爨文化，云南三大历史文化之一
郭松
爨字怎么读？爨读作cuàn，爨文化是云南曲靖陆良自东晋经南北朝至唐天宝七年，爨氏统治南中长达400余年的文化。
最能反映爨文化的是大小2块爨碑。大爨碑又叫爨龙颜碑，现存于陆良县东南20里的贞元堡（又名薛官堡）小学内。大爨碑书法雄强茂美，笔力遒劲，像刀斧击凿而成，方笔略兼圆笔。小爨碑又叫爨宝子碑，清乾隆四十三年曲靖越州扬旗田出土，清咸丰二年移至曲靖城内，现存于曲靖市第一中学。大小2块爨碑，1961年被国务院列为全国第一批重点保护文物。
面对碑文，一个爨字，仿佛走进历史画卷，看到五百年繁华、一千年烟云。2块爨碑，记录了中国文字由隶书向楷书过渡的代表性字体，为研究古代边疆少数民族历史及六朝书法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实物资料，在中国书法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被誉为“南碑瑰宝”。爨文化是源于中原汉文化又融合边疆少数民族文化的多元型文化，上承古滇国文化，下启南诏大理国文化。
从整体上说，云南历史文化分为史前文化（远古至春秋）、古滇文化（春秋至东汉）、爨文化（三国至唐中叶）、南诏大理文化（唐中叶至元初）、汉文化（元初至今）。古滇文化、爨文化、南诏大理文化为云南三大历史文化。因复杂的地理环境和众多的文化渊源，云南文化形成以多区域、多文化、多中心的格局。以滇池区域为中心的古滇文化，是云南青铜文化的体现；之后崛起的曲靖的爨文化，是云南古中时期文化的象征；之后洱海区域的南诏、大理文化形成发展。直至元、明以后，汉文化大量涌入云南，逐渐取代当地文化成为主导文化。
相传，在诸葛亮平定南中后，为稳定蜀国后方，有意识地扶植南中大姓，收其俊杰(如建宁爨习、朱提孟琰和孟获等)为官属，经诸葛亮扶植，爨姓成为南中的统治集团。中原王朝或“遥授刺史”实行名义上的统治，或官职任由爨氏自己任命，从西晋咸和八年爨彪、爨琛任交州刺史起，历经西晋、南北朝，直至唐天宝蒙诏灭爨，爨氏父子世袭相传，统治云南达400多年。
诸葛亮南征时，封南中四郡为七郡，这一设置未完全按照地域来分，而是在庲降都督节制下，根据西南夷原有的民族来划分。在爨氏统治期间，既任命王朝官吏，又封土酋为长，这种政治上的“双轨制”对爨文化形成以后爨区的政治产生重大影响。但爨氏十数代中，从未割据称王或改元称号。在中原纷乱的情况下和长达400余年的时期，始终维护国家的统一和多民族的团结。
爨宝子、爨龙颜在20余岁举秀才，并以文人仕，凭学识和文治武功登上政治舞台。爨龙颜碑和爨宝子碑，其碑刻集中体现出东晋、南北朝时期汉字从隶向楷过渡，有种书体就叫做爨体，书体风格用笔方峻，起收果断，似昆刀切玉，笔力雄强，结体茂密，继承汉碑法度，有隶书遗意，爨体也是书体中的瑰宝。
爨古乐内容丰富，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融合宗教音乐、宫廷音乐和民间音乐，兼收并蓄，旋律雍容、典雅、庄严，古色古香，还融合了洞经音乐、本地打鼓村的吹吹腔、舞族民歌等地方音乐，增强了爨乡古乐的表现力。乐器使用更具有个性色彩，如《舞龙颜将军出征》曲以大鼓、小鼓、堂鼓等打击乐为主，生动地反映出舞龙颜将军出征时威武、雄壮的场面。
爨乡古酒中的“阳春老窖”“老窖子”“八鲜醇”“冷酒”“松子酒”等，闻名遐迩。唐开元年间，爨归王曾有“杯酒斗米”之称誉。喜食“饭团”，外出狩猎或劳作可随时取出烘烤食用，陆良久负盛名的“陆良小粑粑”，也是爨人留下的饮食习俗。爨氏在控制云南四百多年中逐渐形成“东爨乌蛮”和“西爨白蛮”两大部族。南召灭爨以后，西爨白蛮被迁徙至永昌(保山)地区，与和洱海地区其他部族一起，逐步形成白族等少数民族。留在当地的东爨乌蛮保有自己的部落组织，在南宋时期成立以“东爨乌蛮”为主体的“自杞国”政权。
自杞国人个子高，眼窝深，脸黑齿白。喜欢赤脚、戴笠、披毡子。腰间系着用芦苇织成的带子，手臂上戴着金银的圆环佩饰，身上随时挎着长刀、弩弓、箭矢。乌蛮男子喜欢把头发扎起来，上面佩戴一些兽骨、飞禽的羽毛(像印第安人)。身上穿着用兽毛、猪鬃、头发混合碾压揉成的毡子。骑的马没有马鞍，只有用木头剜成鱼口状仅能容下脚趾的马镫。妇女耳朵上戴着大耳环，剪着齐眉刘海，穿着露出膝盖的布裙，与东乌蛮的后裔彝族的服饰相似。
《山海经》山经记载：共工与颛顼争为天子不胜，怒而触不周之山，使天柱折，地维绝。捅破天了，大地万物无法生长，给人类带来灾难，女娲为救天下苍生，练七彩泥补天，掉下一块落在云南陆良，形成彩色沙林，成为爨陶原矿。爨氏迁徙曲靖陆良把这制陶工艺带入当地，传授当地百姓技艺发展陶业。爨陶精选七彩稀有黏土和陆良彩色沙林七彩沙；含有锶、硒等多种人体所需矿物质。爨陶体如铁、色如铜、亮如镜、声如磬，润如语，造型古拙，形神奇逸；用爨陶壶泡茶能保持水的甘甜、茶的香韵，蒸煮米饭香软可口，花瓶插花经久不凋谢，爨陶餐具存肴不馊。
爨文化因其年代久远、史料匮乏，情况复杂。在研究领域，从提出那天起，就伴随着探索、争论，也在探索争论中不断清晰、丰富，如遮掩在历史迷雾中的明珠，随着迷雾消散，逐渐展示出丰富的内涵、鲜明的特色和深远的影响。爨文化的文化渊源是开放的、交融的，但在其产生和发展过程中，受到多种文化的影响，与滇文化、中原文化、巴蜀文化、夜郎文化和楚文化有着极深的关系。
从文化传承的顺序看，爨文化直接继承滇文化，滇文化的生产生活方式等在爨文化中得到传承发展，从曲靖市麒麟区珠街八塔台、三宝五联等古墓群中发掘的大量青铜器制品中可以窥见。从文化主体看，爨文化形成时期，作为统治南中的爨氏家族，多为迁徙南中的中原汉族移民，带来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思想，随之而来的中原汉文化，与盘江流域原有的文化融合，使爨文化保留了较多的汉文化。在爨文化发展过程中，巴蜀文化对爨文化的影响也深远。蜀汉时期，巴蜀文化通过南方丝绸之路进入盘江流域，诸葛亮南征将巴蜀先进的生产技术带到当地，使巴蜀文化影响进一步扩大。兴盛于贵州一带的夜郎文化，相近的地理环境和毗邻的地缘关系，对爨文化也形成较大影响。战国时期楚将庄蹻率众入滇，在滇池地区建“滇国”，自称“滇王”，使云南与楚国结下不解之缘，爨文化主体爨氏家族自称源于楚，这种血缘关系，让爨文化带上楚国遗风。文化的相互影响，使爨文化既有汉文化的某些精华，又带着鲜明的地域文化特点。
爨文化的创造者爨人，不是一个单一民族，而是以爨氏家族为代表的迁徙南中的汉人、古滇国时期的滇人，即历史记载的“劳浸、靡莫之属”为主构成，此外还有叟、昆明、僰（音“勃”）等古老族群融合其中。这些不同群体，在新的组合中，虽获得一个共同的称谓“爨人”，但保持着自己的某些原有特征，使爨文化呈现出开放交融的状态。
在爨文化的文化形态构成中，融合着政治、经济、文艺、宗教、民俗等诸多因素。从政治上看，爨文化中极具地域色彩的“鬼主”活动是一种社会组织方式，担任祭祀的鬼主，既是部落的神祀主持者，又是部落政治、军事的首领。鬼主又有“都大鬼主”“都鬼主”“次鬼主”“大鬼主”“小鬼主”等之分，显示出政教合一的倾向。在主流政治领域，爨区的政权始终奉行州（刺史）、郡（太守）、县（令）三级制的州郡制度，从未脱离中原王朝的统治，维持着南中的稳定。从经济上看，爨地以农业、牧业、手工业为主，商贸业也占有一定比重，比游牧、半牧半农的经济水平要高。大致有水田稻区农业、热区稻作农业、山地砍烧农业和原始农业。在牧业经济的发展中，分为定居、半定居和游牧等不同类型。农耕文明的高度发达，带来工商业的发展，主要以井盐、矿冶和纺织著称。商业贸易也随之发展，红河航道的开通及陆上交通的便利，使当时的曲靖成为入滇“锁钥”。从精神上看，爨文化是中原汉文化与土著文化相互融合，在文学艺术上体现尤为突出。最能反映这一现象的当属“两爨碑”，从碑的形制、书法及碑文看，不仅与中原文化一脉相承，更与老庄思想盛行的东晋风尚紧密关联。整个碑文的书法风格，不乏南方民族特有的“野”（不守章法）、“蛮”（反传统）、“怪”（夸张渲染），民族特色和蛮夷之气鲜明。在宗教信仰上，爨人的崇拜不仅有汉人的祖先崇拜、圣贤崇拜，以及佛教、道教色彩，而且还有土著民族的“巫鬼”“鬼主”和虎、牛、蛇、火、竹、稻、山、水等图腾崇拜。在民俗方面有“遑耶”（古夷语“亲家”）习俗、盟誓习俗、文身习俗、丧葬习俗、居住、服饰等习俗，又以“遑耶”和“明月社”（专供盟誓用的神祠或神坛）最为突出，不仅是南中大姓汉族“夷化”的主要体现，更是调整和解决重大事务和矛盾冲突、维持地区稳定的重要方式。
爨文化晚期，以爨氏家族为代表的整个南中汉族融入当地少数民族，碑刻文化并未消失在历史长河中，而是由南中腹地的“西爨白蛮”等新的民族群体继续传承。爨碑保持着鲜明的汉文化特点，在继承中又有创新。以“两爨碑”为例，形制、铭文继承了“魏晋风范”“汉晋正传”，书法艺术打破了已经成型的美学规范，笔画笔法不同于中原书法，充满了独创精神，在隶楷之间独成一体。
早期南中各少数民族，无论王公贵族还是普通群众，都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姓氏。随着汉文化的传入和南中汉族的“夷化”，姓氏文化在少数民族中广泛传播和运用。然而，融会中有发展，随着南中各郡大姓家族及部曲（古代军队编制单位）的发展和角逐，姓氏超出了宗法血缘家族标志和称号原有含义和功能，成为以家族组织为单位，集政治、经济、军事为一体的集团文化，对边疆民族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作者简介：郭松，四川古蔺人，川大本科生，贵大研究生，从军23年，从检16年，《散文选刊》签约作家，在《散文选刊》《散文百家》《边疆文学》《检察日报》《云南日报》《春城晚报》等发文120余篇，获中国散文年会“十佳散文奖”，4篇散文被选为初高中语文试题。
（注：本文已获作者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