈焰焚毁了这座尚未展翅的雄鹰。
《资治通鉴》载，郭子仪闻城破，“抚膺长叹，泪洒征袍”。想来那泪水中，不仅有痛失要塞的憾恨，更有着对边民遭难的悲悯。
但郭子仪与天德军城的缘分并未就此断绝。公元765年，吐蕃联合回纥入侵，年近七旬的郭子仪单骑赴盟，在回纥大帐中慨然道：“昔战范阳，尔等曾见我麾下天德军士否？皆好男儿也！”这番话语既化解了危机，也让我们得以想见天德军将士当年的骁勇。
三
天德军城的兴废，恰似大唐边疆政策的晴雨表。
城垣倾圮的七十年间，唐王朝经历了怎样艰难的抉择？随后天德军城西迁西受降城，又因黄河泛滥再度东徙。史料记载朝廷反复争论：是耗资二十一万贯重修西受降城，还是重返天德故城？最终宰相李吉甫算了一笔经济账——迁城比修城节省十八万贯。于是814年，天德军都防御使带着三万军民重返旧地，在废墟上重建家园。
遥想郭子仪晚年时，曾在长安府中听闻天德军重建的消息。这位历经沧桑的老将，是否想起当年筑城时的豪情？在《打金枝》的戏文里，他唱道：“社稷为重儿为轻”，这天德军城何尝不是社稷之重的具象？而今，湖水淹没的不仅是砖石土木，更是一段波澜壮阔的民族记忆。
公元920年辽太祖攻占天德军后，将全体军民迁往大青山南麓。这种强制性的人口迁徙，客观上却促进了草原文化与农耕文明的深度交融。今呼和浩特附近的丰州故城，便是天德军移民与当地居民共同重建的新家园。
值得深思的是，这种融合并非温情脉脉的田园诗。920年辽太祖迁走全部吏民的铁腕政策，让天德军城瞬间空寂。但被迁往大青山南麓的军民，又将多元文化基因播撒到新的土地。在天德军城的变迁中，我们看到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形成的具体轨迹。
这也说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既有花前月下的你侬我侬，也有着在铁与火、迁与徙、毁与建的烽烟中互动而成的，如同乌梁素海的芦苇，在风浪中深深扎根。
四
在王逆修墓志的记载中，有一处细节值得品味：汉婢张净德，契丹婢王春燕，被收为义子的胡儿、主人赐名“王昌铉”，让其与自己的儿子序齿称兄——这种拟亲属化的收纳方式，实则是民族融合的一个缩影。
这些细节很有意思。在边塞，民族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汉人、契丹人、突厥人，在这片土地上混居通婚，共生共融。天德军地处回鹘汗国要冲，恰在草原丝绸之路的十字路口。回鹘人以马匹换取中原丝绸，粟特商队在此中转东西货物。墓志记载的“汉婢张净德”原属金吾李大夫，可见奴婢也在不同民族权贵间流转。正如季羡林先生所言：“丝绸之路不仅是商道，更是文明交融的血脉。”
天德军城的真正价值，不在城墙是否完好，而在它见证的文明韧性。这里既是刀兵相见的战场，又是驼铃叮当的商埠；既是长城防线的重要节点，又是民族融合的微妙地带。恰如李益《度破讷沙》所写：“眼见风来沙旋移，经年不省草生时。莫言塞北无春到，总有春来何处知。”铁血与繁华，荒凉与生机，在这片土地上和谐共生。
从军事要塞到商贸驿站，从汉军戍堡到多民族混居地，它始终在适应着历史的变迁。就像王逆修墓志记载的释放奴婢事件——在那个时代，将军用刻石的方式保障底层人的自由，何尝不是一种文明的光亮？
五
在反复的废弃与重建中，天德军城逐渐老去，最终被温柔的湖水拥抱入怀。这种消逝方式，倒像极了中国文化中对“逝去”的理解——不是彻底的毁灭，而是化作另一种存在。
如今站在乌梁素海边，但见芦苇摇曳，水鸟翔集，再也找不到任何城墙痕迹。当地老人说水退时能摸到砖石，不知是真实记忆还是美好传说。或许，所有消失的古城都需要一个神话般的结局。
李益《夜上受降城闻笛》写尽边塞苍凉：“回乐峰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不知他是否想到，曾经与受降城互为犄角的天德军，会以如此温柔的方式长眠。那些沉入湖底的砖石，是否还在继续讲述着郭子仪的忧患、王逆修的善念、商队的驼铃？
水波拍岸，声声如叹。但这叹息不是哀悼，而是穿越千年的回响——关于战争与和平，隔绝与交融，毁灭与重生。
城池会消失，但生活永远继续；朝代更迭，但人性的光辉不灭。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在沉没的古城前驻足叹息——不是为了哀悼消失，而是为了确认那些永恒的价值，确认那些在历史长河中闪耀的人性之光，确认那些可歌可泣的穿透时空的正义力量。
如同乌梁素海的湖水一样，总是以不同的形态承载着记忆，舒缓地流淌。
作者简介：刘嘉耘，内蒙古作协会员，中国诗歌学会会员，中国长城学会会员，内蒙古文物学会理事、内蒙古长城保护研究会会员。作品发表在《人民日报》《内蒙古日报》《巴彦淖尔日报》等报刊，荣获河套文化征文二等奖、三等奖两次。诗歌《走向草原》《夜宿乌梁素海》被作家网等媒体转载。
（注：本文已获作者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