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经济特元”袁嘉谷
郭松
在石屏县异龙镇南正街22号，有一座清代木结构四合院，由大门、二门、内院及读书楼组成，大门上有一块红底金字“经济特元”额悬挂门顶。在云南无人不晓这四字的分量——云南科举史上的最高荣耀。
明清时期，石屏县有“五步三进士，对门两翰林”之说，被誉为“山川东迤无双境，文学南滇第一州”，读书在这里蔚然成风。1872年，袁嘉谷出生于石屏这个家风温厚的家庭，自幼勤奋好学。15岁通过童试，入县学；16岁成为秀才。
袁嘉谷的科考之路并不顺利。21岁时，他到昆明参加乡试不中，进入昆明五华书院学习。因成绩优秀，第二年转入昆明经正书院深造。1894年，袁嘉谷再度参加乡试，中了举人，名列第二。
经济特科是清末为选拔通晓时务的经世人才特设的科举考试科目。该科最初由贵州学政严修于1898年戊戌变法期间提议设立，因变法失败一度中断。1901年慈禧太后下诏恢复经济特科，要求大臣荐举“有志虑忠纯、规模閎远、学问淹通、洞达中外时务”的应试者，考试内容以策论考察时事，取代传统八股文。
1902年，云贵总督魏光焘推荐袁嘉谷应试。1903年，他到开封会试和入京殿试，考卷以富国图强为立论，铺陈为文，见解精辟、文理流畅、书法工雅，深得考官赏识。榜发，31岁的袁嘉谷名列一等一名，是为“经济特元”，弥补了“云南不点状元”的遗憾。
清代先后开博学鸿词二次、经济特科一次，袁嘉谷被赞为“国朝第三人”，民间称之为“独一无二的状元”。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曾在仁寿殿两次召见袁嘉谷，并赞赞他“国士无双”。
袁嘉谷高中“经济特元”，消息传来，全省轰动。推荐他的云贵总督魏光焘大喜过望，亲题“大魁天下”四个大字，由在滇为官的黔中书法家钱登照书写，制成匾额高悬于昆明拓东路上的聚奎楼。自此民间便把聚奎楼叫作“状元楼”，称“经济特元”袁嘉谷为“袁状元”，袁嘉谷成为民众心目中“云南独一无二的状元”。
袁嘉谷参加经济特科两场考试，第二场复试的题目是《周礼农工商诸政各有专官论》 《恒宽言：外国之物内流而利不外泄，则国用饶，民用给；今欲异物内流而利不外泄，其道何由策》。在答卷中，袁嘉谷阐述富国图强的观点主张，立论精辟、旁征博引，文采斐然、书法工雅。
清朝科举制度中，正科和恩科的三甲第一名都称“状元”。正科每三年考一次，正科之外还有逢重大庆典临时特批的恩科。此外，还有为广选天下人才专设的特科考试，特科第一名不称“状元”，称“特元”。清朝共三次开考特科，其中两次为“博学鸿词科”，一次是袁嘉谷应试的“经济特科”。严格说来，袁嘉谷的正式功名是“经济特科一等第一名”。只不过，百姓不熟悉功名的区别，习惯称袁嘉谷为“袁状元”。
袁嘉谷从未自称过“状元”，但他性格好，别人叫他“状元”，他就笑笑，也不答应。“大魁天下”之后，袁嘉谷为自己刻的印章印文是“经济特科第一翰林”。至于“特元”与“状元”谁的级别更高，既没有定论，也没有可比性。无论如何，袁嘉谷捧回的“经济特元”桂冠，满足了云南人数百年来的“状元情结”。
袁嘉谷自科举成名，声名远播，先后做了8年清朝官吏。他居官能廉，在学部编译图书局供职期间，主持编写了全国中小学教科书和大学参考书，开创统编教材先河，对推行“中学为主西学为用”的教育思想和宗旨发挥了重要作用。“星期”“乐歌”等新名词就出自他之手，敦煌壁画等文物的保护也是由他提出来的。
敦煌石室是不世之宝，秘藏了千余年。不想1909年，法国人伯希和到敦煌掠去数千件国宝运往巴黎。他带了部分敦煌文书到北京展览，盗宝之事才被传开。时任学部图书编译局局长的袁嘉谷闻讯大惊，与王国维、罗振玉前去查看，立即告学部急电敦煌:“凡敦煌窟中一缣一字，均检送来京，不得再失。”清政府为此而撼动，这才重视，追回运至陕西的数千册古籍，由学部收管。
在浙江任提学使和布政使期间，袁嘉谷增办师范、专门教育类学校。1911年，浙江发生水灾，袁嘉谷捐出八百两白银赈灾，并在杭州创办孤儿院。他兼任浙江布政使时，官库财物盈余，库吏告诉袁嘉谷，历任官吏都会将其据为己有，劝他照例。他答：“陋者规，匪陋者心，吾能以其陋规陋吾心乎？”
辛亥革命后，袁嘉谷的使命结束。他谢绝了革命军、浙江学界和当地百姓的挽留，回到云南。此后数年间，他历经曲折，先是应蔡锷之聘担任参议，后又应唐继尧之聘担任顾问、参赞兼省务委员，继而被省政府聘为高级顾问。在家庭生活中，二兄去世、中年丧子、母亲仙逝、妻子病故等一连串打击，令他身心俱疲。袁嘉谷越来越觉得，平淡生活难能可贵，喜欢“心远地自偏”的“林泉书史”的读书生活。
袁嘉谷当时在昆明没有住所，全家人都住在德福巷其三哥家。1920年下半年，在亲友的资助下，袁嘉谷建的新屋在翠湖九龙池玉龙堆落成，举家迁入新居。袁嘉谷的大儿媳是“钱王”王炽的长孙女。在建盖袁家的新居时，王家出资不少。1923年，袁嘉谷受聘到东陆大学（云南大学前身）教授国文，不仅8年不领薪水，还将1000多元积蓄捐给学校，作为办学经费。袁嘉谷深知，兴办教育的目的，在于为国家培养人才。在浙江主管教育的经验让他明白，当地之所以人才荟萃，与官绅重视、民众支持地方教育息息相关。当袁嘉谷以大学教授的身份站上讲台时，他希望通过授业解惑和无私关爱，多为国家培养栋梁之材。
袁嘉谷把培养人才视为传播文化、提高民众智识的重要途径。他的授课以经学为主，考据、词章、义理次之。他尤为注重因材施教，不限一科，命诸生各习所好，期望他们在各自喜好的领域学有所成。对有意在其他领域拓展的学生，袁嘉谷都会根据具体情况加以指引。袁嘉谷认为，假期不一定要停课休息。每逢假期，他会专门开一门诗法课程，每周讲授3个课时，颇受学生欢迎。因各种原因不回家的学生，都踊跃来听袁嘉谷授课。一些校外人士听说之后，也都赶来听讲。
1937年夏，“七七事变”爆发。袁嘉谷时时忧虑国事，喟然叹息。他对子女们说：“人知爱国爱家，必以学问经验立其根本。日寇亡我，处心积虑久矣。我则人民知识犹浅，不暇自顾，徒以大国自豪。人侵我，我不备，战事起，人民涂炭，吾不忍见之矣。”随着国土不断沦陷，袁嘉谷忧愤成疾。12月23日午夜，袁嘉谷逝世，归葬昆明东郊金马山，享年66岁。他去世前，把家人叫到身边，勉励大家要用功读书，关心国家大事。
袁嘉谷一生对故土怀有深厚的感情，他在《滇绎•序》中写道：“滇，吾乡也。吾游数万里，觉可恋可誉之地，莫若滇焉！”
作者简介：郭松，四川古蔺人，川大本科生，贵大研究生，从军23年，从检16年，《散文选刊》签约作家，在《散文选刊》《散文百家》《边疆文学》《检察日报》《云南日报》《春城晚报》等发文120余篇，获中国散文年会“十佳散文奖”，4篇散文被选为初高中语文试题。
（注：本文已获作者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