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贻琦先生的大师风范
郭松
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梅贻琦是一位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教师承担着最庄严、最神圣的使命。梅贻琦先生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这样的大师，既是学问之师，又是品行之师。”
梅先生在《大学一解》中，把好的师生关系形容为“从游”，老师如大鱼，学生如小鱼，“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从游既久，其濡染观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为而成。”大师没有好的学生，就像鱼儿离了水。大师没有水，将不再是大师。学生本来是小鱼，有了大鱼的指导，慢慢也会成长为大鱼。
1889年12月29日，梅贻琦出生于天津一个没落的士绅家庭，1904年，为南开中学第一期学生。1908年，入保定高等学堂。1909年6月，以全国第6名考取清华首届庚款留美生，1910年，入美国伍斯特理工学院。1915年，学成归国，到清华任教，被聘为物理学教师。梅贻琦给人的印象是“不爱说话”，他未婚妻韩咏华的同学跑去找韩：“告诉你，梅贻琦可是不爱说话的呀！”韩说：“豁出去了，他说多少算多少吧。”韩后来感叹说：“就这样，我和沉默寡言的梅贻琦共同生活了43年。”
1919年6月他俩结婚，梅贻琦在香炉营头条租了一个小后院，他平时住在清华的单身宿舍，只有周末才回到香炉营家中，1922年秋，搬入清华教工宿舍南院居住。从1931年12月，42岁的梅先生，就任清华大学校长，1948年12月离开清华。他出任校长后，在家中对公事只字不提，他夫人对清华内情了解很少，有时从别的教授夫人处听来只言片语。梅先生接任校长时，已是清华建校20年来的第11任校长，在他之前，每位校长平均任期不到两年。
自梅先生履职后，中间经历艰难万分的抗战，他有惊无险地率领清华师生，在时代风潮中乘风破浪。终身尽瘁清华的梅先生，被海内外校友一致誉为清华的“终身校长”。即便在1935年底清华学子呐喊“华北之大容不下一张书桌”的学潮澎湃，学生与校方矛盾激化时，学生也要声明一句：“拥护梅校长”。梅先生任校长后稳定校局，成就清华的高光时刻，成为任期最长的校长。这与梅先生忠诚、公正、清廉、谦和的人格有关，用大师论、通才教育、自由学术、教授治校等理念施政。
对于清华大学，梅先生是尽心尽力的。他虽身为校长，但在会议上，他总是寡言，却字字珠玑；每当讨论之时，他总是愿意听取别人的意见，“吾从众”是他说得最多的一句话。陈寅恪曾感慨：“假使一个政府的法令，可以和梅先生说话那样谨严，那样少，这个政府是最理想的。”梅先生被师生称为“寡言君子”，学生不禁为他做了一首打油诗：“大概或许也许是，不过我们不敢说，可是学校总认为，恐怕仿佛不见得。”梅先生的“从众”是顺应民心，不是没有自己的想法。之前降为“主任训练员”的体育教育家马约翰被他给予其他系科老师同等的待遇。一来是尊师，二来是重教。1928年，他还是教务系教务长时就提出：“须知体育之目标，不单是造就几个跑多快，跳多高，臂腿多粗的选手，不单是要若干银盾、锦标，除此之外，也许可以说在此之上，还有发展全人格的一个目标。”他认为体育不仅能健全身心，还能促进团结。不久，清华就获得“体育大校”的美誉。作为校长，梅先生礼遇教师，与教师共进退。华罗庚只有初中学历，只做过小学教员，但梅先生录取他进入清华任教，又将他从系资料员升为助教，还让他修习大学课程，送他到英国剑桥大学深造，待他回国后，梅先生又提拔他为教授。
梅先生主政清华和西南联大时，大师云集，英才辈出，涌现出李政道、杨振宁等诺贝尔奖得主，以及数学大师陈省身、林家翘和逻辑学大师王浩等；在1955年至1980年，中国科学院三次选出的473位院士（学部委员）中，有194名清华或西南联大师生入选，占41%；23名“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中，有钱学森、邓稼先、钱三强、王淦昌、周光召等14名清华或西南联大师生。有人曾问梅先生：“怎么你做了这么些年?”他笑着说：“大家倒这个，倒那个，就没有人愿意倒梅(霉)。”
抗战之前的清华，因有庚款基金支持，在大学中算是富有的。一般教授的薪水大概在400到600块大洋，就当时的购买力而言算高薪。历史学家何兆武曾回忆，他的姐姐那时在北大上学，一个月伙食费5块钱就够了，一学期的学费也仅10块钱。梅先生每月校长薪水600块，加上200元校长津贴，月入800大洋，北京当时一座普通四合院也就一两千大洋。然而美好生活毁于一场战争，长达数年的惨烈抗战，使百姓和社会消耗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战时百业凋敝、经济萧条，物价暴涨。与战前相比，1942年昆明物价涨156倍，到1943年，涨404倍，教职员工薪水仅涨10多倍。
物价初涨时，教授们的薪水尚可支应，后期每月薪资仅能支应三周生活，最苦的日子月薪仅够一周的开支。无钱买肉，教务长潘光旦一家捕鼠当肉吃；入不敷出，闻一多教授治学之外不得已治印赚外快；许多师生在校外兼职以纾时困；教授夫人已不能像战前那样安心做太太，相夫教子，不得不放下身段，使出浑身解数，各显神通，能织补的织补，能烹饪的烹饪。陈寅恪教授有诗云：“淮南米价惊心问，中统钱钞入手空。念昔伤时无可说，剩将诗句记飘蓬。”朱自清教授在感叹“米盐价逐春潮涨”的同时，“剩看稚子色寒饥”。中文系副教授萧涤非的境况更老火：“妻行骨立欲如柴，索命痴儿逐逐来。却笑蒙庄方外客，也缘升斗要人哀。”
梅先生有时拿包衣物到典当行去当钱应急，他夫人韩咏华和教务长潘光旦教授的夫人学做南方米糕，取名定胜糕。为顾全校长声誉，韩咏华只得隐姓埋名，穿上佣人服饰，提篮上街售卖，以贴补家用。他儿子为躲避日机轰炸，跑警报时跑丢了眼镜，居然无钱再配。晚年的韩咏华聊起在昆明时的困难：“经常吃的是白饭拌辣椒，没有青菜，有时能够吃上一碗菠菜豆腐汤，就是改善伙食了。”每次西南联大师生申请到政府救济补助，梅先生总是先让师生领取，不准在校的两个女儿和儿子领取。
西南联大建校初期，梅先生与蒋梦麟和张伯苓一同主持校务，三人难免有分歧，好在梅先生独挑重任，八年间独自执掌主要校务。他不忘初衷，凡事讲究一个“理”字，尽管他权势越来越大，但换来的是他更多的付出。梅先生和家人只是住在区区一个小巷里，他不仅不愿多收国家一份福利，而且还想尽办法替国家省钱。1941年，梅先生在成都出差，没想到西南联大一个电话打乱了他的行程安排。本来他已经订了机票回来，但他得知可以乘邮政车，为国家省下好几百块钱，立马退了机票。他没料到邮政车在半路出了故障，只好连夜转车，赶上西南联大的会议。有一次他已经和学生约好上课时间，可临近上课他才跑进教室，连忙解释道：“我刚才在街上给我内人的糕点摊守摊，她去进货了，可她办事不利，我告诉她八点我有课，她七点半还没回来，我只好丢下摊，跑来了，不过，今天点心卖得特好，有钱挣啊！”
梅先生家里贫寒众人皆知，有一次朋友到家中做客，夫人韩咏华都拿不出钱招待客人，她只好上街摆地摊，变卖孩子穿不下的衣服，卖得10元钱用以待客。梅先生省的每一分钱都投入学校建设中，他深知自己作为校长的责任，在常委会上建议：一定要保证全校师生不断粮，按月每户需有一石六斗米的食物，租车派人到邻近各县购运。1946年，梅先生回到北京，继续担任清华大学校长。1948年，紧张的局势使许多知识分子作出决定，留下还是离开。虽然许多人都希望梅先生能留下，可他说：“我一定走，我的走是为了保护清华的基金。假使我不走，这个基金就没有办法保护起来。”有另一派人想要拉拢他，但他还是坚持自己的立场，他的离开是为了清华。
1955年，梅先生用清华基金会利息筹办“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也就是后来台湾新竹清华大学的前身。到了台湾，他奠定了清华的校格，被誉为“两岸清华校长”。1962年，为清华躬耕一生的梅校长在台大医院病逝，终年73岁，被葬于新竹清华大学，取名为“梅园”。为了纪念他，校友集资在梅园栽种花草树木，种下一个“梅林”。在梅先生去世后，人们惊讶地发现他的遗物里竟是一笔笔清华基金的账目，如此品格实在让人佩服。他对清华的爱，可以说至死不渝。梅先生为清华耕耘一生，获一世清白名誉，众人赞誉他为“永远的清华校长”，他当之无愧。“生斯长斯，吾爱吾庐”，梅先生用这八个字概括他与清华的不解之缘。
作者简介：郭松，四川古蔺人，川大本科生，贵大研究生，从军23年，从检16年，《散文选刊》签约作家，在《散文选刊》《散文百家》《边疆文学》《检察日报》《云南日报》《春城晚报》等发文120余篇，获中国散文年会“十佳散文奖”，4篇散文被选为初高中语文试题。
（注：本文已获作者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