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点滴滴
作者：倪章荣
一
1970年，我7岁，这年春天，我跨进了小学门槛，学校是村（生产大队）所办，我们上面还有两届，学生都是从外地学校回来的。全校有六七名老师。除了一名是公办外，其他全是民办，民办老师中有高中文凭的，也有初中、小学文凭的。
不知何故，发语文书时，竟然缺少了一本，巧的是缺少的一本正好缺到了我头上。老师说，会去公社教革会为我补回来。我眼睁睁地看着同学们拿着漂亮的散发出油墨香味的语文书肆意翻弄，心里直痒痒的。可过了几天，班主任老师告诉我，公社教革会没有了语文书，学校决定由班主任用钢板刻印一本语文书给我。班主任在过道上刻写语文课本时，我常常凑过去看。老师对我说，不要急，几天就弄好了。大约一个星期之后，班主任老师交给我一本油墨气味浓烈的语文书。我的别具一格的语文课本，尽管图画比较简单，只有黑白两色（正式课本为彩色），可也让我兴奋，毕竟有了课本，而且独此一份。我记得语文课本的第一课是“毛主席万岁！”，第二课是“中国共产党万岁！”，第三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第四课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第五课是“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后面的课文就不记得了。我无数次后悔没有将我的语文书保存下来，那形式，那内容，一件多么珍贵的东西啊。
我们的校长是我们生产队居民，校长教我们算术和政治。我一年级两个学期语文、算术（好像是上初中一年级时“算术”改成了“数学”，当时我还问过老师怎么没给我们发“算术”，老师用略带嘲笑的口吻告诉我“数学”就是“算术”）都是100分，唯有不用考试的政治只有60分，因此没能获得“三好学生”奖状。校长之所以只给我的政治打60分，我认为是因为他与我父母的关系不好，我亲耳听到他与我父亲争执时，斥责我父亲思想落后，是坏分子。上学的头两年，我时时感到不安，害怕犯错误。害怕犯错误，却还是犯了错误。人有时候做点坏事或许是不可避免的事情。
我们一年级时的班主任是初中文凭，二年级时的班主任是小学文凭。我二年级的班主任虽然文凭不是很高，可她人漂亮，对我也温和。因为参与同学调戏新来的女老师（与同学们一起喊了几句穿这么薄的衣服冷不冷之类的话），被大队书记在全村（大队）干部群众和革命师生大会上点名批评，我以为前途已经不复存在之后，这位班主任还让我参加了全校演讲比赛，并且让我得了唯一的一等奖。期末还给了我一个“三好学生”的奖状。因沾了她的贵气，从二年级到小学毕业，我期期都是“三好学生”。她不愿教书离开了学校之后，我还时时想起她。
可能是老师与拼音存在什么不可调和的矛盾吧，我们读了三年小学都没有学过拼音，读四年级时来了一位高中文凭的老师当班主任，他偶尔也会教我们几句拼音，可能是因为没有形成习惯，我的拼音一直没有学会。我是我们班上成绩最好的学生，我们那一届同学中几乎是没有人会拼音的了。承蒙老师的教诲，我们认了不少的错别字，比如：批评（pēipíng）、磅礴（bàngbó）、娱乐(wùlè)、吠叫(quǎn fèi)、匡正(qiāngzhèng)、馄饨（kūntun）、殊荣（zhūyún）、挟持（jiǎchí]）、吸引（jíyǐn）等等。有的是读一边，有的是读方言，有的是因为借用其他词语的读音，比如“磅礴”的“磅”就是借用“磅秤”的“磅”。
大约是受到老师的启发，我读课外书时，常常以汉字的偏旁和或左或右或上或下部分，自以为是地定出读音来。上三年级时，我在供销社买了一本儿童故事集《我们的班长李小芳》，里面有一个故事叫《兔子尾巴长不了》，当时我没学过“兔”字，于是，便读成了“免子尾巴长不了”，直到看见文章后面画了一只兔子，才知道应该读作“兔子尾巴长不了”。读五年级时，一本小说里面有一个女人怀孕的句子，我当时不认识“孕”字，于是便读作“怀乃”，虽然读得不准确，但意思还是知道的，女人肚子里有了孩子。可能很多人不相信我的叙述，一个五年级的学生连“孕”字都不认识，不认识也听说过吧，事实是，我们上学五年，确实没有学过“孕”字，平时也很少听见“孕妇”一词，我们那里女人怀孕叫做“有喜”或者“害喜”，直到若干年后，“怀孕”一词才在那里流行。
初中一年级时，我们的班主任兼语文老师是一位退伍军人，他同时还担任学校副校长。一天，我们全校师生在操场上听他朗读毛主席诗词，老师朗读《念奴娇·鸟儿问答》十分成功，尤其是最后两句：“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让全体学生群情鼎沸，斗志昂扬。可惜，在他绘声绘色地朗读《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时却出了差错，差错出在一个字上：“三十八年过去，弹（dàn）指一挥间，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没等我的老师朗读完，同学们的激情还没有迸发，校长便打断了我的语文老师的朗读。校长严肃地指出“弹指一挥间”的“弹”（tán）不能读成“弹（dàn）”。操场上顿时鸦雀无声，语文老师一脸不自信地杵在那里，同学们也忘记了应有的激动。当时的场面让我记忆犹新。我的班主任只在学校待了一学期便离开了，他是公办老师，来去自由。我一直怀疑，语文老师的离开与朗读事件有关。我们的校长虽然是民办老师，但他读过大学，只是因为造反而被退学了，认字方面自然要比众多老师略胜几筹。
小学和中学教育，让我走入社会后说话认字时常常遇到尴尬。应该声明的是，那位高中文凭的老师还是与其他老师有很大区别的，他不仅会拼音，还会在上语文课时给我们讲讲时代背景或者红色故事。当我的所有老师都只会照本宣科的时候，这位高学历的老师在照本宣科之余还能说点其他的东西，让我对上他的课十分兴奋。这位老师是恢复高考第一年我们公社唯一一个考上大学的青年，后来又当上了大学副校长。如果将我们当时的教育资源平均起来，也不算很差。
我们应该是一群少有的于春天入学的孩子了。至于为何要在春天入学，到现在我也没弄明白。
从小学到高中毕业，我都是学校的“名人”，原因在于我喜欢看课外书，作文写得好——多篇作文被语文老师拿来作为范文。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一位对我很好的高中数学老师家里看到一本油印的高考作文辅导材料，里面竟然有我初中时一篇写农村“双抢”（抢收抢插）的作文。我看到后没有半点兴奋，只有浓厚的不自在，因为我从小学开始写的每一篇作文都是编造的，没有一句真话，不少作文都编得牵强附会，比如这篇写“双抢”的作文，写到乡亲们在抢收抢插时，饿了就背毛主席语录，累了就想到要多打粮食消灭帝、修、反，然后就不饿了，不累了，就干劲十足了。青年少年时期写过太多的假话、大话、混帐话，走入社会之后，我总是要小心翼翼地写几句真话。
二
我们刚上小学的时候，老师天天都要带领我们读毛主席语录，有时候是照着《毛主席语录》读，有时候是读上面传达的“最新最高指示”。不仅学生要学习、背诵毛主席语录，贫下中农也要学习、背诵毛主席语录。因为那时候出门尤其是出远门，常常会被民兵或红卫兵、红小兵拦住，背不了语录就不让你走。我母亲是文盲，一个字都不识，记性也不好，于是经常被拦住，吃了不少苦。村里一位老太婆背语录时竟然背成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三不怕饿肚子。”被斗争了很久。
我四五岁时，父亲常常在被窝里教我背诵毛主席语录。让我记忆深刻的是毛主席的这段语录：“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当时，我特别困惑这句话“我们共产党和共产党”，难道有两个“共产党”不成？我问过父亲是怎么回事，读过几年小学的父亲也回答不上来。这个疑问在我心里折腾了很久，好像上了高中之后，我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可见，我的智商低下到何种程度。
我们的小学校长特别重视政治思想教育和毛主席语录学习，不仅上政治课要讲政治，上算术课也要用三分之一的时间讲政治讲思想品德的重要性，讲我们今天甜蜜的生活都是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讲全世界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他常常举例邻村一个姓黄的小“反革命”的例子告诉我们，不学毛主席语录、不提高思想觉悟，到头来会毁了自己。那位姓黄的学生因为不学政治，导致思想觉悟上不来，说了一连串反动话，被逮捕法办，判了15年，要不是因为他出身贫农，不会这么轻判。当时他才读三年级。直到若干年后，我才知道黄姓师哥所说的反动话内容：XX主义好，年年吃稻草；XX主义差，家家把猪杀；XXX，搞苕空（当地土话，意即瞎折腾）；XX奇，好主席；XX平，是好人。据说，黄姓师哥送公安局之前被斗得很惨，几次晕死在台上。1978年，黄姓师哥即被平反，还补偿了他六七千元钱，就算提前打工了。
我学习、背诵毛主席语录是很认真的，我家庭是上中农出身，离富农仅一步之遥，我害怕一不小心落得黄姓师哥一样的下场。我家里穷，没钱买红彤彤的《毛主席语录》，只好不停地抄，上学放学的路上不停地背。我每次被老师点名背毛主席语录时，都是滚瓜烂熟，一气呵成。有些同学背语录的天分就大不如我了。记得一个姓陈的同学，每次背语录时不是掉字就是错字再不就是忘词，每天都要被我们校长叫到讲台上罚站，有时候一站就是一节课。有一次，这位同学背诵《纪念白求恩》时，竟然背成“白求恩同志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不远万里来到美国……”校长说，这是严重的政治事件，要不是他出身好，至少要送到公社关七天。
我的表现得到了校长的肯定，政治成绩也从60分提高到了80分。我不仅年年是“三好学生”，还成为学校第一批加入少年先锋队的七个同学之一。我心中的恐惧减少了，对光明未来的期待增加了。
二年一期的一个星期天，我到一河之隔的湖北供销社卖蜈蚣，不料被民兵拦住了，他们要我背毛主席语录。背毛主席语录是我的拿手好戏，在背了几段常学常背的语录之后，我想表现一下我的博学多才，背诵了印在户口簿上的老师从来没有带领我们学习过的一段毛主席语录：“要十分抓紧，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忙时吃干，闲时半干半稀，杂以番薯，青菜，萝卜，瓜豆，芋头之类。”由于“番薯”的“番”字、“芋头”的“芋”字我不认识，背诵到后面时，便含含混混，结结巴巴，加上民兵们不熟悉这段语录（湖北户口簿上印的不是这段语录），让民兵们起了疑心，说我是在杜撰毛主席语录，是现行反革命，要将我押到大队部(村部）审问，亏得当时有个熟人过来，说我们的户口簿上有这段语录。民兵们不敢轻易相信，要求拿户口簿来核实。那位熟人马上回到河那边借了本户口簿，才让我化险为夷。
1973年9月林彪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之后，背诵毛主席语录的热潮才降下来，出门也没有人拦住背语录了。
三
我们初中是两年，其中初一在外村读，上学期班主任是一位转业军人，我上面已经写过。下学期的班主任兼语文老师是一位年纪比较大的吴姓老师。吴老师给我的印象十分深刻，他的思维习惯和行事风格让我特别折服。
开学第一天，吴老师便庄重宣布：我不怕你们调皮捣乱，不管是谁，只要你能够回答我三个为什么，你们做什么事我都不加干涉！
几天之后，一个叫肖文才的同学上学迟到，吴老师趁此机会开始展示他的“三个为什么”的奇妙。据吴老师在课堂上公布，肖文才一个为什么还没回答完便哭起来了，便宣布以后不敢违反纪律了。吴老师绘声绘色地讲述了他问肖文才“一个为什么”的精彩过程；
吴老师：肖文才你今天为什么要迟到？
肖文才：因为饭吃迟了。
吴老师：为什么饭吃迟了？
肖文才：因为柴火不干。
吴老师：为什么柴火不干？
肖文才：因为没有晒干？
吴老师：为什么没有晒干？
肖文才：因为昨天下午才砍回来？
吴老师：为什么昨天下午才砍回来？
肖文才：因为父母没有时间？
吴老师：为什么父母没有时间？
肖文才：因为他们要出工。
吴老师：为什么他们要出工？
肖文才：因为不出工就没有饭吃。
吴老师：为什么不出工就没有饭吃？
“呜呜呜”肖文才突然哭了起来，再也回答不上了。并告诉吴老师：以后坚决听老师的话。吴老师得意洋洋地对我们说：肖文才平时够牛的吧，怎么样？我一个“为什么”还没问完，他便痛哭流涕了！
我当时不知哪来的狗胆，竟然举手问吴老师：吴老师，您问了很多个为什么，不止三个呀？
吴老师和颜悦色地回答说：我所问和肖文才所答，都是围绕肖文才今天为什么要迟到展开，他的回答没有能够说服我，所以第一个“为什么”没有过关。
我心里想，这样问下去，伟大领袖也不可能回答完吴老师一个“为什么”啊！我只是心里想想，没敢说出口。
此后，我不知道吴老师又问了多少同学几个“为什么”，反正没听到他在教室里说过，班上的纪律确实好了很多，或许同学们被吴老师威猛强大的“为什么”吓着了。
我始终认为，吴老师是一个出类拔萃的老师。还有一件事可以为我的结论佐证。
早晨上第一节课前要唱五分钟的革命歌曲。那天唱歌时，一个叫做彭信华的同学却在低头看连环画，被巡查的吴老师捉了“赃”。吴老师怒气冲冲地夺过连环画，厉声大叫：彭信华，你不唱歌是不是要反对毛主席？！
呜呜呜，我不是反对毛主席！我不是反对毛主席啊！彭信华的哭声凄惨哀伤，把教室都快哭塌了。
谁能顶住吴老师一个“为什么”的盘问？谁不害怕被扣上一顶“反革命”帽子？同学们见了吴老师，就像老鼠见了猫，兔子见了猎人。
吴老师没有问过我“为什么”，也没有质疑我是否有“反意”，原因并不是我表现多么出色，而是他需要我写大批判文章，参加学校的各种批判活动。我们那个学校的校长是经过大革命洗礼的人，特别喜欢批判和运动。从跨进初一大门起，我经常被校长点名参加学校的各类大批判活动，批刘XX，批林彪，批孔老二，反击右倾翻案风，批斗地主、富农、现行反革命。我生性腼腆，总是害怕上台，倒不是怕被批判对象报复，只是我实在找不到我与他们的仇恨点在哪里。两个星期前刚刚批判了刘XX的“读书做官论”，现在又要批刘XX的“读书无用论”。我被弄糊涂了，到底读书是“有用”还是“无用”？有一两次，我实在不堪重负，只好谎称生病请假。
顺便说一下，我们上初一时才开始学英语，我的英语课本的第一课也是“毛主席万岁”。那个时候的我特别讨厌上英语课，英语是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西方国家的语言，我是中国人，有必要学英语吗？要是放在现在，我就是标准的爱国青少年了。可惜，我生不逢世。几十年过去了，我学的为数不多的几个英语单词全都忘记了，唯一能记起的是我的第一课，不仅能读还能写。
四
初二开学时，我们突然从邻村学校回到本村上学，因为我们村自力更生办起了初中部。那年，我们公社所有的生产大队都办起了初中，还有几个生产大队办了高中。有点类似于新世纪的大学扩招。回来上初中时，那位高中文凭的老师当上了校长，当了校长的他教我们政治（我当时想，政治很难教吗，都得校长去教？）教语文的是那位我们村校唯一的公办老师。这是我一生上过的最为干瘪的语文课了。我不知道这位公办老师什么文凭，听说旧社会是教私塾的，也有人说他家里成份不好。可水平再低你也不能只是照着课本读一遍啊。
我还没有从语文课的痛苦中解脱出来，很多大事便接踵而来了。
首先是伟大领袖去世了，消息传来时，不仅是我，全国人民都应该在为这种小概率事件痛苦不堪，大家都以为会“万寿无疆”，谁知……然后是粉碎“四人帮”，华主席接班。这是好事，也让我的万分悲痛减轻了一二。
我清楚地记得，我们部分师生到公社请回华主席像的情景。
那是10月底的一个凌晨，在校长带领下，我们踩着地上的白霜，敲锣打鼓向着10公里外的公社走去。山上的鸟雀被我们惊吓得东躲西藏，狗的吠叫被我们的锣鼓声压制得毫无生气，不少村民打开大门，在仍然有些漆黑的夜色里张望。六点过一点点，我们便到达公社机关，在院子里的冷风中等了一个多小时，才请到华主席像。然后，我们的两位同学庄严地托举着用镜框镶嵌的英明领袖华主席画像，在锣鼓声中回到学校。接着，大队书记亲自将主席像挂在了大队礼堂主席台前方。不到一个星期，大批的华主席像便分发下来，我们学校的每个教室里都贴了一幅画像。
之前，我们上课前都是这样的：老师进来之后，值日生会大叫“起立，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像敬礼！”不知从哪一天开始，值日生的叫声变成了“起立，向英明领袖华主席像敬礼！”我们有点不适应。
1977年9月，我上了镇上的高中。我是考上去的，我们班40个同学，就考上了四个。这是大革命之后第一次靠考试成绩上高中，之前都是靠“推荐”。我有理由相信，如果继续“推荐”的话，轮不上我。
关于我的高中生活以及高中老师们，我在多篇文章中都提到过，尤其是将“伊朗国王巴列维”解释为“伊朗国，王巴列维”，并进一步解释“王巴”是复姓；告诉我们“英国资本家宁愿将牛奶倒进太平洋，也不愿给穷苦人”，被学生反问：“英国资本家为什么不将牛奶倒进大西洋，倒进太平洋不要运费吗？”将物理老师的作业当作政治作业批改，而且批改得相当认真，从60分到95分，一点都没含糊，让物理老师欣喜不已——减轻了他批改作业的负担。这种类似段子却又千真万确的故事，读过我文章的人应该都有印象。这类故事其实不少，写多了不免给人以故意抹黑母校之嫌，不能再继续述说了。
实事求是地说，我的高中老师中也有文凭很高、水平不低的人，其中英语老师是武汉大学毕业的——可惜不到一年便调到县城中学去了，历史老师是开封师范学院毕业的，我们的正校长姓刘（并非牛奶倒进太平洋的那位副校长），他好像只是师范学校毕业，但我绝对相信他是一个有知识有能力的领导。我之所以对刘校长有这样的认识，是因为我发现他读过很多书。
刘校长的儿子和我是同学，不知何故，我知道了他父亲房间里藏有不少文学名著，我开始是向同学借，借过两次之后同学便不愿再借了，说是怕被他父亲发现。我同学告诉我：如果我真的喜欢那些书，就出钱买。我家里一贫如洗，每周都是靠从家里带点酱菜吃饭，哪来的钱买书？可是，我又实在太喜欢校长的书了——那些书大多数还属于“毒草”，当时的书店里无法买到，于是便去卖予以生活的大米，然后用卖米的钱到同学手里买书，我是分期分批卖米，也是分期分批从同学手上买书。我记得一共给了同学三元多钱（那时候的大米只卖两毛钱一斤），从他手中买到了《普希金抒情诗一集》、《普希金抒情诗二集》、《柔石选集》、《殷夫选集》、《子夜》、《牛虻》等文学名著。我本来说好还要给同学两元钱的，并且商定两元欠款给他后，继续购买他父亲的书。他父亲的书很多，除了文学类还有历史类的。可惜，我那时候一天只吃一餐饭，已经饿得皮包骨了，再卖米就会饿死。欠同学的两元钱没有给他，买卖自然停止了。同学对我意见很大，说他父亲发现书不见之后还打了他。现在想起来，觉得很对不起我那位同学。一个看过如此多文学名著的校长，理应很开明很温和，然而，这位校长却很古板很严肃，仍然坚持政治挂帅，仍然不允许阅读“毒草”书籍，仍然要我们每周去五公里外的学农基地种一整天地，仍然时不时地开批判大会。对于我这个以看课外书多与写作文好“闻名”的学生，校长从来都是冷眼相待，时不时批评我思想不健康。刘校长倒还读过一些书有一些知识，可有的老师书没读几本，教学水平也不高，却总是乐于整学生——把完全处于劣势的学生整趴了真的有成就感吗？倒是那位闹出很多笑话的副校长为人温和，也愿意为学生排忧解难。每当我写到母校时，都有点不忍落笔。人太复杂，人性太复杂，人的能力也并不代表一切。可是，我又不能对过去视而不见。那是我和我们的经历，那是我们命运的酵母，那是不应该被美化的事实。不是给自己的无能寻找慰藉，而是它是客观存在的点滴。很多人回忆过去的时候，总是美好和温情，美好和温情确实存在，可底色的荒唐和酸痛是无论如何也涂抹不掉的。
我有不少同学是教师子弟，不知为什么，凡是教师子弟学习成绩都特别差，其中有几位同学，数理化和英语考试成绩基本是零分，语文、历史、地理、政治的考试也绝对在30分以下。然而，他们毕业之后一个个都当了老师，有的是顶父辈的班（上世纪80年代，各行各业都“顶班”），有的是靠父辈的关系先当民办教师，然后慢慢转正。我曾经对教师顶班很不理解，觉得特别荒唐，这不是误人子弟吗？现在看来，这些人当老师之后，并没有妨碍改革开放的大计，更没有让祖国前进的步伐停止一天半晌。
我还是太浅薄了。
当不要输在起跑线成为热议的时候，他们可知道，有一些人——不，有很多人，他们从来没有进入过跑道。
作者简介：倪章荣，笔名楚梦。男，湖南澧县人，居长沙。作家，文史学者，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南大学文学院客座教授。在《中国作家》、《芙蓉》、《芒种》、《作品》、《湘江文艺》、《湖南文学》、《同舟共进》、《书屋》、《看世界》及《领导者》、《阳光》、《二十一世纪评论》、《世界华文文学》、《新中原报》等香港、美国、加拿大、东南亚中英文期刊发表文学和文史作品200余万字。著有《邪雨》、《红色引擎》、《许佳的夜晚》、《去和爸爸过年》、《旧鬼》、《在军营里成长》、《1976年的秋天》、《陪葬》、《温床》、《无毒蛇》等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发表《宋教仁之后的民国宪政》、《孙中山与中国现当代政治格局》、《作为政治家的宋教仁》、《重写民国史》、《辛亥革命深思录》、《“五权”与“三权”》、《关于士大夫与知识分子的思考》、《罗伯斯庇尔与法国大革命》、《一个伫立在法理之上的国家》、《民国才女和她们的命运》等文史作品。40多篇作品被《中外文摘》、《海外文摘》、《青年文摘》，《微型小说选刊》等选刊及其各种年选选载。
（注：本文已获作者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