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

郑和,从晋宁走出的航海家

郭松2025-06-09 12:59:14

郑和,从晋宁走出的航海家

 

作者:郭松

 

1894年,在晋宁月山发现郑和父亲马哈只墓碑,碑文记载郑和的出生信息,确认郑和是晋宁昆阳人,出身于回族穆斯林家庭。

郑和原名马三宝,在1381年被明军俘虏进入燕王府,后在明成祖朱棣发动的 靖难之役中立功,被赐姓“郑”‌‌

1405年至1433年,郑和率领2万多人的船队七下西洋,开辟了当时中国的“海上丝绸之路”,开启了中国航海史上最壮观的篇章。

多年前,因为郑和我走进晋宁,感受那里的“郑和情节。” “前天刚好‘开海’了,渔民都下‘海’捕鱼了。”晋宁沙堤村的渔民说。

晋宁怎么会有“海”呢?渔民说,“滇池”都是外地人的叫法,晋宁人都将这片水域叫“昆阳海”,对海洋的认识以及把滇池也叫“海”,都源自于郑和航海的壮举。

在晋宁,以郑和命名的“郑和公园”“郑和路”“郑和文化广场”“郑和车队”“永乐大街”等,郑和航海的壮举被晋宁人以直观的方式纪念、传承。郑和公园有一尊郑和塑像,在晋宁人给郑和立像时,选择让他面对浩瀚的“昆阳海”。

“郑和从小就在滇池边长大,当时他家住的和代村就紧靠滇池,可以说是滇池宽阔的水域激发了他的航海梦。”晋宁文旅局的朋友说,滇池给予了郑和航海的灵感,郑和也回馈了这片水域深层次的灵魂。

“航海原来是一个事实,之后逐渐变成为一种文化,最终形成一种信仰。”朋友说,郑和航海的既有事实,在历史推进的长河中,因为传播的力量,逐步成为一种文化;这种文化上升为信仰,概括为“航海精神”。

永乐三年(1405),一支船队浩浩荡荡地在明帝国以东的大洋上漂荡,34岁的宦官郑和成为这支船队的总负责人。如果从更为广阔的历史背景去看这次出使西洋之举,其实颇不合情理。自大明建国三年后的1371年宣布海禁令开始,帝国在此前一年设置的“三市舶司”衙门被废除。此后每隔一段时间,有新皇帝上台时,海禁令就被重申一次。

永乐二年(1404年),朱棣还特意宣布海禁令本朝严格执行。但仅仅一年之后,就被朱棣自己推翻了,一场历时28年,郑和七下西洋轰轰烈烈地展开,其规模是空前绝后的。郑和下西洋87年后,哥伦布才启航;92年后,达•伽马才启航;116年后,麦哲伦才启航。郑和船队拥有的船只超过2百艘,哥伦布船队只拥有帆船3艘,达伽马4艘,麦哲伦5艘。郑和船队总人数达27000多人,哥伦布船队只有88人,达伽马160人,麦哲伦270人。郑和船队二千料海船的排水量为1000余吨,哥伦布船队最大那艘船的排水量不足250吨,达伽马120吨,麦哲伦130吨。

收获的成果呢?永乐十三年(1415),郑和船队“大有斩获”,在非洲东岸第一次发现长颈鹿。这样的斩获准确地说是属于朱棣的,长颈鹿被他视为神兽“麒麟”,作为永乐王朝威德远播、万邦臣服的明证。朱棣在奉天门举行仪式亲迎这只祥瑞的到来,但1431年郑和七下西洋后,帝国便再次重申海禁令,而且间隔的时间很短暂。史料记载:在随后近30年时间里,帝国五次重申海禁令,时间分别是1431年、1433年、1449年、1452年、1459年。如果从这样背景下看郑和七下西洋之举,它似乎有不足与外人道的难言之隐。

《广志绎》卷一记载:“国初,府库充溢,三宝郑太监下西洋,赍银七百余万,费十载,尚剩百余万归。”国库里拿出去7百余万两银子,过了十年,只剩百余万回来。说明郑和船队七下西洋耗银达6百万两,回收的却只是类似长颈鹿等不值钱的东西,当然还有万邦来朝,帝国连接待都成问题。翰林院侍读李时勉和侍讲邹辑上疏说:“连年四方蛮夷朝贡之使相望于道,实罢(疲)中国。宜明诏海外诸国,近者三年,远者五年一来朝贡,庶几官民两便。”什么意思呢?意思是郑和下西洋不断带回各国使节进京朝贡,搞得本国都“接待疲劳”了。朱棣也知道国库快撑不住了,早在郑和第一次下西洋的第二年,也就是公元1406年,朱棣便无奈地宣布:从今往后,农民在农闲季节服徭役三十天、工匠服徭役三个月一律延长至六个月,以贴补国用。

郑和六下西洋后,在朝中舆论压力下,朱棣黯然宣布:“往诸番国宝船”等项,“暂行停止”。所谓“暂行停止”是给自己脸上贴金的说法,此后继位的仁宗更是深明事理,不干这赔本赚吆喝的买卖。他下诏曰:“下西洋诸番等国宝船悉皆停止,如已在福建、太仓等处安泊者,俱回南京,将带去货物仍于内府该库交收。”郑和“下岗”了。尽管到了1447年,一时心血来潮的明宪宗想再下西洋,但兵部刘大夏一针见血地指出:“三保下西洋,费钱粮十万,军民死且万计,纵得奇宝而回,于国家何益?”下西洋的“壮举”成为帝国绝响,再无余音。

在15世纪的海洋上,哥伦布也在出游,只是他发现的东西与朱棣所渴望的东西大相径庭。哥伦布意外“发现”美洲大陆,欧洲文明第一次碰撞美洲文明,世界历史的走向和洲际文明融合与洗礼的进程提速;麦哲伦环行地球为西方人提供了视野学上的贡献,使资本主义制度在全球开始传播和发展,在地理空间和市场空间的拓展上居功至伟;达·伽马的贡献突出在市场意义上,他发现了绕过好望角到达印度的航路,葡萄牙开始控制印度洋,为国家在新世纪的上位抢占先机,达·伽马在航行中运回的香料等货物在欧洲的获利,折算竟然达到他整个远征费用的60倍。这样的远航是具有可持续发展路径的,也开拓了全球海洋贸易的市场空间。

尽管郑和下西洋也带回了世界各地的土特产,比如他第六次下西洋,船队采购的物品有:重二钱左右的大块猫眼石,大颗珍珠,高二尺的珊瑚树数株,珊瑚枝五柜,金珀、蔷薇露、麒麟、狮子、花福鹿(即斑马)、金钱豹、驼鸡、白鸠等,但这些物品的价值不过是满足朱棣臣服万邦的虚荣心,象征意义大于经济价值。郑和的船队与其说是一支大型船队,不如说是永乐帝国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几十年的时间以移动的方式向沿途各国表演一出出活报剧。这样的浩浩荡荡貌似不朽,可以传之后世,却很快偃旗息鼓,悄无声息。

历史曾经如此意味深长地给朱棣提供一个可能,让他睁眼看世界,有足够的时间适应正在变化的世界,以便突破墨守成规的帝国和他自己,但朱棣却只对世界做了一次自上而下的俯瞰,而后匆匆归去。东西方文明的发展路径就此走向南辕北辙,断层的出现变得不可避免。西方各国在地理大发现后很快走向工业革命,他们的远洋船上开始使用蒸汽动力,但是明帝国在海禁国策的限制下,舰船的制作越来越小,并限制使用双桅,规定载重不得超过500石。如顺治十二年(1655年),帝国规定不许打造双桅大船。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皇帝在“开禁”时又规定,“如有打造双桅五百石以上违式船只出海者,不论官兵民人,俱发边卫充军。”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帝国虽然允许打造双榄船,却规定“只能就地巡查,不能放洋远出。”而此时欧洲已经制造出飞箭式多桅大型远洋快速帆船遨游世界。东西方文明和观世视野终于渐行渐远。那个叫朱棣的皇帝被供奉在庙堂之上,固化成一个牌位和传说,不食人间烟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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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郭松,四川古蔺人,川大本科生,贵大研究生,从军23年,从检16年,云南省作家协会会员,在《散文选刊》《散文百家》《边疆文学》《检察日报》《云南日报》《春城晚报》等发文120余篇,在《诗词报》《诗词月刊》《中国诗》发诗100余首,获中国散文年会“十佳散文奖”,4篇散文被选为初高中语文试题。

 

(注:本文已获作者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