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殇汴梁

梦殇汴梁

文/张健

汴京的繁华，是病态的繁华。这繁华像一具涂了脂粉的尸体，远看是美的，近闻却有一股腐气。每每翻阅《东京梦华录》，总疑心孟元老笔下那些"八荒争凑，万国咸通"的景象，不过是一个遗民的白日梦。这梦做得越美，醒来时便越痛。

宋人好词。词这种文体，最宜写些绮罗香泽之态，儿女私情之语。即便偶有"大江东去"的豪放，骨子里仍是文人的自怜。东坡居士谪黄州时写《寒食帖》，字字皆是委屈。这委屈后来成了整个宋朝的底色。你看那宋徽宗的瘦金体，笔画如刀，锋利得很，却只能用来写"天下一人"的花押，签在一张张求和的书上。

以文制武，原不是宋人的发明。但将之推到极致的，确是赵宋官家。太祖皇帝"杯酒释兵权"时，大约没想到，他这一杯酒，竟浇灭了华夏尚武精神的最后一星火种。从此武人低头，书生当道。书生们发明了一种奇怪的逻辑：只要文章写得好，夷狄便会自惭形秽，退避三舍。这逻辑荒唐得可爱，也可怕。

澶渊之盟是个转折。真宗皇帝在寇准半胁迫下亲征，本可一战，却选择了岁币三十万。当时朝野竟以为这是大胜利，还要立"神功碑"纪之。王钦若更发明了"天书封禅"的把戏，让皇帝在自我欺骗中获得安慰。自此，宋朝患上了一种奇怪的病：用金钱买和平，用谎言买尊严。这病深入骨髓，终至不治。

汴京城的瓦子里，日日上演着目连救母的戏文。百姓们看得涕泪横流，却不知真正的鬼魅不在戏台上，而在宣德门外。那些穿着紫袍的相公们，白天在朝堂上高谈"正心诚意"，夜里却在算计着如何克扣军饷。陕西前线的士卒衣不蔽体，东京城里的太学生却为一只蟋蟀的价钱争得面红耳赤。

我见过一幅《清明上河图》的摹本。那画里的汴河两岸，店铺林立，行人如织。虹桥上有个武官模样的人骑着马，路人纷纷避让。细看才发现，那避让的姿态里藏着轻蔑。在宋朝，武官的地位不如一个七品文官。这轻蔑后来付出了代价：金兵南下时，那些被轻蔑的武人要么早已心冷，要么力不从心。

宋徽宗是个天才的艺术家，却是糟糕的皇帝。他建艮岳，收集天下奇石，弄得民怨沸腾。那些石头被称作"花石纲"，每一块都沾着血泪。更可笑的是，他竟相信道士林灵素的鬼话，以为可以靠法术退敌。当金兵渡过黄河时，这位道君皇帝正在宫中画一幅工笔花鸟。画笔跌落，污了宣纸，像极了这个王朝的结局。

靖康元年冬天的汴京，冷得刺骨。金人索要金银、绢帛、女子，宋朝的官员们便如数搜刮。妇女被明码标价：帝姬、王妃每人准金一千锭，宗姬每人准金五百锭，族姬每人准金二百锭。这价格精确得令人毛骨悚然。最可悲的是，那些被出卖的女子中，许多人竟还保持着"天朝贵女"的矜持，以为金人会被她们的教养所感化。

二帝北狩时，汴京的杏花正开得烂漫。那些杏花看过太多繁华，也看过太多屈辱。它们看过柳永的词被歌女传唱，看过樊楼的灯火通宵达旦，看过金明池的龙舟竞渡，现在又要看这个王朝最后的挣扎。杏花不语，年复一年地开落，像一场沉默的见证。

南宋的临安，比汴京更繁华，也更软弱。"山外青山楼外楼"的美景下，是"直把杭州作汴州"的自欺。岳飞死后，连委屈的豪放词也少了，只剩下姜夔式的清冷与吴文英式的晦涩。文人们在西湖边结社吟诗，刻意回避着淮河以北的血腥。偶尔有人提起恢复，便会被视为不合时宜。

蒙古人的铁骑踏破临安时，那个叫陆秀夫的书生背着八岁的小皇帝跳了海。这一刻，宋朝终于有了一点血性。可惜这血性来得太晚，也太过悲壮。据说陆秀夫临跳前，还在教小皇帝读《论语》。这细节很宋朝——至死都要做个读书人。

宋朝的悲剧，不在其弱，而在其以弱为美。这个王朝把委屈升华成了美学，把妥协包装成了智慧。它创造了璀璨的文化，却忘记了文化需要刀剑来守护。当夷狄的铁骑踏碎汴京的琉璃瓦时，那些精美的瓷器、华丽的词章、玄妙的理学，都成了陪葬品。

历史没有如果。但我想，倘若宋朝的文人少一些自恋，武将多一些尊严，或许《东京梦华录》就不会只是一场梦的追忆。可惜，这世上最无用的，就是文人的"倘若"。

汴河早已干涸，只有《东京梦华录》的文字还在流淌。这些文字像一面镜子，照出了一个文明的繁华与脆弱。我们读它，既是为了怀念，更是为了警醒。

作者简介：张健，安徽合肥人。民建会员，安徽省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中国小说学会会员，安徽省散文家协会会员，安徽省散文随笔学会会员，炎黄文化促进会会员。

（注：本文已获作者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