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故乡
郭松
每个人都有故乡，作家更是如此。对于作家而言，故乡不只是他的生命，更是他文字的来源，是他写作的根与本。鲁迅的绍兴、沈从文的湘西，都是写作的根与本。
相对于现实的故乡，文学的故乡要复杂得多。因作家不同的心意与愿望，故乡也呈现出不同的样貌。有一年，我到浙江嘉兴乌镇旅行，想起茅盾在散文《故乡杂记》中写道:“故乡!这是五六万人口的镇,繁华不下于一个中等的县城;这又是一个‘历史’的镇,据《镇志》,宋朝‘汉奸’秦桧的妻王氏是这镇的土著,镇中有某寺乃梁昭明太子萧统偶居读书的地点,镇东某处是清朝那位校刊《知不足斋丛书》的鲍廷博的故居。”也想起木心描写故乡的句子“从前的邻里，隔着河也能说话”“江南是绿，石阶也绿，总像刚下过雨”“围泊了许多乌篷船，启篷仰观，观罢荡橹而去”“上桥了，豆腐作坊的烟囱顶着一弯新月，下面河水黑得像深潭，沿岸民房接瓦连檐偶有二三明窗，等候看戏者的归返。”
在作家出生和长大的土地上行走，会更清晰地聆听到作家文字背后的歌哭，作家与故乡的关系是更复杂的。汪曾祺年轻时在写给老师沈从文的信中说：“一个人回到乡土，不知为什么就会霉下来，窄小，可笑……回去短时期是可以的，不能太久”。也许，因为长久地离开了故乡，他才写出《受戒》《异秉》那样的名作。鲁迅也眷恋故乡，遂写下《朝花夕拾》，但对乡愁的警惕与反省，又让他写下《阿Q正传》《祝福》。
随着时间的推移，现实的乃至文学的故乡渐去渐远，故乡是一个令人惆怅的话题。莫言的高密东北乡，贾平凹的商州乡村，阿来的嘉绒藏区，迟子建的冰雪北国，刘震云的延津老庄，毕飞宇的苏北水乡……这一个个地标因作家之笔而广为人知，成为文学中一抹抹动人风景。在故乡的土地上，作家出生、成长、成熟，从民间中汲取养分，从日常中获得灵感，从地域文化中塑造性格，当这一切诉诸笔端，故乡就与文学发生联系，成为他们创作的精神起点。
在纪录片《文学的故乡》第一集中，航拍的视角将秦岭的苍莽与壮阔呈现出来。隐没在大山中的陕西商洛丹凤棣花是作家贾平凹的故乡。他说：“秦岭是中国最伟大的一座山，也是最有中国味的一座山。”他以自己的故乡为原点，写商洛、写陕西，写出《秦腔》《高兴》《山本》等作品。
藏族作家阿来醉心于家乡的植物，《文学的故乡》导演张同道说：“拍摄过程中，我惊讶阿来丰富的植物知识，他能轻松地辨认一路上随机遇见的植物，甚至还能说出什么科什么属什么特性。这只是一个‘非功利的爱好’，但他对生活的好奇却是一种巨大的生命能量。”阿来说，他寻找表达故乡的方式，用的是笨办法，“一座山一座山地爬”。
贾平凹刚到清风街，一位摊主就握住他的手，请他到家里喝茶。原来摊主叫李百善，是《秦腔》中会计上善的原型。小说《高兴》主人公刘高兴的原型刘书征，是贾平凹的小学和中学同学，他索性自称“刘高兴”，写出《我和平凹》。第五集中，刘震云到河南延津老庄，走在街上不停地跟乡亲打招呼。这些面孔中藏着《故乡相处流传》《故乡天下黄花》《一句顶一万句》等中的六指、瞎鹿、孬舅、猪蛋……第六集和第七集，莫言回到高密东北乡，重走孕育他小说中小黑孩、余占鳌、我奶奶九儿、母亲上官鲁氏等人物的土地。这些人物大多有原型，有的作品还保留原型的名字。
作家从自己的故乡出发，建构起自己的文学王国，从故乡汲取的远不止山脉河流、草木风物、人物掌故、民俗风情，更从历史积淀、地域文化、精神气质中涵养出作品的精灵，与故乡保持着血脉联系。每一片土地都以其独有的自然地理与文化土层，为作家提供独一无二的文学空间和意象符号，创造出文学版图里的独特风景。
莫言说：“我这个高密东北乡，刚开始写的都是真人真事，真河真桥，后来有了想象和虚构，森林、丘陵、沙漠、大河、山脉，什么都有了。高密东北乡，是我精神的故乡，文学的故乡。”贾平凹说：“有个词叫‘血地’，你娘把你生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对你产生的影响最多。当你返回来的时候，要把你的村子、父母、家族，包括你最隐秘的东西，写进作品里面去——写你最最熟悉的，写和你有生命联系的东西。”
当作家与故乡重逢时，不再是隐藏在书斋里的神秘人物，也褪去了作家的光环，表现出普通人的喜怒哀乐。第三集中，迟子建走过哈尔滨中央大街，为妈妈选购羊绒衫，她说“小时候都是妈妈踩着缝纫机给我们做衣服，现在只能买现成的带给她”。当回到兴安岭覆盖着皑皑白雪的白桦林时，迟子建兴奋异常，躺倒在雪地上，觉得被无数精灵包围着，“我生命和文学的根是冰雪根芽”。第五集中，刘震云说家乡有个“著名哲学家”，是他的木匠舅舅，当他骑着电动车穿过田间地头时，身边闪过满脸狐疑的三轮车师傅和玩耍的儿童，为观众展现出他作为编剧站在聚光灯之外的另一面。
没到乌镇之前，对乌镇多源于茅盾《子夜》《林家铺子》《春蚕》等作品的印象。到了乌镇，那纵横交错的河道、高高拱起的石拱桥、往来不绝的乌篷船，以及白墙、黛瓦、雕梁、画栋、石巷，还有古色古香的茶楼酒肆咖啡屋、高高挂起的大红或橘黄色的灯笼，现实与梦境交织，素雅又富有诗意，既带着时代鲜活的气息，又含有传统的文化韵味。不仅领略到江南水乡的美景和深厚的文化底蕴，还感受到这座古镇在现代焕发的新活力与生命力。
不少生于斯长于斯或与之密切相关的文化名人，每个人，都是一束光，而现代文学大家茅盾，无疑最为耀眼。那天下午，前去拜谒茅盾先生故居。冬日的暖阳，抖落一地金黄，初冬的乌镇，是一幅有味道的水墨画，在画中行走着，心会慢慢安静下来，沉浸在温润的时光里。乌镇，有西栅和东栅。栅在乌镇，有界限之意。早期的乌镇，四周建有水寨，栅就是水寨的门。在窄窄的街巷里行走，行不多了远，就会遇见石桥。站在桥上，往河面上看，来来往往的乌篷船，漾起千年的涟漪。在西栅，眼里看到的，是粉墙黛瓦、枕河人家。一步一景，各种特色小铺、酒吧，一家连着一家，每一家商铺，简约而不简单。
沿河而建的老屋被石柱或水泥柱支撑着伸向水中。门外是巷，窗外是河。水乡人家被长长的青石板路、窄窄的街巷、幽幽的河水环绕着，河道上，来往的乌篷船，仿佛在诉说着古镇的前世今生。不知不觉间，就到了东栅。站在东栅宽敞的石桥上，观绿波流淌的两岸美景，看小船在桨声中缓缓前行，流水泱泱，不急不缓，水乡的那份自在、那份悠闲的慢时光，让人心生羡慕。茅盾故居所在的观前街，街道狭窄、悠长，地面由青石条铺成。由于年代悠久，石条路凸凹不平，被无数来往的双脚经年累月磨成时光的包浆，每踩过一块石头，都有一种历史的沧桑感。街道两边，是高矮不等、宽窄不一的门面房，这些门面房大都是松木板制作成的，一圈圈木纹清晰可见，微微泛黄的木板窗，可装可卸，古旧的气息从门板上，从斑驳、朴拙的墙体的缝隙间弥漫出来。大多是保存较为完好的清代民居，不少居民住在这些老房子里，享受着水乡安适、恬淡的生活。
茅盾故居坐北朝南，我怀着朝圣的心情跨过那道门槛，就像学生拜访老师，就像游子回家。我反复寻思：在这样一个宅院里，是如何走出一代文豪的？我的脑海中，涌现出先生许多鲜活文字和人物形象。这江南一带常见的传统木构架民居建筑，立刻又变得神圣起来，连同这里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变得与众不同了。这就是文学的力量，让一座平凡的院落不再寻常。这个院落，前后有两幢房屋，前一幢的三间平房为茅盾的卧室、书房和会客室，古朴而典雅，富有江南水乡气息。茅盾在这里生活了十三个春秋，度过了他童年和少年时代。先生的书房是闹中取静、环境幽雅的居所。茅盾儿时秀气的脸颊和认真学习的神态，悠然浮现眼前，我仿佛看到少年茅盾伏案学习和开心玩耍的情景，水乡特有的灵气早已融入他灵魂的深处。
茅盾对家乡一往情深，他在《可爱的故乡》中写道：“我的家乡乌镇，历史悠久……虽然我仅仅在那里度过了青少年时代，却深深地怀念它！”而在《故乡杂记》中，他满怀深情地表达了对故乡的感情：“故乡之于我，犹如心底的一汪清泉，涓涓流淌，生生不息，它流经过往的岁月，流经我人生的每一寸土地，流经心尖尖上那些永恒的记忆……”茅盾天才和学养的背后，乌镇这一特殊地域的文化精神，对他的心魂给予了重大支撑。每个人的故乡都是他的精神原乡，茅盾生在乌镇，江南水乡的滋润，特殊地域的文化，渗透在他的血脉之中，在近半个世纪的文学创作中，他以杰出而浩繁的现实主义创作、精辟的文学理论和文学翻译在文学史上创造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茅盾的作品不仅局限于乌镇，而乌镇也远不是茅盾的文字所能尽述的。乌镇守护着茅盾的根与魂，为世人留下无尽的情感和力量，也留下了难以替代的宝贵文学财富。走出茅盾故居，天已擦黑，房屋、桥梁倒映在水面，演绎着水韵、夜色、灯光组合的灵动之美。
现实的故乡是作家生命的起点，承载童年记忆与文化基因，常被赋予“母亲”“童年”等情感意象。而文学的故乡是作家通过文字重构的精神家园，既包含现实记忆，又融入个人情感和艺术加工，如鲁迅笔下绍兴的批判性、萧红笔下呼兰河的忧郁色彩。
现实的故乡以客观地理空间为载体，而文学的故乡是作家主观意识的外化形态。如鲁迅在《朝花夕拾》中以回忆录形式重构童年记忆，萧红通过《呼兰河传》将乡土社会矛盾转化为文学意象，迟子建笔下的额尔古纳河既保留地域特征，又融入个人情感、价值取向。
现实的故乡多呈现客观存在状态，而文学的故乡多承载作家价值判断。汪曾祺离开故乡后以“异乡人”视角重构乡土记忆。文学故乡常突破地理局限，成为文化符号或精神隐喻。如徐玉诺笔下平顶山故居成为特定历史记忆的载体，艾青“大堰河”成为旧中国农村的集体意象。
作者简介：郭松，四川古蔺人，川大本科生，贵大研究生，从军23年，从检16年，《散文选刊》签约作家，在《散文选刊》《散文百家》《边疆文学》《检察日报》《云南日报》《春城晚报》等发文120余篇，获中国散文年会“十佳散文奖”，4篇散文被选为初高中语文试题。
（注：本文已获作者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