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朝速亡史鉴

秦朝速亡史鉴

作者：郭松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嬴政统一六国，建立秦朝；公元前207年，秦王子婴投降刘邦，秦朝灭亡，只存在十四年‌。

秦“平定天下，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自上古以来未尝有”（《史记·秦始皇本纪》），然而不过十四年。秦朝速亡作为历史话题，至今依然有若干疑点，也吸引着学人关注。

回顾历朝，盛衰兴亡，有“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感叹。《左传·庄公十一年》鲁国大夫臧文仲对宋国议论：“宋其兴乎。禹、汤罪己，其兴也悖；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秦汉时期已成习用语式，如陈蕃上疏言：“昔禹巡行苍梧，见市杀人，下车而哭之曰：‘万方有罪，在予一人！’故其兴也勃焉。”（《后汉书·陈蕃传》）如高堂隆对帝问曰：“夏、商之季，皆继体也，不钦承上天之明命，惟谗谄是从，废德适欲，故其亡也忽焉。太戊、武丁，睹灾竦惧，祗承天戒，故其兴也勃焉。”（《三国志·魏书·高堂隆传》）如吴兢的《贞观政要》将“其兴”“其亡”的因由作了概括：“凡为藩为翰，有国有家者，其兴也必由于积善，其亡也皆在于积恶。”如文天祥的《御试策》：“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天。汤武听于民，其兴也勃焉；桀纣听于天，其亡也忽焉。”宋人袁燮《策问历代国祚》说南北朝形势，“萧氏、陈氏之迭兴于南，高氏、宇文氏之称雄于北，其兴也骤，其亡也遽”。元人胡祗遹《兴亡论》说“以嬴秦之强，虎视六合而威震诸侯，曾不旋踵而亡其国”虽然“以力服人”可以成功，“一旦力衰，则共起而毙之矣。观往古，嬴秦是也。”这里所说的“一旦”，便是“其兴”“其亡”之间短暂转折的形容。近代秦力山《说革命》也说，“姬周封建政府时代”，“其时科学亦渐萌动”，“雄杰如嬴政者崛起其间，成此短时期轰轰烈烈之专制政体”。所谓“短时期”，说的就是“勃”“忽”“一旦”之间。

对于秦朝速亡的原因，贾谊早在《过秦论》中就说：“秦以区区之地，致万乘之权，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余年矣。然后以六合为家，殽函为宫，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贾谊认为，秦由弱而强，终于实现统一，看起来军力强盛，国运昌隆，然而陈胜举义，使得王朝崩溃，是不推行以“仁义”为主旨的德政，没有考虑到夺取天下和保有天下。这里所说的“仁义不施”，是秦王朝的统治者在实现“大一统”后，仍然采用战争时期崇尚暴力的政策，以暴虐之心与暴虐之术治国。贾谊还说：“秦王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志，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而立私爱，焚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秦二世又进一步以“无道”治国，更变本加厉地推行暴政，“坏宗庙与民，更始作阿房之宫，繁刑严诛，吏治深刻，赏罚不当，赋敛无度”，以致“天下多事，吏不能纪；百姓困苦，而主不收恤”。最终“奸伪并起”，“天下苦之”，“自群卿以下至于众庶，人怀自危之心，亲处穷苦之实，咸不安其位，故易动也”。《史记·淮南衡山列传》所谓“绝圣人之道，杀术士，燔《诗》《书》，弃礼义，尚诈力，任刑罚”，《汉书·吾丘寿王传》所谓“废王道，立私议，灭《诗》《书》而首法令，去仁恩而任刑戮”，《盐铁论·褒贤》所谓“弃仁义而尚刑罚，以为今时不师于文而决于武”，《汉书·刑法志》所谓“毁先王之法，灭礼谊之官，专任刑罚”等。

对于秦朝速亡所谓“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的分析，是站在“治理”者立场上的思考和总结。然而客观地观察分析历史，也许应当超越“治理”者立场，从更宽广的视角分析思考。秦始皇琅琊刻石所谓“上农除末，黔首是富；普天之下，抟心揖志”，会稽刻石所谓“皆遵度轨，和安敦勉，莫不顺令；黔首修絜，人乐同则，嘉保太平”（《史记·秦始皇本纪》），或许体现了秦统一之初的倾向。天下“黔首”怎么又转为奋起反抗，称“天下苦秦久矣”（《史记·高祖本纪》），同心灭秦呢？古代王朝的开国历程，对于原有政权来说，大略有三种方式：造反，篡夺，侵灭。《汉书·张汤传》记载司法名臣也是著名酷吏张汤处理淮南王、衡山王以及江都王反叛案时的情形：“及治淮南、衡山、江都反狱，皆穷根本。严助、伍被，上欲释之，汤争曰：‘伍被本造反谋，而助亲幸出入禁闼腹心之臣，乃交私诸侯，如此弗诛，后不可治。’上可论之。”所谓“本造反谋”，宋人倪思《班马异同》：“伍被本画造反谋。”清代何焯《义门读书记》：“‘伍被自诣吏因告与淮南王谋反。’钝吟云：‘伍被与王造反谋寔也。’”与“本造反谋”“本画造反谋”类似的，如《三国志·魏书·陈留王奂传》：“癸巳，诏曰：‘前逆臣锺会构造反乱，聚集征行将士，劫以兵威，始吐奸谋，发言桀逆，逼胁众人，皆使下议，仓卒之际，莫不惊慑。’”因“造反”成就为帝王，往往通过起义、暴动或者叛乱积聚武装力量，这样的开国皇帝，有西汉王朝的创立者汉高祖刘邦，东汉王朝的创立者汉光武帝刘秀，明王朝的创立者明太祖朱元璋等。在正统意识的情况下“造反”长期是贬义，成功的帝王不愿意在史书遗存中称自己是“造反”，多自称“举义”“革命”。在中国古代统一王朝中，以“造反”实现兴替过程的情形，有：秦—西汉；新莽—东汉；隋—唐；元—明。对于中国古代的历史，以往有一种误解，王朝的更替多数是农民起义实现的。但实际情况是，因“造反”实现“开国”的王朝，比率不能说是“多数”。

宋人叶适《习学记言序目》有这样一段史论：“空诸侯之国而得天下者，秦也；驱天下之人而亡天下者，亦秦也。秦自以灭六国无与敌，及其敝也，虽名诸侯复立，其实黔首化为盗贼，亡之如拾遗。自是之后，未有不以群盗亡者，次则夷狄，次则卒伍，皆古所无有也。然则后之有天下者，谨备三者而已。”我们所说的“造反”，即叶适所言“盗贼”。我们所说的“篡夺”，即叶适所言“卒伍”。我们所说的“侵夺”，即叶适所言“夷狄”。叶适是从亡国的角度进行总结的。所谓“然则后之有天下者，谨备三者而已”，“开国”“建国”都由此“三者”。叶适说此“三者”“皆古所无有也”。刘邦本人出身平民，在秦时任过亭长；他的功臣大多出身低微，除了张良家世高贵而外，其余多为所谓“亡命无赖之徒，立功以取将相”者。萧何、曹参、任敖、周苛都是基层的普通小吏，陈平、王陵、陆贾、郦商、郦食其、夏侯婴等都是一般平民，樊哙是屠狗者，周勃是织席、吹箫服务丧事者，灌婴是卖织品的小贩，娄敬是挽车的普通役人。清代赵翼总结西汉初期政治，曾经称此为“汉初布衣将相之局”。赵翼《廿二史札记》还说：自古以来，都是封建诸侯，各君其国，卿大夫也世袭其官，成例相沿，视为固然。这种政治格局积弊日甚，暴君荒主，以残虐之心役使民众，没有任何力量可以约束限制；而强臣大族，又篡弑相仍，政治争斗激烈，以致祸乱不已。

因“造反”登基的帝王，底层的感觉并不是世袭。早在世袭制度形成之前的时代，传说禅让曾经是执政权交接继承的方式。而尧舜禹之间后继者人选的择定，有品德、能力、资质，包括智慧和毅力。典型的史例有尧对舜的考验：“尧使舜入山林川泽，暴风雷雨，舜行不迷。尧以为圣，召舜曰：‘女谋事至而言可绩，三年矣。女登帝位。’”（《史记·五帝本纪》）后来权力继承有兄终弟及和嫡长子继承制的变换，最终“嫡长子”为“嗣子”（《汉书》卷六三《佞幸传·淳于长》颜师古注），继承人的制度终于形成。即使如此，我们看到，不少王朝在第一代与第二代的执政权力交接时往往发生严重的政治危机。周代如此，秦代如此，汉代依然如此，隋唐宋明清朝也都如此。

作者简介：郭松，四川古蔺人，川大本科生，贵大研究生，从军23年，从检16年，在《散文选刊》《散文百家》《边疆文学》《检察日报》《云南日报》《春城晚报》等发文120余篇，获中国散文年会“十佳散文奖”，4篇散文被选为初高中语文试题。‌   

（注：本文已获作者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