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

民国时期的文人范儿

郭松2025-07-10 17:25:46

民国时期的文人范儿

 

郭松

 

民国是一个短暂的时期,从1911年至1949年,半个世纪都不到。但这个短暂的时期,很丰富也很精彩,可以说是个有范儿的时期,这个时期有不少文人范儿。在我看来,文人范儿有几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纯真。有一所独一无二的,只有八年历史的西南联大,它创造了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迹,造就了两个诺贝尔奖获得者、一百五十七个两院院士、众多的学者大师。他们年轻的时候,都读台湾版的《青春之歌》——鹿桥创作的小说《未央歌》。这小说多年前读过,实在太纯真了,纯真得让人觉得有点失真。是小说出了问题,还是我们出了问题?我想了一段时间,发现是我们出了问题。我们这代人太复杂了,已经不能欣赏、想象那时候的纯真。那时候的西南联大,无论老师还是学生都很纯真。抗战时候前方在打仗,他们在后方读书,日军的飞机来轰炸,经常要“跑警报”,躲到防空洞里去,但他们心很安静,教授在战争环境里,写了许多学术著作。

第二个特点是德行。20世纪30年代的北平,有一个著名的太太客厅,客厅主人是知识界“女神”林徽因。每天下午在她家里,许多学者、作家云集,喝英式下午茶,谈学问、谈思想。必到的是一位器宇轩昂、风流倜傥的绅士——英国留学回来的哲学家金岳霖。有一天,林徽因沮丧地对丈夫说:“思成,我现在有个苦恼。我发现我爱上老金了,但是我也爱你。我怎么办呢?”梁思成说:“让我想一个晚上。”第二天他对林徽因说:“我想了一个晚上,我觉得自己不配你,还是老金配你,我退出吧。”林徽因很感动,就与金岳霖商量,金岳霖说:“还是我退出吧。”但他对梁思成、林徽因夫妇说:“我只有一个要求,希望你们还是让我每天下午到太太客厅来喝茶。”这三位后来成为终生朋友。林徽因先离世,梁思成临终前,叮嘱儿子:“我走了之后,你一定要照顾好金爸爸。”

第三个特点是趣味。民国时期的文人,无论从事社会科学的,还是从事自然科学的,都有很好的文学修养和文化品位。许多科学家研究的是自然科学,其人文修养远在今日文科教授之上。比如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教授的古典文学修养,连王元化先生都非常称赞。哲学家汤用彤在北大开课,既有古希腊哲学,也有印度哲学和佛教,还有中国的宋明理学与魏晋玄学;汤先生提出“融汇中西”“接通华梵”,既不排外,也非复古,将中西印三大文化置于同等的位置比较研究,但不忘以中国文化为主体。陈寅恪先生提出的“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便是这些“新派中的旧派”的文化态度。钱理群教授曾经说,今日清华北大学生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但一般人没有注意到他还说,今天中国的文坛只剩下一些“没有文化的学者”和“没有趣味的文人”。很多学者没文化,只是一个趣味索然的专家,一离开他的专业领域,基本就是无知,有些文人好像有点儿文化,但是没有趣味,写出来的文章趣味很低。陈寅恪先生当年连大学文凭都没有,只发表了一篇文章。梁启超推荐他到清华国学院担任导师,清华校长有点为难,梁任公就生气了,说:“这个陈寅恪半篇文章就抵得上我梁某人著作等身!”校长一听,梁任公都这样肯定陈寅恪,立即同意聘任,他信任梁启超的眼光,信任大师的学术品位,而不相信数字。

第四个特点是尊严。1944年教育部给汤用彤先生的代表作《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颁了最高学术奖,汤先生很不高兴,对朋友说:“多少年来一向是我给学生分数,我要谁给我的书评奖!”在权力面前,他是有傲气的,他讨厌“以吏为师”,看不起那些高高在上、不学无术的官僚,他鄙夷地说:“谁能评我的书,他们看得懂吗?”每个时代都有俗儒、烂人,《儒林外史》里各种各样的人物,不都是俗儒吗?但是比较不同的时代,不是比烂,烂人任何时代都有,而是比高度、比风气。民国时期也有很多庸人和烂人,但是那个时期有一批卓越之士,不是一两个,而是一群,最重要的是,是这些文人主导了士林风气,让那些庸人、烂人不敢明目张胆地当真小人,只能做伪君子,口是心非的伪君子。有真君子在那那,有好风气在那里,学界比较正派。文化与文化比,民族与民族比,时代与时代比,不是比烂,而是比高度、比风气。记得列宁引用过俄国的一句谚语:“鹰有时候会比鸡飞得低,但是鸡永远不可能像鹰飞得那么高。”

明代的张岱曾说过:“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疵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中国的文人,注重这种深情与率真。

要说率真,民国时期的文人,最是有趣。

章太炎是大师,他在学校讲学时,都有五六个弟子陪同,这些弟子也是大师级别,章太炎自己国语说不好,就让刘半农当翻译,钱玄同在一边写板书,马幼渔在旁边伺候茶水。开讲之前,章太炎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们来听我上课是你们的幸运……”半晌,他才补充一句:“当然,也是我的幸运。”章太炎学问很大,给自己女儿取名字用的都是生僻字:“长女章㸚,次女章叕,三女章㠭,四女章㗊。”名字没人能念出来,许多人都很愁嫁。

梁启超是神童,学问也很渊博。他去上课,上台的第一句话就是:“兄弟我是没什么学问的。”等到台下议论声小了一些,他才慢悠悠补充一句:“兄弟我还是有些学问的。”就是这样的梁启超,在参加徐志摩与陆小曼的婚礼时,毫不留情送上祝福:“我祝你们这是最后一次结婚”,原来,徐志摩休掉发妻张幼仪,本想追求林徽因。林徽因嫁给了梁启超的儿子梁思成。徐志摩转头娶了陆小曼,陆小曼本是王庚的妻子,王庚是梁启超的学生,因为王庚工作繁忙,只好邀请好友徐志摩代为陪伴,这一陪伴就赔了夫人。徐志摩给王庚写信:我爱上了你的妻子,我要追求我的爱。王庚无奈选择放手。或许因为这个原因,梁启超才出言斥责。

辜鸿铭是老派文人,他显著的特色是拖着一条小辫给学生上课。每每在课堂上,学生们会看着他的小辫子哄堂大笑。辜鸿铭等大家笑完,平静说道:“我头上的小辫子,只要一剪刀就能解决问题。可要割掉诸君心里的小辫子,那就难了。”一句话,让学生们惭愧不已。学生们对辜鸿铭是又爱又怕,一听到他要求翻译就头大;来,大家把“天地玄黄”翻译成英文,谁听了都得哭。辜鸿铭却是语言天才,而且很有风骨。在国外时,乘坐电车被别人指指点点,辜鸿铭反着拿出买来的报纸。听到别人的窃笑,他大声读了出来,顺便反讽一句:“英语这玩意,太简单了,反着看才有点意思!”

跟辜鸿铭一样没剪辫子的,是国学大师王国维,他是末代皇帝溥仪的老师。因为自己的信仰,他也保留了小辫子。有时候,他的夫人给他洗头,嫌麻烦就吐槽:“都这个时候了还留着这个东西做什么?”王国维自嘲一般回答:“正是已经到了这个时候了,我还剪它做什么?”王国维跟妻子感情很好,有一次离家多年的王国维回到家里,看到出门迎接的妻子已经衰老,他内心感慨,写了一首词;其中很有名的一句是:“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树”。作为文艺家的王国维,曾写出“治学三境界”:第一境:“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第二境:“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第三境:“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民国时期虽然因为内忧外患导致动荡,却是人文精神和独立思想蓬勃时期。在新旧文化、东西文化的碰撞与交融中,人们尚人格、尚风骨、尚教养、尚自由、尚平等、尚率真、尚明净、尚优雅。在这种风尚的日久浸润之下,民国文人孕育出一种独特的精气神,这种独特的精气神作用于外表和气质,便形成一种颇具审美的文人范儿。

民国文人范儿的优雅,是一个人灵魂的样子。梁启超:人生百年,立于幼学。钱锺书:目光放远万事皆悲;虽然明知是悲剧的结局,却要笑着活下去。朱自清:热闹是他们的,我什么也没有。沈从文:凡事都有偶然的凑巧,结果却又如宿命的必然。周作人:我们于日用必需的东西以外,必须还有一点无用的游戏与享乐,生活才觉得有意思。卞之琳: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每个人都是别人眼中风景的一部分,哪怕只有那惊鸿一瞥!张爱玲: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因为看透,所以离开;因为繁华,所以孤寂。林徽因:你是一树一树的花开,是燕在梁间呢喃。你是爱,是暖,是希望,你是人间的四月天。陆小曼:有的人迷失了,有的人又重逢;幸有你来,不悔初见。张充和:十分冷淡存知己,一曲微茫度此生。

民国先生范儿的儒雅,静水流深有知识,更有情趣;有性格,更有风骨。蔡元培:与其守成法,毋宁尚自然;与其求划一,毋宁展个性。一生辞职无数,不能做不自由的大学校长。陈寅恪: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一切都是小事,惟此是大事。可以死,但是我的观点不能改。未经省察的生活,没有意义。冯友兰:人对外部世界首先应当尽力而为,只有在竭尽所能之后,才沉静接受人力所无法改变的部分。梁漱溟:不要在人格上轻易怀疑人家,也不要在识见上太过于相信自己。

民国艺术范儿张大千:人到万难须放胆,事当两可要平心。于右任:常思一二,不想八九。梅兰芳:我是个拙笨的学艺者,没有充分的天才,全凭苦学。丰子恺:人生有三层楼,第一层是物质生活,第二层是精神生活,第三层是灵魂生活。你住几层楼?

一个人有两种长相:一种是物质长相,一种是精神长相。物质长相源于先天遗传,取决于父母。精神长相可以后天修行,取决于自己。日本文学家大宅壮一说:“一个人的脸就是他的人生履历表。我们从小到大做过的事说过的话,闪光动人之处都点滴积攒于心,从而形成经验的密度、知识的密度、思考的密度。脸孔就靠这些内在的密度的累积,被一点点改造成与往日不同的形貌。”

作家吴敏写过一篇季羡林的文章。她在文中讲了一个故事:有一年,北大新生入学,一个男生手提肩扛,携带了很多包东西,偌大燕园让他找不到北。此时,他看到了一位不起眼的老大爷。男生把行李往他身边一放,“大爷,麻烦您帮忙照看一会儿。”说完男生就自己报到去了。老大爷就一直在那老老实实守着。9月初的北京,天气还是很热,一位学生见老大爷满头大汗,说:“您回去吧,我替他看着。”可老大爷说:“还是我等他吧,换了人他该找不着了。”许久之后,这位男生才赶回来。三天后的开学典礼上,这位男生惊讶地发现:那天帮自己看行李的老大爷,竟是副校长、国学大师季羡林。一个出色的人,居然可以低调到这个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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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郭松,四川古蔺人,川大本科生,贵大研究生,从军23年,从检16年,在《散文选刊》《散文百家》《边疆文学》《检察日报》《云南日报》《春城晚报》等发文120余篇,获中国散文年会“十佳散文奖”,4篇散文被选为初高中语文试题。

 

(注:本文已获作者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