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未来的精神力量
——“文化优质生产力”给予我们的珍贵启示
作者/池征遥
6月11日，学者欧阳明德先生在“羌塘花”，给我的文学作品留下短评：“你的文化优质生产力喷薄而出，高产丰产说明你的身心精力不断登顶，跃上巅峰，人生屡创新高。”那句充满诗意的评价中“文化优质生产力”，耐人寻味。
“文化优质生产力”，它不经意间揭示了当代社会一个深层命题：在物质生产已然高度发达的时代，人类正面临一场从物质生产力向精神生产力的范式转移。何为“文化优质生产力”？它绝非简单的文化产品数量堆积，而是文化创造主体在身心和谐状态下所迸发出的创造力峰值，是精神能量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实现的最优转化状态。这种生产力形态模糊了物质与精神的传统界限，将人的全面发展置于生产活动的核心位置，预示着人类文明正在开启一个全新的发展维度。
文化优质生产力本质上是一种“身心统合”的生产力形态。中国传统养生哲学讲究“形神兼备”，西方现代心理学强调“身心一体”，而当代神经科学研究则证实了情绪状态与认知功能之间的密切关联。其以为我所展现的高产丰产现象背后，正是这种身心和谐统一的状态使然。中国古代文人讲究“养气”，认为“文以气为主”，孟子所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实则是关于文化生产力最古老而深刻的论述。当个体处于身心巅峰状态时，其创造力往往呈现井喷态势，这种状态不是透支式的爆发，而是生命能量在长期积累后的自然释放。正如苏轼在《答李端叔书》中所言：“某平生无快意事，惟作文章，意之所到，则笔力曲折无不尽意。”这种创作状态正是优质文化生产力的生动体现。在脑科学日益发展的今天，我们或许可以用“神经可塑性”来解释这种文化创造力高峰，但东方智慧早已洞察到身心和谐对于精神创造的决定性意义。
文化生产力从“量”到“质”的跃升，标志着人类需求层次的历史性跨越。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预言了人类在满足基本物质需求后将转向更高层次的精神追求，当代社会的文化消费正从大众化、标准化走向个性化、精品化。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提醒我们，文化产品不仅是娱乐消遣，更是社会区隔和身份认同的符号。文化优质生产力之所以能引发广泛共鸣，正因为它满足了当代人对“意义感”和“价值感”的渴求。唐代诗人杜甫“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艺术追求，现代作家福楼拜“包法利夫人就是我”的创作投入，无不体现着对文化品质的极致追求。当物质丰裕到一定程度，人们不再满足于浅层次的感官刺激，而是寻求能够触动灵魂、提升境界的精神体验。这种需求转变正在重塑整个文化产业的生态结构，迫使生产者从“流水线作业”转向“匠心打磨”，从“流量思维”转向“价值思维”。
在全球化的文化场域中，文化优质生产力更是一种“文明对话”的能力。美国学者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论”警示我们不同文化体系的张力，但历史经验表明，真正持久的文明交往从来不是对抗而是对话。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中国风”，日本江户时代的“兰学”，中国近代的“西学东渐”，无不证明文化生产力强大的吸收与转化能力。法国汉学家朱利安指出：“真正的跨文化不是彼此凝视，而是共同注视某物。”文化优质生产力正是在这种跨文化对话中培育出来的，它既扎根于本土文化传统，又能以开放姿态吸收外来养分；既保持鲜明的文化个性，又具备普遍的人类关怀。中国古代“和而不同”的哲学智慧为此提供了思想资源，当代中国文化产业若能在坚守文化主体性的同时积极参与全球对话，就有可能培育出真正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文化优质生产力。
从更宏大的历史视角看，文化生产力的发展轨迹与人类文明进步同频共振。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指出：文明成长的标志是其应对挑战的能力。农耕文明依靠水利工程技术，工业文明依赖蒸汽机和电力，信息文明则仰赖数字技术和算法创新。而即将到来的“后物质时代”，文明进步的关键或许将取决于文化生产力的质变——如何将个体生命体验转化为能够引发共鸣的文化表达，如何在碎片化时代重构意义体系，如何在科技狂飙中守护人文温度。中国古代“文以载道”的传统在此获得了新的诠释：文化不仅承载道德教化功能，更是人类整体智慧的结晶载体。“知行合一”文化创造与生活实践的深度融合，这正是文化优质生产力的生命力所在。
“文化优质生产力”这一概念的提出，是对一种新生产力形态的敏锐捕捉。挑战了我们传统上将文化视为“软实力”的肤浅认知，揭示了文化创造对于个体生命实现和社会文明进步的根本性意义。在这个意义上，培养文化优质生产力不仅是发展文化产业的经济命题，更是关乎人类如何安身立命的哲学命题。未来的文化繁荣，不在于我们生产了多少文化产品，而在于这些产品中有多少能够体现人性的高度、思想的深度和精神的光芒。当越来越多的个体达到身心和谐、创造力迸发的状态时，人类文明才真正拥有了面向未来的精神力量。
（注：本文已获作者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