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艺从延安走来
郭松
延安就像星火一般，新中国的文艺从此走来。1938年4月，成立于延安的鲁迅艺术学院，是中国共产党创建的第一所高等艺术院校。
从1938年4月建立，到1945年9月迁移，鲁艺师生深入人民群众，发掘民间艺术，创造出人民文艺的新范式，深刻影响了新中国文艺的方向。
“五四”之后，蔡元培重申美育，认为“大多数人皆汲汲于近功近利，而毫无高尚之思想，惟提倡美育足以药之”。受其影响，美育大众化思想萌发，许多知识分子发出“到民间去”的呼吁，提出“要把几千年来埋没的民众艺术，一层一层地发掘出来”，用美育来教化社会民心、启迪民族觉醒。
鲁艺成立伊始，毛泽东就指出，“许多能写作的人却只坐在都市的亭子间，缺乏丰富的生活经验，也不熟悉群众生动的语言”。鲁艺音乐系的马可回忆，当时桥儿沟（鲁艺所在地）的老乡编过一段歌谣：“戏剧系装疯卖傻，音乐系呼爹叫妈（指练声），美术系不知画啥。”鲁艺木刻工作团的罗工柳也提到，老百姓认为他们的木刻作品“没啥名堂”“不大好看”“没有颜色”“没头没尾”。
美育要深入人心，必须深入生活。生活“是一切文化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亦是美育的源头活水。只有深入生活，深入乡村，才能“对这土地爱得深沉”，才能发现并热爱这片土地上饱含生命力的艺术，才能创作出人民的艺术。人民、生活、情感以艺术为中介，可以形成有效增益；越深入人民的生活，就对人民越有感情，越能从生活中获取创作养料。
鲁艺师生深入乡村生活，借助“口头述唱”“生活日用”“歌舞表演”“民俗活动”等形式，建构乡村日常生活的美育场域，润物无声地渗透进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乡村门板灶台新年画随处可见，田间地头新秧歌剧遍地开花，街头巷尾民歌口耳相传。曾在鲁艺美术系学习的画家古元回忆：“1940年夏天，我来碾庄村工作，和乡亲共同度过一年的时光，碾庄是培育我艺术生命的摇篮。”他常以乡亲的日常生活用品和家畜为主题，绘制识字画片教老乡写字，乡亲很喜欢这些画片，把它们贴在家里。古元创作的作品《铡草》，1942年10月参加重庆“第一届双十全国木刻展”，被徐悲鸿誉为“中国近代美术史上最成功作品之一”。
鲁艺木刻工作团借鉴传统木版年画、剪纸等民间美术样式，以木版套色水印技法创作新年画，色彩明快，画面寓意吉祥，适合春节欢乐喜庆的氛围，符合老百姓的审美趣味，家家户户争相购买。江丰的《读书好》以“金童玉女”的传统样式展示全民教育和男女平等思想；彦涵的《军民合作 抗战胜利》，把门神秦琼和尉迟恭替换成八路军和支持抗战的农民，表现拥军爱民主题。人民群众在欣赏这些新年画时，深受蕴含团结抗战思想的鼓舞。
鲁艺美术系泥工组以窑洞口的黄胶泥为材料，采用陕北民间泥塑创作手法，以农民生活为主题创作“泥娃娃”，得到当地百姓的认可与喜爱。其民间风格颇具“中国气派”，朱德让延安交际处定制这类“泥娃娃”用作外事礼物，包装礼盒用马兰纸层层相叠制成并以陕北民间剪纸做装饰，深受外国友人喜爱。曾任鲁艺文学院院长的周扬认为，人民大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和鲁艺深入民间之前，“从来没有机会在文化上表现出自己如此可惊的创造力”，鲁艺打破了知识分子与普通大众“高”“低”之间的界限，激活了民众的主体性、自觉性和创造性。
这种创造力的激发，不是知识分子对普通大众单向输出，而是一种双向互动，是知识分子与普通群众的相互学习与改造，即“艺术从意识上去改造和提高大众，又在大众的方向和基础上来改造和提高自己”。新说书运动这种双向互动与结合，民间艺人是主角，知识分子是引导者，民间艺人在知识分子的帮助下展开创作。盲人说书艺人韩起祥，本是一名民间说书匠，“从十四岁说书，一天没有间断”。贺敬之将他带到鲁艺，让他参加“陕甘宁边区文协说书组”，他仅用一年多时间便编创出新书二十四本，从一个“旧艺人”成长为一名“人民艺术家”。毛泽东勉励他“要多带徒弟，把陕北说书这种古老形式加以改造革新，传至后世”。
旧时窑洞里“上不得厅堂”的乡村女性，被鲁艺的文艺工作者奉为老师。1943年，艾青、古元和刘建章到三边分区考察陕北民间窗花，华君武、计桂森在绥德分区收集民间剪纸。1946年，边区文联主办“木刻剪纸展览会”，展出作品133件，民间妇女剪纸作品就有52件。版画家力群与农村妇女石桂英共同创作的《织布》《交通员》也在其中，表现了边区人民积极生产、团结抗战的景象，成为新木刻剪纸的代表作。这种互动学习的传统，成为民间艺术与学院艺术双向互动的肇始。向民间学习是一种认识，深入生活是一种行动，走进人民是一种立场。
“我们是艺术工作者，我们是抗日的战士，用艺术做我们的武器，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为争取中国解放独立，奋斗到底！”这首由沙科夫作词、吕骥谱曲的歌是著名的《鲁迅艺术学院院歌》。1938年2月，由毛泽东和周恩来领衔，林伯渠、徐特立、成仿吾、艾思奇、周扬等联名发出鲁迅艺术学院《创立缘起》，提出：“艺术是宣传、发动与组织群众的最有力的武器，培养抗战的艺术工作干部已是不容稍缓的工作，创立鲁迅艺术学院，要沿着鲁迅开辟的道路前进”。田间、萧军、艾青、吕骥、冼星海等大批负有盛名的文艺工作者来到延安，众多的爱国青年亦怀抱救亡图存的使命奔赴于此，恰好为鲁艺的创立提供了充分的条件。
1938年4月10日，鲁艺在延安正式成立，毛泽东出席成立大会并发表讲话，提出：“要在民族解放的大时代去发展广大的艺术运动，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的指导下，实现文学艺术在今天的中国的使命和作用”。4月28日，毛泽东在鲁艺发表演讲时说：“鲁迅艺术学院要造就具有远大的理想、丰富的斗争经验和良好的艺术技巧的一派文艺工作者，这三个条件缺少任何一个便不能成为伟大的艺术家”。
1939年夏，中央派沙可夫等人率领鲁艺部分干部前往晋察冀根据地，联合陕北公学等校创办华北联合大学。11月，根据中央的决定，留在延安的鲁艺部分师生恢复鲁艺。1940年4月，鲁艺更名为鲁迅艺术文学院，毛泽东题写校名。鲁艺华中分院在华中抗日根据地创办，后来由于日伪残酷“扫荡”，分编成江淮鲁工团和黄河鲁工团，深入根据地开展抗战文艺工作。1943年4月，鲁艺并入延安大学，组建延安大学文艺学院。
鲁艺创建之初，设戏剧、音乐、美术3个系，后增设文学系。各系除设置专业课外，还设置政治理论和文艺理论共修课，并制定“三三制”的教学模式，即在校学习三个月，前方实习三个月，返校学习三个月。鲁艺吸引茅盾、冼星海、艾青、何其芳、吕骥等大批著名文学艺术家前来任教，制定趋向正规和专业的教育方针及实施方案。鲁艺还设有文艺工作团、实验剧团、歌舞团、美术工作团，集中包括王大化、袁文殊、孙犁在内的众多文艺工作者。1940至1941年间，鲁艺为加强学生的专业化学习，开始着重提升教学质量，将各系的学制一律延长为3年。
1941年，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不仅面临着日本侵略者的蚕食的封锁，而且还遭到国民党顽固派军队的反共摩擦。鲁艺仍然坚持“正规化、专门化”的教学思想，创作的作品也脱离群众的生活。1942年5月，中央在杨家岭召集文艺工作者举行座谈会。会上，毛泽东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文艺要服务于人民群众，真正的革命文艺作品是可以经得起时间与人民的检验，并且得到人民的认可的。”毛泽东到鲁艺看望师生也发表讲话，提出：“只在小鲁艺学习是不够的，还要到大鲁艺去学习。”鲁艺师生开始奔赴前线、深入敌后，开展深入群众的创作和抗日救亡的宣传。1945年8月，抗战取得全面的胜利，鲁艺师生陆续离开延安，奔赴至各个解放区与根据地。直至1945年11月，鲁艺开办文学系四届，戏剧、音乐、美术系各五届，培养出包括穆青、贺敬之、李焕之、郑律成、刘炽等文学家、艺术家在内的学生685人。
戏剧方面，鲁艺组建实验剧团，排演大量戏剧作品，培养出以阿甲为代表的一批京剧艺术家，极大地推进了京剧艺术的传承和发展。实验剧团在太行山区进行9个月的演出，开展抗敌戏剧运动，推动抗战宣传工作。音乐方面，鲁艺师生在教学中注重对民间音乐的学习和对群众活动的开展，更多地在创作中融合陕西民歌与秦腔音乐等传统音乐元素，创作出一大批如民族歌剧《白毛女》、秧歌剧《兄妹开荒》、声乐套曲《黄河大合唱》等经典音乐作品。
美术方面，鲁艺师生运用版画、木刻画、油画、中国画、雕塑等形式，融入更多的中国传统和民间元素，真实记录和反映边区军民的生活与战斗场景，如罗工柳的《马本斋将军的母亲》、胡一川的《牛犋变工队》、古元的《南泥湾驻军秋收图》。文学方面，鲁艺注重对农村军民生活的描绘，编辑与出版《文艺战线》《草叶》等文艺刊物，培养出马烽、孙谦、西戎等一批作家、编剧。作为抗日烽火中诞生的文艺摇篮，鲁艺的教学和创作极大地活跃了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的文化生活，极大地振奋了中国军民的抗战热情，亦对现代文学艺术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为了把鲁艺办好，成立了校董事委员会，成员既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中央负责人，也有蔡元培、宋庆龄、何香凝等社会名人。1940年，鲁迅艺术学院更名为“鲁迅艺术文学院”，1943年并入延安大学，更名为“鲁迅文艺学院”。1945年，抗战胜利后，鲁艺迁出延安。鲁迅文艺学院、鲁迅美术学院、中央美术学院、沈阳音乐学院、延安大学鲁迅艺术学院前身均为鲁艺。
作者简介：郭松，四川古蔺人，川大本科生，贵大研究生，从军23年，从检16年，《散文选刊》签约作家，在《散文选刊》《散文百家》《边疆文学》《检察日报》《云南日报》《春城晚报》等发文120余篇，获中国散文年会“十佳散文奖”，4篇散文被选为初高中语文试题。
（注：本文已获作者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