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而下与形而上

形而下与形而上

郭松

形而下与形而上，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两个重要概念，出自《易经·系辞》的“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

形而下是物质的、有形的、具体的、实际的、看得见的、摸得着的东西；形而上是精神的、无形的、抽象的、理想的、看不见的、摸不着的东西。

    大多数人只关注和追求形而下的东西，不关注和追求形而上的东西，都会满足日常生活需要，都会面对柴米油盐酱醋茶，都会重复日复一日的生活。但时间久了，会被物欲牵引，会被金钱蛊惑，只会买吃的、喝的、穿的、玩的。即便是玩电脑、玩手机，也只是了解信息，沉迷于刷视频，不再读书，不再有精神追求。

精神追求需要脑力，需要思考，不能人云亦云，也不能盲目跟风，随波逐流。只有少数人才追求精神，多数人为了生活，甚至为了生存忙碌着。文学艺术属形而上的东西，只有做到了衣食无忧，才有心思玩这些东西。况且文学艺术的优劣，更多是一种主观的感受。

形而下的东西容易满足，要吃大鱼大肉，要到处旅游，只要手里有钱就可以实现。而形而上的东西不容易实现，不是每人都能欣赏文学艺术的，很多人整天重复一样的生活，时间久了，审美就疲劳了，精神就麻木了，更喜欢追求名利，追求形而下的物质享受，不追求形而上的精神享受。

窃以为，跟钱有关的是形而下，跟钱无关的是形而上；忙碌是形而下，悠闲是形而上；喝酒是形而下，悟神是形而上；喝茶是形而下，悟道是形而上；有用是形而下,无用是形而上；眼前的苟且是形而下，诗和远方是形而上。

有一次，跟朋友喝茶聊天，说了些形而上的话：人深层的幸福，其实和权力、金钱无关。谁知朋友不苟同：你这种话，到街上说说看；街上什么话都有，唯独没有你这样的话。

我时常在想，人的物质需求是差不多的，而精神需求就差得多了。我们的生活，粗略地分：大的一块，油盐柴米，衣食住行；小的一块，读书写作，摄影书画。

精神也离不开物质，找个山寺念经修行，吃喝拉撒还是免不了。结跏趺坐，也得有人照顾柴米。物质的东西务实，但难免乏味；精神的东西务虚，却觉得有趣。

精神上富有的人，多半在物质上不过多费心思。古罗马哲学家塞涅卡提倡“以茅屋为居室”，虽有点苦行僧的味道，但“师中之师”的苏格拉底也主张简朴生活，他逛市场时就感叹“有多少用不着的东西啊！”

人之所以为人，就是经常做点没用的事。比如，文学艺术是没用的，吟诗作画是没用的，足球篮球也是没用的，但总是惦记这些事，作为精神的滋润。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把明月和酒连在一起，要大诗人才会想到。月亮是天上的酒，望月就是饮酒了。把酒酹滔滔，只有酒还不够，没有月亮会遗憾。人只望见月亮是淡漠的，等到喝了酒，就要问一问青天了。

历史上作家多是有点钱的，即便如蒲松龄、曹雪芹，也要有可食之粥，有赊购之酒。要是生计无着，不如外出干活，暂且放下斯文。倘若没有干活的力气，那就借文行商，弄点商业文艺糊口。只是不要与人争执，自以为还在象牙塔里，要人尊己为佛。

衣食足而知荣辱，如果说物质是树，那精神就是树上的花。人最大的毛病是贪欲，摆一桌满汉全席，吃的只是几筷子；买一幢豪华别墅，睡的只是一个角落。

世上有两种风景：一种是自然的风景，一种是精神的风景。看自然的风景，不仅要有闲，还要有钱。看精神的风景，文字的秀丽与壮美，不亚于大自然。

与文字打交道的有两种人：一种是读书的人，一种是写作的人。读书的人，可以欣赏最美的文字、最美的精神。写作的人，不仅可以欣赏美，而且可以创造美。

写作的人，不一定能成为像曹文轩那样的安徒生奖获得者，成为像莫言那样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也不一定能成为达官显贵、豪绅名士，但一定能成为一个会思考的人，成为一个精神丰富的人。

明清诗人、学者、思想家王夫之说：“形而上者隐也，形而下者显也。”形而上与形而下是隐与显之别，所谓隐与显，就是幽与明，就是不可见与可见。“形而下者，可见可闻者也。形而上者，弗见弗闻者也。”

隐的意义在于，感知超越了经验的范围，并非“不存在”（“无”），而是以“不可见”（隐）的方式存在。显的意义在于，感知在经验范围之内，以“可见”的方式存在。形而下与形而上并非“有无”之别，而是两种不同的存在：可见的与不可见的存在。

关于道与器的关系，近代学者郑观应解释：所谓“道”，即“形而上者”，是万物与人性之本原；“道”是“包含性命之原，通天人之故”的原理之学。所谓“器”，即“形而下者”，是万物，是物质发明和实际生活之末；是“一切光学、化学、数学、天学、地学、电学”等“后天形器之学”。

道器之辩，看似玄妙、无用，实则生活中无处不在。既不能一味推崇道本器末，也不能见器失道。19世纪英国舰队凭借“坚船利炮”以强盗式的侵略撞开清政府闭锁的国门，两次鸦片战争带来“中体西用”的洋务运动。“中体西用”其实就是传统的“重道轻器”，只看到中西强弱差距，忽视了深层次的历史文化，以为差距仅仅只是器用本身，而没有对“道”进行深刻反思。

“重道轻器”的思想“误国害民”。一方面，它难以深入现实，往往大而化之，远离实践；另一方面，知识分子一生“穷究天理”，坐而论道，却不屑于动手，视“器”之发展为“奇技淫巧”。久而久之，“器”必然落后，既阻碍物质文明的发展，也迟滞对“道”研究的深化和突破，导致近现代中国思想文化和物质文明的全面落伍。

“道”来自于自然，是自然事物的发展规律。“器”是应对事情的方式，或者更具体点，是应对事情的方法。用以往做事的经验去应对，而这种以往做事的经验，每个人的阅历学识等存在差异，对同一件事情有不同的方法。根据自己掌握的“道”，先做一个预期规划，制定一个既定结果。以这个既定结果为导向，找类似的经验和方法，结合人群、场景、时效、背景等，对某个环节或某个阶段，进行分析综合，修改预期规划。工作做得越到位，就越能找到“器”。按照“器”安排人执行，就可能达到想要的结果。

作者简介：郭松，四川古蔺人，川大本科生，贵大研究生，从军23年，从检16年，《散文选刊》签约作家，在《散文选刊》《散文百家》《边疆文学》《检察日报》《云南日报》《春城晚报》等发文120余篇，获中国散文年会“十佳散文奖”，4篇散文被选为初高中语文试题。

（注：本文已获作者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