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时空的文学回响
——《苏俄文学漫谈（上）》读后感
安玉琦
欣读左建明（东昌水子）先生近作《苏俄文学漫谈（上）》，久久沉浸在充盈自如而又美仑美奂的漫谈面里不可自抜，就像跟着先生走了一段跨越半世纪的阅读心路，那些关于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谈论，没有堆砌的理论，反倒像老友围坐品茗聊书，但又句句落在对文学本质的感知上。
先生以1970年那本《马恩列斯论文艺》为引子，巧妙勾勒出文学与政治之间永恒的张力和对话。列宁对托尔斯泰的批评——“勿以暴力抗恶”的愚蠢——在五十年后得到了历史的重新审视：政治追求现实的即时改变，文学则追求人性的永恒完善。
不错，最触动我的是先生对“文学与政治”那个比喻——“文学与政治相比，活脱脱一个小女子，妇人之见”，可百年后“苏维埃隐入烟尘，托尔斯泰像恒星愈发光辉”。这不是否定政治的力量，而是道破文学的独特生命力：政治解决一时的现实秩序，文学却锚定人性的根本。托尔斯泰的道德理想在当时“与现实无法兼容”，可是安娜的绝望、聂赫留朵夫的忏悔，暗含着人类共通的挣扎，这种挣扎不分时代，自然能穿透岁月。
漫谈里， 先生将托尔斯泰比作“珠穆朗玛峰”，陀思妥耶夫斯基比作“马里亚纳海沟”，这个对比太精准了！托尔斯泰是站在高处照见时代与人性的全貌，他的作品像一面“高悬的镜子”，让人看见自身与世界的错位；陀思妥耶夫斯基则是往深处钻，用“手术刀”剖开人心的黑暗，《罪与罚》里拉斯柯尔尼科夫的心理，哪是简单的“罪”与“罚”？那是每个人内心都可能有的矛盾——理性与欲望、善良与恶意的撕扯。先生说他“教我们把目光从外部转到心理精神世界”，确实，比起讲“故事”，这种对“人心”的挖掘，才是文学最该抵达的地方。
尤其谈及屠格涅夫、契诃夫时，那句“读书的选择受彼时彼地情景和心态左右”也很实在。八十年代的中国乡土作家追逐《猎人笔记》，是因为他们需要从“土儿巴几”里找出诗意，而先生当年对屠格涅夫的贵族故事“看不进去”，是因为心里装着“眼皮底下的社会苦难”（多么难能可贵啊！）这哪是在说苏俄文学？是在说“阅读”本身就是一场双向选择——书在等懂它的人，人也在找能照见自己的书。
此说颇为经典——先生当之无愧，而愚自惭不如。
更为触动人心的，是漫谈里那些关于“忏悔与救赎”的思考。先生还发出醒世恒言：那句“关于人类对自身罪恶的忏悔，只有反省，才能救赎”。托尔斯泰晚年出走是忏悔，聂赫留朵夫流放是忏悔，陀思妥耶夫斯基写那些“被侮辱与被损害者”，也是借角色完成对人性的反省。先生说这是他们“最突出的遗产”，其实这也是文学的意义：它不只是让人“看”，更是让人“醒”——醒着看自己的局限，醒着找回救赎的可能。
掩卷静思，恍如读懂了先生为什么五十多年后还在谈论这些作家。因为他们的作品早不是“苏俄文学”这四个字能框住的，它们是人类用文字筑起的灯塔，不管过多少年，只要有人还在困惑“人该如何活着”，这些灯塔就永远闪亮着。
总之，也绝非妄言，这篇漫谈本身就是“评论的美文”，或者说“美文的评论”。它以优美的笔触、深邃的思考和广博的学识，为我们展现了文学批评的理想形态——不是简单的褒贬，而是与伟大作品进行深度对话，在对话中揭示文学与人生的真谛。它让我们看到，真正伟大的文学批评本身就应该是一件艺术品，既要有理性的洞察，也要有感性的温度。
（注：本文已获作者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