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思奇，腾冲走出的大哲学家
郭松
说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有个人绕不开，那就是艾思奇；说到马克思主义通俗化，有本书绕不开，那就是艾思奇的《大众哲学》。
艾思奇，原名李生萱，艾思奇这个名字，由来有多种说法，其中一种说法是，他对马克思和列宁崇敬，“艾”是“爱”的谐音，“思”取马克思的“思”，“奇”取列宁的“伊里奇”。他1910年3月2日，出生于腾冲县和顺乡，故居是父亲1918年修建的，中西合璧的四合院，串楼通栏，雕花格扇，古朴典雅。
腾冲被誉为“极边第一城”，钟灵毓秀，多元文化融合，文化底蕴深厚。艾思奇不仅家学深厚，且有革命基因，他父亲李曰垓是一位民主革命家，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会员，早年就读于京师大学堂，文采飞扬，被章太炎誉为“天南一支笔’”，参加过云南辛亥革命和讨袁护国运动，曾任军政部次长，民政司司长，司法司司长，垦务总办。
1923年，李曰垓前往香港，任孙中山大元帅府驻港代表。艾思奇随父亲到香港，就读于广州岭南大学香港分校。这所学校以圣经、英文及国文为主，艾思奇各科成绩都优秀。他少年时就阅读《老子》《庄子》等典籍，打下深厚的哲学功底。父亲告诫艾思奇，无论作诗作文，都应像白居易，务使人人能读，妇孺皆懂，为艾思奇的写作奠定通俗易懂的风格。
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李曰垓带长子李生庄前往上海，艾思奇随母亲和弟妹返回昆明。返昆半年后，艾思奇考入云南省立第一中学。省立一中是一所进步学校，也是云南学生运动的策源地。云南省早期共产党员李国柱在省立一中图书馆任管理员，他和进步教师楚图南等人发起青年读书努力会，把一些进步青年组织起来，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艾思奇是其中佼佼者。
1927年春，艾思奇到东京，仿佛置身于知识的原野，富士山似乎对他没有什么吸引力，近在咫尺的洗足池公园也从未去过，但他是神田书店的常客。浩瀚的书海最吸引他的是哲学。一本黑格尔的《逻辑学》几乎被他翻烂了。对于凡能找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他更是悉心研读。以前，他喜欢中国古代哲学，而今，大量西方哲学原著，展现一个新天地。
从古希腊哲学家到培根、康德、黑格尔，尽管学派纷纭，枝蔓芜杂，但他锲而不舍地钻研，发现许多人类精神的瑰宝。由中共东京特别支部领导的社会科学研究会负责人张天放、寸树声介绍，他参加了社会主义学习小组，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更加刻苦、自觉，在读了日文版《反杜林论》后，他深感日译本不够好。为了阅读马克思、恩格斯原著，他自学德语，把日、德文本对照研读，力求取其精义。1927年5月，济南惨案发生后，中共东京支部组织同学回国以示抗议。
艾思奇刻苦钻研从日本带回的马列著作，积极参加党的外围组织的活动，如以云南书报社名义组织的马列主义研究团体，还和大哥李生庄一起研究西方哲学。李生庄主编的《民众日报》副刊上有《象牙之塔》和《杂货店》专栏，宣传反帝反封建的进步思想。艾思奇常用“小政”“店小二”“SG”、“三木森”等名投稿，以杂文、译文形式介绍新的文化和新的哲学。他将《国际歌》、《马赛曲》和日本渔民打鱼小调带回昆明，将《伏尔加船夫曲》译成中文，让聂耳在音乐会上教唱。他和聂耳早在昆明省立一中读书时就结下深厚友谊，他给聂耳介绍一些马列主义书籍，共同的志趣和理想使他们成为亲密战友。
艾思奇阅读《向导》《新青年》《共产党宣言》等书刊，他很快成为反对黑暗的斗争骨干，负责学生会学艺部的工作，任校刊《滇潮》的编辑。李国柱主办的地下刊物《火花》和《小世界》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和马克思主义，艾思奇不仅参加编辑工作，还冒着危险秘密散发这些刊物。1932年5月，国民政府与日本签订《上海停战协定》，激起国人愤慨。艾思奇参加“上海反帝大同盟”，书写标语、散发传单、参加游行。1933年6月，国民党封闭艾思奇任教的泉漳中学，失去经济来源的他经朋友介绍为《中华日报》副刊写文章，赚取稿费维持生活。撰稿过程中，艾思奇完成第一篇论文《抽象作用与辩证法》，受到理论界和读者好评，也引起党组织重视。他1933年写的《二十二年来之中国哲学思潮》一文，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哲学文章之一。后来，他成为由李公朴任主编的《读书生活》杂志编辑，并撰写极具影响力的《哲学讲话》，连载在《读书生活》上。
1935年10月，上海党组织决定由周扬、周立波作为艾思奇的入党介绍人，批准艾思奇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年1月，艾思奇的《哲学讲话》在连载24期后整理出版，一问世便极为畅销。李公朴写道：“作者对新哲学中的许多问题，有时解释得比其他的著作更明确。虽然是通俗化的哲学著作，但也有许多深化的地方。”《哲学讲话》的大量发行及其产生的反响，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恐慌。1936年2月，《哲学讲话》被禁止发行，但民众对先进思想的追求无法阻挡。《哲学讲话》第四次再版时，艾思奇将书名改为《大众哲学》。1938年2月，《大众哲学》第十次再版，发行量达2万多册。
《大众哲学》内涵丰富、思想深刻、论述精辟、语言生动、特色鲜明，系统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唯物论、辩证法的基本理论，对古往今来各种哲学流派的观点，进行了分析、比较、批判，用事实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大众哲学》引导许多青年走上革命道路，不仅具有哲学大众化、通俗化的意义，而且具有思想滋润的理论价值。不仅因其通俗性被人民群众所掌握，使马克思主义高深的理论变成人民群众的精神武器；还因其革命性为干部所掌握，使马克思主义变成干部的“看家本领”。
1937年9月，艾思奇与上海文化界十几位知名人士被党组织调往延安。在欢迎会上，毛泽东亲切地说：“噢！搞《大众哲学》的艾思奇来了，你好呀！思奇同志，你的《大众哲学》我读过好几遍了。”接着又说：“革命要靠枪杆子，也要靠笔杆子。把枪杆子和笔杆子结合起来，有文有武，文武结合，革命的事业就能胜利。”从上海到延安，从白区的文化战场到抗日根据地的讲坛，艾思奇的革命生涯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他被分配到抗日军政大学和陕北公学任教，并担任陕甘宁边区文化界协会主任。
当时，毛泽东正集中精力研究哲学，准备从理论的概括、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以来党在路线问题上的经验教训。1937年10月间，毛泽东对《哲学与生活》做了长篇摘录，给艾思奇写了一封信:“思奇同志：你的《哲学与生活》是你的著作中更深刻的书，我读了得益很多，抄录了一些，送请一看是否有抄错的。其中有一个问题略有疑点，请你再考虑一下，详情当面告诉。今日何时有暇，我来看你。”1938年，在毛泽东的倡导下，成立延安新哲学会，由艾思奇和何思敬主持。9月30日，在《解放周刊》第53期上公布《新哲学会缘起》，提出:“为着要使理论更有实际指导力量，在研究上就不仅仅要综合从前抗战的实际经验和教训，而且要接受一些中外最好的理论成果，要发扬中国民族传统中最优秀的东西”。
1938年底，延安马列学院成立，艾思奇到学院任教，并兼任哲学研究室主任。他除了讲课以外，还翻译《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八封信》，并为《解放周刊》《解放日报》以及国民党统治区的进步报刊撰稿。1939年，艾思奇任中央宣传部文化工作委员会秘书长，兼管延安文化协会和救亡协会文化工作。毛泽东组织一个哲学小组，成员有艾思奇、何思敬等，每周活动一次。中央各机关学习小组也成立，读书学习蔚成风气。中宣部哲学小组组长是张闻天，艾思奇为指导员，参加学习的有朱德、李维汉、徐特立等。每周的学习先由艾思奇拟好提纲，以便大家研究讨论。他还编了《哲学选辑》一书，并与吴黎平合作，完成编写《科学历史观教程》，中央作为对干部世界观、人生观教育的教材。
1940年2月，延安出版刊物《中国文化》，艾思奇担任主编，在创刊号上首次发表毛泽东的著作《新民主主义论》。《中国文化》倡导学术研究和开展讨论，鼓励学术争鸣，艾思奇也撰写了许多文章，从第四期起连载他的“哲学讲座”。是年召开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艾思奇作了《抗战中的陕甘宁边区文化运动》的报告。6月延安新哲学会举行第一届年会，艾思奇作了会务工作报告。毛泽东在会上讲话，肯定新哲学会的方向和成绩，指出:“要知道革命如不提高革命理论，革命胜利是不可能的”“新哲学会的前途是光明的”。
1943年初，艾思奇调《解放日报》社任副刊部主任。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延安文艺界呈现出一派生气勃勃的景象，文艺工作者和人民群众相结合，为工农兵写作蔚然成风。艾思奇写了不少文章宣传文艺工作者深入实际的方向，如《群众需要精神食粮》《文艺工作者到前方去》《从春节宣传看文艺的新方向》。1947年春，国民党军队大举进犯延安，《解放日报》于3月停刊，报社人员向晋察冀撤退。艾思奇于行军途中得了伤寒，不得不留在晋西北的岢岚伤兵医院治疗。10月，中央决定重办马列学院，艾思奇调该院任教。
新中国成立后，艾思奇担任马列学院哲学教研室主任兼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主任，中央直属党校党委常委、副校长、哲学教研室主任，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等。他在《学习》杂志创刊号上发表《从头学起》一文，指出：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就要达到全国胜利，在全国人民面前，还有更多复杂艰巨的任务要完成。为了掌握思想武器，要求经过这一学习、教育，掌握几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第一，劳动创造世界的思想；第二，阶级斗争的思想；第三，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他应邀到许多单位做报告，出版了《历史唯物论——社会发展史讲义》一书，经修改，他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举办的《社会发展史讲座》节目里，对该书进行系统地讲授。这本书后来改名为《历史唯物论——社会发展史》，先后出了十版。
1950年，艾思奇发表《读〈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毛泽东同志发展了真理论》《〈实践论＞与关于哲学史的研究》。1952年他发表《从〈矛盾论〉看辩证法的理解和运用》《学习〈矛盾论〉，学习具体分析事物的方法》等。1960年《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出版，他写了2万多字的读书笔记、以《进一步学习和掌握无产阶级世界观》为题发表在《哲学研究》上。1958年，艾思奇发表题为《破除迷信，立科学，无往不胜》的文章，一方面赞扬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一方面强调必须要注意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文章指出:“破除迷信后一定要立科学，一点也不能离开科学，冲天的干劲一定要与实事求是的精神结合起来，是我们一条重要经验。”1959年初，他在《红旗》杂志第四期上发表《无限和有限的辩证法》，指出“在一定时间总有一定的最大限度，而不是无穷无尽的”。“既要深信人民群众力量的无穷无尽，又要注意到人民群众力量的有穷有尽方面?仅仅一般地相信人民力量的无穷无尽，看不见在一定的具体工作中人民力量的有穷有尽的方面，或者把这些有穷有尽的力量误认为无穷无尽，这种片面观点会造成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
新中国成立后的17年中，艾思奇一直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学和研究，在中央党校担负大量教学工作，为党培养领导干部和理论骨干兢兢业业、呕心沥血。除了组织教学外，无论是高级干部班、师训班、理论班，还是自然辩证法班、逻辑班等，几乎每期、每班他都去讲过课。不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还是经典著作、形式逻辑、辩证逻辑、自然辩证法，或中外哲学史等，许多哲学领域的科目他都探讨和讲授。其他机关、团体、学校等请他讲课，作报告，他也有求必应，不辞劳苦。他一贯以治学严谨著称，每次讲课，都要研究新情况，重新修改讲稿。他对搞教学的同志说:不分场合，不问对象，不研究课是讲不好的。他讲课，深入浅出，透彻朴实，逻辑性强，联系实际，力求给人以新启迪。在学术研究方面，他更是一丝不苟、扎扎实实，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人云亦云。对于不同意见，他认真听取，反复探讨。
1954年起，艾思奇系统地讲授辩证唯物主义，初步写成《辩证唯物主义讲课提纲》一书，1957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后易名为《辩证唯物主义纲要》。1961年，中央宣传部和高教部联名组织编写高等学校文科教材，艾思奇任哲学专业组组长，主编《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一书。在编写过程中，他和参加编写工作的同志，力求准确、简明，从总体结构到各章内容，从基本观点到材料选用，都逐章逐节，一字一句地修改。这本书成为新中国第一本系统地论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教科书。
曾任蒋介石高级顾问和幕僚的马壁回忆：“蒋介石曾对下属说：‘我们和共产党的较量，不仅是军事力量的失败，也是人心上的失败。比如共产党有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你们怎么就拿不出来！’蒋介石不仅自己看这本书，还要他的部下也读这本书，我看到蒋先生和蒋经国都把此书放在案头。”法国哲学家皮埃尔在《中国哲学50年》一书中说：“艾思奇是一位杰出的‘哲学通俗化家’、中国共产党的‘官方知识分子’；‘在他的著作中最受欢迎的无疑是《大众哲学》这一通俗化著作’。”
在马克思主义刚传入中国时，李大钊在北大组建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研究会19个发起人中有两个是云南人：一个是出生在大理州祥云县王家庄村的王复生，一个是出生在文山州砚山县平远街的王有德。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出生于腾冲县和顺乡的艾思奇，成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领军人物，被学术界誉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中国第一人”。
艾思奇离开我们近60年了，我们仍需要不断汲取他的养分，他的名字是与人民紧密相连的，他的研究是以人民为中心的。正如毛泽东评价的那样，“艾思奇同志是一个真正的好人”，“艾思奇是好哲学家，好就好在老实忠厚，诚心诚意做学问”。
作者简介：郭松，四川古蔺人，川大本科生，贵大研究生，从军23年，从检16年，《散文选刊》签约作家，在《散文选刊》《散文百家》《边疆文学》《检察日报》《云南日报》《春城晚报》等发文120余篇，获中国散文年会“十佳散文奖”，4篇散文被选为初高中语文试题。
（注：本文已获作者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