轮窑遗梦
文/王广东
老辈人常说：“一世修得城脚根。”我家便在这城脚根村。
打小记事起，村子也曾热闹过。往后近三十年，没了工业，没了商业。农闲时，村里人多去城里寻些苦差事，挣几个零碎钱。在我看来，这城脚根除了进城的路平坦、便捷些，实在没什么稀罕处。
千禧年那阵儿，开发的风声一吹，村里的庄稼地都成了开发区，还起了个时兴名儿——私营经济城。村里人从农民变成了失地农民，虽说每年能领四千元口粮钱，可日子没了往日的生气，连烟火气也淡了许多。我也是这失地农民中的一个，对如今的村子，再没了儿时的那份念想。
五十年前，这儿热闹得很。村西南头的小轮窑，整日烟囱冒着白烟，大老远就能听见柴火“噼啪”炸裂的声响。那轮窑烧出的砖瓦，质地好，名气也响。挨着轮窑的麻袋厂，织机“咔嗒咔嗒”响个不停，女工们飞梭走线，粗麻布堆得像小山。村东头药材基地飘来的药香，苦中带甜，连穿堂风里都裹着这股味儿。这般热闹里，最显眼的要数小轮窑的小田。
小田不是本村人，是村里一对没子女的夫妇领养的。中等个头，脸黑黑的，也不知是生来如此，还是叫窑外的烈日、窑内的火光给烤的。我常听见从他养父母家传出打骂声，他的哭声也总在清早或傍晚悠悠飘出来。我家离得近，一听见动静，就忍不住溜过去瞧热闹，日子久了，倒和小田混熟了。
在养父母家，他总耷拉着脑袋，蔫头耷脑的。可一进小轮窑，整个人就精神起来。摸摸窑壁，就能估摸出几分火候；听听柴火声，就知道该不该添煤。村长陈叔常拍着他肩膀打趣：“这窑厂没了你，可就像断了线的风筝。”
变故来得突然。一纸调令，陈叔被派去了公社。新来的干部一门心思“抓政治”，说土窑是“落后玩意儿”。没了经费，工人渐渐散了，窑火也慢慢熄了。更糟的是，小田的养母——那个曾唱样板戏《红灯记》唱红公社的女子民兵连长，不知从哪儿翻出一叠旧纸，指着小田鼻尖骂：“原来你生父是……”话没说完，小田的脸就白得没了血色。
村长家四个闺女，各有各的模样。大丫头背着药箱走村串户；三丫头算账时，算盘珠子拨得比鞭炮还响。最招人眼的是二丫头，一笑露出半截虎牙，辫梢总系着根红绳。自打窑厂热闹起来，村里小伙子变着法儿往这儿凑，也不知谁编了句浑话“要想‘嫖’，到轮窑”，在村里传得沸沸扬扬。起初，二丫头还举着账本撵人，后来每到天擦黑，就悄悄往小田手里塞个热乎的红薯。
那天傍晚，二丫头又去找小田。没一会儿，养母的叫骂声就撕破了暮色：“阶级不清！伤风败俗！”她举着那叠纸，带人把小田押到了窑厂晒场。批斗那天，日头像火盆似的毒，高音喇叭吵得人脑仁疼。小田胸前挂着“阶级异己分子”的木牌，养母喊口号时唾沫星子乱飞。二丫头哭喊着扑过来，却被民兵架走，红绳散了，头发乱糟糟地披在肩上。
当晚，浑身是伤的小田蜷在窑角。二丫头翻墙送来草药，他满心绝望。他咬着牙，哑着嗓子把二丫头吼走：“走！”月光下，两人的影子被拉得老长，终究没能挨到一块儿。
谁也没想到，几天后村里放露天电影《追鱼》。银幕上鲤鱼精剜鳞换人形，二丫头独自坐在最后一排，攥着衣角哭得浑身发抖。电影散场后，有人瞧见她绕着土窑一圈又一圈地走，最后倒在了窑膛口 。等三丫头找到她时，她手里还握着一把竹扇，扇面被泪水泡得发皱，人却已喝下农药，没了气息。
小田“疯”了。抱着烧红的铁棍在窑厂大笑，对着熄火的窑膛唱黄梅戏，调子跑得没边儿。村里人都说他受了刺激成了疯子，却不知那疯癫背后藏着多少绝望与无奈。
谁能料到，十多年后，我竟在乡政府门口撞见了他。
那天清早，我骑车进乡政府大门，瞧见一个佝偻身影立在门廊下，浑浊的眼睛直勾勾盯着来往的人。褪色的蓝布衫，后颈洗不净的烟熏黄，我心里猛地一紧——是小田。
我把他拉进办公室，老式藤椅在他身下吱呀作响。他粗糙的掌心反复蹭着搪瓷杯沿，发出细微的沙沙声。忽地抬起头，浑浊的眼睛里亮起一丝光亮：“晒砖坯场的大喇叭成天响个不停，时不时就飘出市里广播站的声音。里头提到的地名、人名，听着总觉得耳熟，像在哪儿听过似的。每次听到，心里就‘咯噔’一下，后来天天竖着耳朵等，越听越觉着没准那人名就是你。”他布满裂口的手轻轻颤了颤，“想着不能错过，就顺着高墩子联圩一路问过来。”
说罢，那只手猛地攥住我的手腕，枯瘦的指节都发白了，“还真叫我找着了！都成吃公家饭的文化人了。”
他说话含混不清，像舌头泡发了似的，唯有眼角滚下的泪是滚烫的：“一晃这么多年……”我问他回没回过村子，他拼命摇头，白发跟着乱晃：“不去了，再也不去了。”顿了顿，他忽然笑起来，笑得带着痰音，又像是在哭：“你以为我当年真疯了？不装疯，二丫头她爹和我养母能放过我？”
原来离开村子后，他在溱潼老家调养了一年，又辗转到六十里外的轮窑讨生活。在那儿，他帮衬着一户孤儿寡母，把人家孩子从小学供到南京上大学。孩子结婚前，他守着新房装修了整整三个月，连瓷砖缝都拿刷子细细抠过。可婚礼那天，他在门口等了许久，人家连杯热水都没给。说起这些，他只是苦笑，没再多言。
天快黑时，他攥着我的手腕，指甲都掐进肉里：“带我去看看二丫头吧。”坟头蒿草长得齐人高，他跪在焦土上，像尊褪了色的泥像。直到天边泛起鱼肚白，他才缓缓起身，抱着我放声大哭，却已流不出眼泪，只有干裂的嘴唇蹭着我的肩膀，发出困兽般的呜咽。
五年后的一天，我从北京出差回来，在积灰的信箱里摸到一封信。邮戳是两个月前的，薄纸上的字迹晕着水渍：“我回溱潼了，窑厂不干了。”打那以后，便再没了他的消息。
如今算来，老田也该七十多岁了吧？从前的轮窑早成了村民的宅基地，新楼房排得整整齐齐。路过时，我还会站上一会儿，恍惚间，仿佛又听见窑火的噼啪声，还有小田那荒腔走板的黄梅戏，在风中悠悠回荡。
作者王广东，江苏兴化人。
（注：本文已获作者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