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看待正史与野史
怎样看待正史与野史
作者：郭松
许多人一提野史，就嗤之以鼻，仿佛一无是处，或是对野史了解不多或理解不深。有点学问的人却知道，野史并不意味着不靠谱，正史并不意味着就靠谱。
相较于正史，野史在清·李汝珍《镜花缘》中称为“稗官野史”，野史之野有两层含义：一层是，从编撰者的角度看，在朝人士奉命编撰的为正史，在野人士自行编撰，未经官方审定批准，不是为了藏于庙堂的，而是流传于民间的，是野史；一层是，从雅与俗、文与野看，正史是经专门人员整理雕饰的，野史多半是原始史料汇编的，或者原始史实粗鄙记录的。
野史多为耳闻或目睹的一些逸闻趣事，文字多涉及历史掌故；野史并不都是传闻传言，风格有的近于小说家言，但由于其为私家撰述，没有正史编纂的那些忌讳，许多在正史中难得一见的事情，在野史中往往可以寻到蛛丝马迹，甚至详细描述；如宋太祖“烛影斧声”之谜，武则天无字碑之迷等，在野史中都能找到记载，可供后人参考分析。
清代修四库全书的馆臣曾经评价：“《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为南渡以来野史之最详者，言宋事者当必于是有征焉”，《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虽然是一部野史，却是那个时代可信度最高的，野史的关键不在于其可信度，而是在于其是否出自官方或大儒的手笔。相较于正史的正襟危坐，野史能够让人从中看到更多官场、宫廷的秘闻，社会生活的细枝未节及悲欢离合等。野史不一定都是假的，野史也是正史的重要来源，甚至说了正史不能说的内容。由于封建的正统观念及其他各种原因，写历史的人删去了一些本该记入正史的事情，这些事情后人只能从野史中得到弥补。
野史的野可能有一定的偏见，但是正史的正也不一定那么正。正史与野史一样，也有两条界定：第一条是“官修”也就是有官方的修史许可。比如《资治通鉴》虽未入选二十四史，但司马光是在官方完成的修史，也是正史系列；而《汉书》修撰虽出自私人，但由于班固的影响力，这本书仍进入正史系列。第二条是“正本清源”。史书想要被列正史，其体例一定要有史书的体例，不是纪传体的就是编年体的。一般正史都是团队写作，不会出自一人之手，这样就保证了权威性，追求“微言大义”“春秋笔法”，被许多人认为是“胜利者的历史”。
《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记载：齐国的大臣崔杼杀了国君齐庄公，齐太史秉笔直书：“崔杼弑其君”。崔杼很恼火，就杀了太史。他的弟弟继任，续写：“崔杼弑其君”，又被杀死。另一个弟弟继任，仍旧写“崔杼弑其君”。崔杼没有办法，只得让他写在竹简上。南史氏听到太史写“崔杼弑其君”被杀，以为全被杀死，就带竹简去齐国，后听说已经写了，才返回。齐国的太史兄弟为追求历史的真实而献出了生命，但“崔杼弑其君”的记载为后世史家树立了一座丰碑。这就有了后世的“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也有了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由于历史是人写的，且有些内容不能出现在正史中，所以正史有一定的主观性，甚至一些地方出现歪曲的情况。比如孔子为了实现他的正名主张，曾不惜歪曲历史事实，在他的笔下，周天子被晋文公召去参加盟会成了“天王狩于河阳”。幸亏《左传》对此做了记载：“是会也，晋侯召王，以诸侯见，且使王狩。”又比如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在记述杨玉环和安禄山的时候写了“杨玉环洗儿”：“禄山生日，上及贵妃购衣服……召禄山入禁中，贵妃以锦绣为大襁褓，裹禄山……上自往观之喜，赐贵妃洗儿金银钱，复厚赐禄山……自是，禄山出入宫掖不禁，或与贵妃对食，或通宵不出，颇有丑声闻于外”，清代的《历代御批通鉴辑鉴》曾指出：“通鉴（事）考此皆出《禄山事迹》及《天宝遗事》诸稗史，恐非实录，今不取。”
《资治通鉴》作为正史，为了体现对杨玉环的偏见，采纳野史中的不可信记载，认为杨玉环和安禄山有染，连清代人都看不下去了，可见正史也有不正的一面。事实上，正史一直有确定的范畴，比如，宋代时有正史之十七史，十七史即《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南史》、《北史》、《新唐书》、《新五代史》。到了明代，正史得到了扩充，十七史增加了《宋史》、《辽史》、《金史》、《元史》，形成了二十一史。到了清代，正史又得到了扩充，二十一史增加了《旧唐书》、《旧五代史》、《明史》，变成了二十四史。
《明季稗史汇编》多次受到鲁迅的称道，它是清代留云居士所辑，包括十六种记载明末遗事的野史，影响了许多史学家、文学家，鲁迅就是其中之一。野史“稗”的艺术特征充分表现在鲁迅杂文中，即取材的轶事性，描写的民间性。在鲁迅看来，正史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在编撰史书时，帝王往往会亲自过目史书的内容，有不少还会在后面写上自己的批注，可以说帝王直接决定了正史的写作目的，也正因为此，正史被称为“胜利者的历史”也不是没有道理。
野史往往是一些历史人物的趣闻轶事，但史家眼中的野史是一些有一定史料价值的笔记小说。所谓“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其实自从孔子修“春秋”以来，野史就是古代正史的重要来源，史失求诸野。如果一旦正史记载出现不足，自然需要野史来补足，野史从来都不是与正史对立的，野史甚至可以比正史更加正史。野史往往存在一些说正史不能说的话，由于清代对于南明的历史讳莫如深，修撰南明历史的史家往往不得不以野史来展现，比如《罪惟录》就是《明书》的蓝本，干脆就直接砌进墙里面，这些内容确实对清廷刺激极大，直到民国时这本奇书才从墙里面被翻出来。
正史的修撰往往要采纳三个主要来源。第一个是官方的记录。比如《宋史》《元史》等都是以宋实录，元实录为蓝本修撰的。但往往这些史书修成之后，实录就不见踪影。比较极端的《旧唐书》干脆直接照抄《唐实录》，导致里面偶尔还会出现当时史官的名字。这种做法虽然有利于保存当时的记录，毕竟实录是当时朝代修撰的本朝记录非常详尽，但缺乏客观的史料来源，往往实录里面的错误也一并采纳。第二个是野史和其它“正史”。比如当年修撰《新唐书》时，宋廷广泛征求各地的唐朝史料，其中不乏《唐国史补》等野史，《新唐书》之所以有各种各样的诡异记载，往往都是来自野史的内容。其集大成者是所谓的“武则天毒杀李弘”。第三个是参与修撰者自己收集的内容以及见解。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史记》，司马迁父子作为修撰者收集大量的史料作为论据，也成为了《史记》最重要的部分，《史记》中有所谓的《刺客列传》，这些史料大部分都是司马迁收集的。
野史的价值是不容小觑的。野史的作者不如写正史的史官那么专业，史料也不如后者掌握得多，但在思想上比较自由，顾忌也比较少，也就能写出历史的真实面貌。刘鹗在其传世名著《老残游记》中说：“野史者，补正史之缺也。名可托诸子虚，事虚证诸实在。”如南宋偏安一方，在残山剩水间作威作福，悍然杀害民族英雄岳飞的宋高宗，及当过塾师，一脸仁义道德的秦桧，只有读了南宋陆游的《老学庵笔记》、王明清的《挥麈录》、明朝才子文征明的咏史词、清代陈玉澍《后乐堂全集》的史论，才会认识到南宋有个以宋高宗为首的“五人帮”。又如朱元璋登基后，御用文人不吝溢美之词，将其塑造成神，但到了明中叶，有《翦胜野闻》、《闲中今古录》等野史，就让朱元璋走下神坛，还原成人，他有剥人皮的恐怖行径，也有给出版书籍免税的大智之举，更有承认自己好色，将有小过的漂亮妓女当庭释放的菩萨行为。
唐代陆龟蒙的《奉酬袭美苦雨见寄》诗中也有赞美野史的句子：“自爱垂名野史中，宁论抱困荒城侧。”鲁迅更是提倡读史要读野史和杂说，他在《这个与那个》一文中说：“我以为伏案还未功深的朋友，现在正不必埋头来哼线装书。倘其咿唔日久，对于旧书有些上瘾了，那末，倒不如去读史，尤其是宋朝明朝史，而且尤须是野史；或者看杂说。”“野史和杂说自然免不了有讹传，挟恩怨，但看往事却可以较分明，它毕竟不像正史那样地装腔作势。”鲁迅的许多史识，是从野史杂记中得出的。如在《立斋闲录》、《安龙逸史》中看见明代皇帝的暴虐，从《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略》中，看到清兵入关后的凶残。
相较于正史的严谨与枯燥，野史具有更强的故事性和趣味性。正史注重史实的准确性和客观性，可叙述方式较为刻板。野史则不同，更像是一部部精彩的故事集。在野史中，历史人物不再是高高在上、面目模糊的形象，而是有着丰富的情感、复杂的性格以及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比如，野史中乾隆下江南的故事，将乾隆描绘成一个充满好奇心、热爱民间生活，又有些风流多情的皇帝。他在江南与民间女子的邂逅、与文人墨客的斗智斗勇等情节，充满了戏剧性。这些故事以一种生动有趣的方式展现历史，使人们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感受历史的魅力。
现代社会生活节奏加快，人们的时间变得更加碎片化，难以抽出大量时间阅读厚重的正史。野史以短小精悍的故事形式出现，正好迎合了这种碎片化的阅读需求。人们可以在乘坐公交、地铁的间隙，或者午休的片刻，通过手机阅读一篇野史故事，既能满足对历史的兴趣，又不占用过多时间。野史通常以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述，不需要读者具备深厚的历史知识储备，降低了阅读门槛，使更多人能够轻松接触和理解历史。
野史往往以一种不同于正史的视角来解读历史，能够打破人们对历史的固有认知，为人们提供新的思考方向。在正史中，由于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可能存在一些观点和解读的局限性。野史可以从民间、从个人的角度出发，展现历史的多样性。比如，对于某些历史事件，正史可能只强调官方决策和政治因素，而野史可能会关注到普通百姓的生活受到的影响，或者揭示一些不为人知的社会背景。这种多元的视角能够激发人们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促使人们去探索历史的更多可能性，满足人们对知识的追求和对深度思考的渴望。
作者简介：郭松，四川古蔺人，川大本科生，贵大研究生，从军23年，从检16年，在《散文选刊》《散文百家》《边疆文学》《检察日报》《云南日报》《春城晚报》等发文120余篇，获中国散文年会“十佳散文奖”，4篇散文被选为初高中语文试题。
（注：本文已获作者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