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螺与风筝，也是有故乡的
陀螺与风筝，也是有故乡的
作者：郭松
陀螺与风筝多以玩具的样式留在我的记忆中，少以文学的样式留在我的作品中。
我将亲人比作“旋转的陀螺”，我的一些亲人已经过世了，他们像旋转了一辈子的陀螺，可以不用再旋转了，得到了一种长久的休息。我将朋友比作“遥远的风筝”，不少人和我一样，是离开家乡的人、漂泊在外的人，像从故乡放飞或飞远的风筝。
血缘关系是一种深沉的、长久的、无法割舍的关系，也有沉重的成分在。一家几代人陀螺般地旋转扎堆在一起会碰撞，撞到了会分开，分开了又会再吸引、碰撞。相对而言，朋友关系可能更轻松、平等、自由、舒适，这也是风筝在天空留给人的印象。
近些年不知为何，我与有血缘关系的人来往接触时，会有一种紧张感、压力感，会被很多无形的东西束缚、捆绑，就像一只陀螺，既希望逃离鞭子的抽打，又依赖那种痛感而旋转。朋友对我来说，更像是天上的风筝，和他们在一起时，我更为真实，也更为放松，会从他们身上学到东西。他们的故事，很难说精彩，但大都独特，他们的生活与情感大都生动，鲜活，和朋友之间的交流，有一种支持与补充。
陀螺与风筝貌似毫不相关的东西，陀螺在地上，风筝在天上，距离使它们难成共同体，但又有相近的渴望。陀螺永远是脚连着大地，可能也想像风筝那样飞到天上，但是受限于它的身体、它的命运，还有各种束缚捆绑的东西，永远不可能飞到天上。飞翔在天上的风筝也一样，梦想有一天能够安全地降落在地上；虽然飞翔是潇洒自由的，但飞翔也是疲劳、劳累、动荡的。风筝一直在寻找一个落脚地，但是落脚的地方又是未知的、不明的。
我的生活经历中，有过陀螺想要拔脚出走的体验，幸运的是我离开了那片土地，也偶尔有过想回到那片土地的念头，有过风筝想要降落的体验。在一个地方住久了之后，会对这个地方的环境产生依赖感，这种依赖感对我来说有安慰感和踏实感，与此同时也会觉察到一种漂泊感、缺乏归属感。
这四十多年，对我来说是一个视野逐渐打开的过程，也是一个注意力逐渐回收的过程，“我们爬上去/看看四周的风景/然后再下来”，这句诗或能代表我的心境。四十多年的岁月，让我看见了自己，也看见了别人。我的外在发生了变化，但我的内在是没变的，仍然像一棵土地里的庄稼，保持天真与热情，保持向上生长的活力。我在情感上属于我笔下的人物，在写作上又尽力保持旁观的理性与客观，这是我描写人物“既模糊又清晰”的原因所在。
异乡人最大的困扰有两点，一是认同感的问题，二是归属感的问题。解决这两个问题，要客观地看待自己的出处与出路，重新找到出发点与目的地。很多时候，解决问题并不难，很多人都不缺乏解决问题的能力，难的是清楚、透彻地发现问题，以及发现问题后的行动力。如果对陀螺与风筝的关系有所思考，或者能从中受到一些启发，当现实无法给出答案的时候，不妨向自己的内心以及文学寻求答案。
放风筝，最怕断了线，孩子会为此掉眼泪，大人则会惆怅一会儿。掉眼泪是因为失去一份快乐和美好，惆怅是因为失落与牵挂——风筝断线，即是永别。在荒野，见树上有风筝挂枝头，历经风雨，彻底旧了，不知它从哪里来，故乡在何方，牵它的曾是哪只手。这样的风筝，没法去救，痴缠枯枝之上，把飘摇之地。每次放风筝，会准备足够结实也足够长的线，它扶摇直起的时候，我在地面仰望，收收放放，放放收收。风弱了的时候，把风筝收回家；风筝回家，就意味着春天时它还会起飞。也有个别风筝，在角落里藏久了，再拿出来，翅膀已显碎痕，没了身体，灵魂也碎了，只有飞翔给它活力，收藏只会使它沉寂。“人人夸你春来早，欠我风筝五丈风”，春天来了，把家里积攒的大小风筝，都找出来，放飞到最高的时候，撒手，或者把线剪断，它们落到哪儿，哪儿就是新的故乡。
风筝对应陀螺，如同天空对应大地。风筝可以看见地面上，有一个小小的东西不知疲倦地旋转，陀螺却看不到天上的风筝，它抬不起头来，只顾在自己那一小块地方旋转，一慢下来，就会有鞭子抽在身上。转动的陀螺来不及做梦，会做梦的陀螺，一定是永久地停下，不用再奔波，倒在尘土里，木制的身体被大地回收，不排除多年之后，在原地发芽，长成一棵树。一只陀螺，变成一棵树，是浪漫的想象。这棵树在春风里摇曳，在夏夜中沉思，在秋雨中深睡，在冬雪中做梦。有一天，一只风筝降落在这棵树身上，曾经无比遥远、从无联系的它们，有了一次奇妙的重逢，以及永久的陪伴。风筝说，我累了。陀螺说，把我当成家吧。风筝与陀螺，是一体两面，互为映像，幻化成两种象征，只是被人为地分开，感性地看待。陀螺借助做梦飞到天上，风筝渴望故乡跌落大地，用命运的眼光来看待，会觉得它们无比相似。
作者简介：郭松，四川古蔺人，川大本科生，贵大研究生，从军23年，从检16年，云南省作家协会会员，在《散文选刊》《散文百家》《边疆文学》《检察日报》《云南日报》《春城晚报》等发文120余篇，在《诗词报》《诗词月刊》《中国诗》发诗100余首，获中国散文年会“十佳散文奖”，4篇散文被选为初高中语文试题。
（注：本文已获作者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