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文人范儿

民国时期的文人范儿

郭松

民国是一个短暂的时期，从1911年至1949年，半个世纪都不到。但这个短暂的时期，很丰富也很精彩，可以说是个有范儿的时期，这个时期有不少文人范儿。在我看来，文人范儿有几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纯真。有一所独一无二的，只有八年历史的西南联大，它创造了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迹，造就了两个诺贝尔奖获得者、一百五十七个两院院士、众多的学者大师。他们年轻的时候，都读台湾版的《青春之歌》——鹿桥创作的小说《未央歌》。这小说多年前读过，实在太纯真了，纯真得让人觉得有点失真。是小说出了问题，还是我们出了问题？我想了一段时间，发现是我们出了问题。我们这代人太复杂了，已经不能欣赏、想象那时候的纯真。那时候的西南联大，无论老师还是学生都很纯真。抗战时候前方在打仗，他们在后方读书，日军的飞机来轰炸，经常要“跑警报”，躲到防空洞里去，但他们心很安静，教授在战争环境里，写了许多学术著作。

第二个特点是德行。20世纪30年代的北平，有一个著名的太太客厅，客厅主人是知识界“女神”林徽因。每天下午在她家里，许多学者、作家云集，喝英式下午茶，谈学问、谈思想。必到的是一位器宇轩昂、风流倜傥的绅士——英国留学回来的哲学家金岳霖。有一天，林徽因沮丧地对丈夫说：“思成，我现在有个苦恼。我发现我爱上老金了，但是我也爱你。我怎么办呢？”梁思成说：“让我想一个晚上。”第二天他对林徽因说：“我想了一个晚上，我觉得自己不配你，还是老金配你，我退出吧。”林徽因很感动，就与金岳霖商量，金岳霖说：“还是我退出吧。”但他对梁思成、林徽因夫妇说：“我只有一个要求，希望你们还是让我每天下午到太太客厅来喝茶。”这三位后来成为终生朋友。林徽因先离世，梁思成临终前，叮嘱儿子：“我走了之后，你一定要照顾好金爸爸。”

第三个特点是趣味。民国时期的文人，无论从事社会科学的，还是从事自然科学的，都有很好的文学修养和文化品位。许多科学家研究的是自然科学，其人文修养远在今日文科教授之上。比如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教授的古典文学修养，连王元化先生都非常称赞。哲学家汤用彤在北大开课，既有古希腊哲学，也有印度哲学和佛教，还有中国的宋明理学与魏晋玄学；汤先生提出“融汇中西”“接通华梵”，既不排外，也非复古，将中西印三大文化置于同等的位置比较研究，但不忘以中国文化为主体。陈寅恪先生提出的“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便是这些“新派中的旧派”的文化态度。钱理群教授曾经说，今日清华北大学生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但一般人没有注意到他还说，今天中国的文坛只剩下一些“没有文化的学者”和“没有趣味的文人”。很多学者没文化，只是一个趣味索然的专家，一离开他的专业领域，基本就是无知，有些文人好像有点儿文化，但是没有趣味，写出来的文章趣味很低。陈寅恪先生当年连大学文凭都没有，只发表了一篇文章。梁启超推荐他到清华国学院担任导师，清华校长有点为难，梁任公就生气了，说：“这个陈寅恪半篇文章就抵得上我梁某人著作等身！”校长一听，梁任公都这样肯定陈寅恪，立即同意聘任，他信任梁启超的眼光，信任大师的学术品位，而不相信数字。

第四个特点是尊严。1944年教育部给汤用彤先生的代表作《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颁了最高学术奖，汤先生很不高兴，对朋友说：“多少年来一向是我给学生分数，我要谁给我的书评奖！”在权力面前，他是有傲气的，他讨厌“以吏为师”，看不起那些高高在上、不学无术的官僚，他鄙夷地说：“谁能评我的书，他们看得懂吗？”每个时代都有俗儒、烂人，《儒林外史》里各种各样的人物，不都是俗儒吗？但是比较不同的时代，不是比烂，烂人任何时代都有，而是比高度、比风气。民国时期也有很多庸人和烂人，但是那个时期有一批卓越之士，不是一两个，而是一群，最重要的是，是这些文人主导了士林风气，让那些庸人、烂人不敢明目张胆地当真小人，只能做伪君子，口是心非的伪君子。有真君子在那那，有好风气在那里，学界比较正派。文化与文化比，民族与民族比，时代与时代比，不是比烂，而是比高度、比风气。记得列宁引用过俄国的一句谚语：“鹰有时候会比鸡飞得低，但是鸡永远不可能像鹰飞得那么高。”

明代的张岱曾说过：“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疵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中国的文人，注重这种深情与率真。

要说率真，民国时期的文人，最是有趣。

章太炎是大师，他在学校讲学时，都有五六个弟子陪同，这些弟子也是大师级别，章太炎自己国语说不好，就让刘半农当翻译，钱玄同在一边写板书，马幼渔在旁边伺候茶水。开讲之前，章太炎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们来听我上课是你们的幸运……”半晌，他才补充一句：“当然，也是我的幸运。”章太炎学问很大，给自己女儿取名字用的都是生僻字：“长女章㸚，次女章叕，三女章㠭，四女章㗊。”名字没人能念出来，许多人都很愁嫁。

梁启超是神童，学问也很渊博。他去上课，上台的第一句话就是：“兄弟我是没什么学问的。”等到台下议论声小了一些，他才慢悠悠补充一句：“兄弟我还是有些学问的。”就是这样的梁启超，在参加徐志摩与陆小曼的婚礼时，毫不留情送上祝福：“我祝你们这是最后一次结婚”，原来，徐志摩休掉发妻张幼仪，本想追求林徽因。林徽因嫁给了梁启超的儿子梁思成。徐志摩转头娶了陆小曼，陆小曼本是王庚的妻子，王庚是梁启超的学生，因为王庚工作繁忙，只好邀请好友徐志摩代为陪伴，这一陪伴就赔了夫人。徐志摩给王庚写信：我爱上了你的妻子，我要追求我的爱。王庚无奈选择放手。或许因为这个原因，梁启超才出言斥责。

辜鸿铭是老派文人，他显著的特色是拖着一条小辫给学生上课。每每在课堂上，学生们会看着他的小辫子哄堂大笑。辜鸿铭等大家笑完，平静说道：“我头上的小辫子，只要一剪刀就能解决问题。可要割掉诸君心里的小辫子，那就难了。”一句话，让学生们惭愧不已。学生们对辜鸿铭是又爱又怕，一听到他要求翻译就头大；来，大家把“天地玄黄”翻译成英文，谁听了都得哭。辜鸿铭却是语言天才，而且很有风骨。在国外时，乘坐电车被别人指指点点，辜鸿铭反着拿出买来的报纸。听到别人的窃笑，他大声读了出来，顺便反讽一句：“英语这玩意，太简单了，反着看才有点意思！”

跟辜鸿铭一样没剪辫子的，是国学大师王国维，他是末代皇帝溥仪的老师。因为自己的信仰，他也保留了小辫子。有时候，他的夫人给他洗头，嫌麻烦就吐槽：“都这个时候了还留着这个东西做什么?”王国维自嘲一般回答：“正是已经到了这个时候了，我还剪它做什么?”王国维跟妻子感情很好，有一次离家多年的王国维回到家里，看到出门迎接的妻子已经衰老，他内心感慨，写了一首词；其中很有名的一句是：“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树”。作为文艺家的王国维，曾写出“治学三境界”：第一境：“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第二境：“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第三境：“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民国时期虽然因为内忧外患导致动荡，却是人文精神和独立思想蓬勃时期。在新旧文化、东西文化的碰撞与交融中，人们尚人格、尚风骨、尚教养、尚自由、尚平等、尚率真、尚明净、尚优雅。在这种风尚的日久浸润之下，民国文人孕育出一种独特的精气神，这种独特的精气神作用于外表和气质，便形成一种颇具审美的文人范儿。

民国文人范儿的优雅，是一个人灵魂的样子。梁启超：人生百年，立于幼学。钱锺书：目光放远万事皆悲；虽然明知是悲剧的结局，却要笑着活下去。朱自清：热闹是他们的，我什么也没有。沈从文：凡事都有偶然的凑巧，结果却又如宿命的必然。周作人：我们于日用必需的东西以外，必须还有一点无用的游戏与享乐，生活才觉得有意思。卞之琳：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每个人都是别人眼中风景的一部分，哪怕只有那惊鸿一瞥!张爱玲：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因为看透，所以离开；因为繁华，所以孤寂。林徽因：你是一树一树的花开，是燕在梁间呢喃。你是爱，是暖，是希望，你是人间的四月天。陆小曼：有的人迷失了，有的人又重逢；幸有你来，不悔初见。张充和：十分冷淡存知己，一曲微茫度此生。

民国先生范儿的儒雅，静水流深有知识，更有情趣；有性格，更有风骨。蔡元培：与其守成法，毋宁尚自然；与其求划一，毋宁展个性。一生辞职无数，不能做不自由的大学校长。陈寅恪：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一切都是小事，惟此是大事。可以死，但是我的观点不能改。未经省察的生活，没有意义。冯友兰：人对外部世界首先应当尽力而为，只有在竭尽所能之后，才沉静接受人力所无法改变的部分。梁漱溟：不要在人格上轻易怀疑人家，也不要在识见上太过于相信自己。

民国艺术范儿张大千：人到万难须放胆，事当两可要平心。于右任：常思一二，不想八九。梅兰芳：我是个拙笨的学艺者，没有充分的天才，全凭苦学。丰子恺：人生有三层楼，第一层是物质生活，第二层是精神生活，第三层是灵魂生活。你住几层楼？

一个人有两种长相：一种是物质长相，一种是精神长相。物质长相源于先天遗传，取决于父母。精神长相可以后天修行，取决于自己。日本文学家大宅壮一说：“一个人的脸就是他的人生履历表。我们从小到大做过的事说过的话，闪光动人之处都点滴积攒于心，从而形成经验的密度、知识的密度、思考的密度。脸孔就靠这些内在的密度的累积，被一点点改造成与往日不同的形貌。”

作家吴敏写过一篇季羡林的文章。她在文中讲了一个故事：有一年，北大新生入学，一个男生手提肩扛，携带了很多包东西，偌大燕园让他找不到北。此时，他看到了一位不起眼的老大爷。男生把行李往他身边一放，“大爷，麻烦您帮忙照看一会儿。”说完男生就自己报到去了。老大爷就一直在那老老实实守着。9月初的北京，天气还是很热，一位学生见老大爷满头大汗，说：“您回去吧，我替他看着。”可老大爷说：“还是我等他吧，换了人他该找不着了。”许久之后，这位男生才赶回来。三天后的开学典礼上，这位男生惊讶地发现：那天帮自己看行李的老大爷，竟是副校长、国学大师季羡林。一个出色的人，居然可以低调到这个程度。

作者简介：郭松，四川古蔺人，川大本科生，贵大研究生，从军23年，从检16年，在《散文选刊》《散文百家》《边疆文学》《检察日报》《云南日报》《春城晚报》等发文120余篇，获中国散文年会“十佳散文奖”，4篇散文被选为初高中语文试题。

（注：本文已获作者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