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色
——怀念解放川西北的解放军一位侦察参谋
陈希平
2002年的寒假，出于对一位解放阿坝州的人民解放军侦查参谋的景仰与崇拜，我叩开了这位曾经全程参加阿坝州剿匪战斗英雄的房门，即成都军区三洞桥干休所。当这位老革命知道我是来自阿坝州山区一名本土教师时，老人的态度变得十分热情，茶间老人十分健谈，口若悬河，他对当时的茂县专区（今阿坝州前身）了如指掌，对各类人物事迹讲得形象生动，绘声绘色。对州内各县的民族结构、山川地理、风土民情更是如数家珍，他带侦察连过朴头梁子、走虹桥山，越鹧鸪山到康猫洞、马塘、马尔康、绰斯甲、大小金川、松潘黑水草地等。他很清楚当时理县的上层人物：姚佑民、曾成武、贾开允、曹建初、王荫三、桑梓侯、雷伯和、车子权等，哪个人生平事迹思想都很清楚，他还请开明人士王荫三做过向导，他甚至清楚，解放初期在理县桃坪乡增头寨陈鼎丰乡长家里开的旧政府上层人士开的反共秘密会议，在老县府薛城和杂谷脑镇都停驻过较长时间，县城迁入杂谷脑还是他最早提出的建议。他说199几年到马尔康路过理县变化很大，是共产党彻底改变了少数民族地区的历史面貌。然而，到2023年的今天，全阿坝州变化则更大，可惜老人已经过世。
他叫梁柱国，1925年生，河北任县人，初中二年级（15岁）参军，1945年进抗日军政大学学习，1948年入党，曾在晋冀鲁豫军区、18兵团、川西军区、成都军区的司令部任侦查情报参谋，有幸在彭德怀、刘伯承、贺龙、徐向前元帅身边工作过，梁老记忆力过人，能写善讲、办事干练、机敏活跃，深得首长和同行喜爱。打了12年仗，1957年，当时的司法部长史良对我国的司法工作曾这样评价:“在我们所有的司法案件中，95％是正确的。”大家在讨论这一问题时，梁柱国说:“这个估价是正确的。正因为有这个95％，我们才是人民政权，如果没有这个95％，就不是人民的政权了。但另外的5％对于那些受害的家庭来说就是100％的冤案，我们不能因为95％正确而沾沾自喜。”在今天看来，这话符合辩证法，没毛病！可在当时极左的年代，运动来了，这话就被篡改成梁柱国说：我们的司法案件100％是冤案，我们的政权不是人民政权。这错误就严重的不得了，因其率真性格和管不住的嘴巴，多次被开除党籍军籍、蹲牢狱，他被作为“反革命分子”揪了出来，也成为以后历次运动的“活靶子”。从“三反”、“五反”，一直到“反右”和“文化大革命”，他都在劫难逃，当了22年右派，1979年平反昭雪，退休后享受师一级待遇。
下面且录两事，一是某次作战会议贺龙司令员的插话，二是逆用俘虏的故事。
梁老对贺龙元帅印象深刻，当时他是西南军区司令员，美蒋经营黑水的战略意图引起中央高度重视，必须立即发兵平息叛乱，1952年6月16日，在重庆浮图关西南军区司令部作战室召开黑水战役作战会议，会议由李克夫副参谋长主持，贺司令刚从北京开会回来，他首先讲了川西北以及黑水地区形势发展，传达毛主席、朱总司令、周总理对组织黑水战役指示。然后由梁柱国汇报山区情况，当时他在司令部任侦查科长，专搞情报工作，这次会议是贺司令点名叫他参加的。
侦查科长汇报情况时，贺司令员有许多即兴插话，当梁参谋讲到黑水战役有利条件时说：广大川西北人民群众是站在我们一边的，是拥护共产党盼望解放的。话音刚落，贺司令就哈哈大笑起来问梁：根据是什么？能不能举些具体事例来？梁一时语塞，此句是有点言不由衷，是来重庆前，省委一位领导给他加上去的。停了好一阵，贺司令才说:“同志们！这是作战会议，不是宣传鼓动会。出席会议的都是军以上干部，不是普通百姓，用不着客套，讲客套话是要害事的。我们考虑问题必须实事求是，正确估价。分析问题，不能想当然，不能把暂时还不存在、目前还没有出现的情况估计进去。现在我们进藏部队提出一个口号，叫冻死不住民房，饿死不吃民粮，这就是说不扰民、不害民。这个口号提得好，我很赞成。我们在后方的同志也立即提出，你们前进到哪里，我们后勤保障工作就跟到哪里。这些口号都很响亮，很适当适时，确实能做到，因为我们有了新中国，有了比较充裕的物质基础作后盾，这就叫实事求是，否则就叫瞎提口号乱放炮，提了也办不到。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我们打了几十年仗，只有现在才真正做得到。长征的时候，就不好提“饿死不吃民粮”这个口号。如果那时提出这样漂亮的口号，那就要“饿死”中国的革命。当时藏区的老百姓不了解我们的政策，不知道我们是什么样的军队。他们认为天下乌鸦一般黑，说我们是汉人的军队，是官军，都是欺压少数民族老百姓，都是要烧杀抢掠的。老百姓听了当地官府的反共宣传，都跑上山搞坚壁清野。我们要长征，要吃饭，要过荒无人烟的雪山草地，就要筹粮、备寒衣，实在没办法可想，只有把人家的青裸麦子收割了，把土里的豆、蔓菁给人家挖了，甚至于还杀了人家的牦牛。当时我们也是讲群众纪律的，我们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嘛！有钱时，给老百姓留下些钱，没钱时就给人家打一张欠条，贴在墙上，或放在神龛里，说等革命胜利了再偿还。人家从山上回来，发现牛羊都叫我们吃了时会高兴吗？况且，有几个人认识你留下的欠条呢?当然，我们为了革命北上抗日，打倒蒋介石，解放苦难的人们，可当时老百姓能理解这些吗?说群众拥护我们，我就不大相信。所以提口号，要分时间、条件、地点。比如现在在汉区提出的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四大任务这个口号，目前在少数民族地区就不能提。再如，“抗美援朝，捐献飞机大炮＇这个口号，现在也不在少数民族地区提倡。现在我们就是要到那个地方去剿匪，所以不能只简单地认为是一般的剿匪斗争，不单单是和国民党土匪特务斗勇斗智，其中还交织着一个历史遗留下来的民族隔阂，以及宗教信仰问题。那里是藏羌地区，土匪特务是在反动土司、头人、喇嘛等上层人物的包庇下生存和发展的。那里还没有解放，我们的部队还没有到达，匪特还没有消灭，工作还没有开展，我们已经成熟了的民族政策还没有和广大人民群众见面，群众还没有被我们争取过来。成年男子几乎人人手中有枪，枪子的指挥权多掌握在已跟随匪特叛乱一起的一些反动土司头人手中。从这个意义讲，哪个地方的人枪越多，对我们进军的阻力就越大。你说的那个广大人民群众现在还没有从农奴制度下解放出来，还受着国民党土匪特务反共宣传的蒙蔽，还受着匪特的欺骗和操纵，你却想当然把这一条估计在对我们有利的一边，我认为这是极不现实的。
接着，贺司令讲：你们刚才汇报说，黑水普通百姓手中现有三千多条枪，现在我打个折扣，只按一千条枪计算，当我们进剿土匪时，这一千条枪，是站在哪一方面呢？是“盼望解放”协助我们打土匪呢？还是已听从了土司头人指挥打我们呢？显然是后者，而不是前者。我们这次会议，有个重要任务就是研究如何用兵和用多少兵的问题。如果匪特方面多一千条枪，我们就要考虑多投入一个团到两个团的兵力。
贺司令说在党内，要讲实话。在作战会议上，尤其要讲实话，不能讲貌似正确似是而非，实际上是要误事的话；不能把没有的说成有，不能把暂时还不成熟的说成已经成熟；不能把暂时还办不到或没有办到的，说成能办到或已办到。只有讲实话，如实地反映问题，领导机关才能准确地了解下边或敌我双方的实际情况、实力对比，才能制定正确的政策和作战方案，指挥员才能下达克敌制胜的指挥决心。
贺龙司令员当时46岁，带着较浓的湖南桑植口音，他的这一教诲对全体到会同志影响深远，对当时22岁的梁参谋震动很大，并影响了他整个一生，在以后的任何时间段，不管遇到多大挫折，他都从未忘怀贺司令的教导而记忆犹新。
关于逆用俘虏的故事如下：
1952年9月下旬，黑水战役胜利后活捉了匪徒500多人，受欺骗的少数民族只要停止抵抗，一律教育释放回家生产，不抓不关不杀，对罪大恶极、十恶不赦、多次叛乱抵抗者，则前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当时在黑水的芦花、麻窝两地，40名罪大恶极的汉匪拟定芦花麻窝两地执行枪决。执刑的前一天，军分区侦察参谋梁柱国，向当时执行公判的总负责人，当时军区政治部“前指”作政治工作的周总指挥，要求留下三个人不杀，将派他们三人北上草地，打入已在草地结股叛乱的马良、马硕卿、刘华初匪部，让他们潜伏下来为人民解放军工作，掌控敌匪活动。总指挥为什么会听侦察参谋？因为梁参谋还有另外的特别身份，即他是川西行政公署最高行政长官的“私人联络参谋”。
总负责人周华隆同志表示完全同意，只要利于剿匪，留谁都可以。这次在芦花枪决的24人当中，报经中央由高院政法委书记罗瑞卿批准，判死刑的布告由成都军区军事法院石印妥当，由飞机空投到芦花，如抽出三人，则只枪决21人，布告已有其名，容易被别人识破。周说这个好办，把三个人的名字挖掉，随便写上个张三李四某某3人不就完了吗？这样，将在明天就要“绑赴刑场，执行枪决”的王在渊，郑自尧、肖新和的性命从必死无疑的侥幸中，奇迹般保活下来。
王在渊，四川人，国民党20军134师的连长，该师起义后，由师长肖传伦拉上部队又叛乱，经青川、平武、松潘、黑水窜到靖化（今金川），本来企图经康定，撵上走在他们前面的田中元师后再赴西昌，去投贺国光、胡宗南。哪知走到靖化，已知田中元师大部已被我军歼灭，康定西昌相继解放，该师部分溃军残留在靖化，王在渊便参加了土匪头子傅秉勋、周迅予的武装叛乱，王升任为少校营长，在黑水战役中于贡朋山被俘。王在渊曾带兵在绰斯甲攻打解放军侦查小分队，因怕吃亏而收手。后来在马尔康一户人家的婚宴上，王率30名土匪欲暗杀侦察参谋。梁参谋只有4人，却被梁一枪两鸟镇住，王审时度势未敢轻举妄动。王在渊很坦白，写了很有价值的交代材料。草地汉匪有不少134师的人，多是王在渊旧同事，梁参谋留下他，拟派他到草地唐克部落刘华初股匪中潜伏。
郑自尧，河南济源人，因年轻求学在西安，管吃管住免收学费而误入国民党“通信专科学校”，成为国民党部队无线电通信兵，1949年9月，胡宗南退守汉中时期，郑自尧被派往黑水任中尉电台台长，在军长傅秉勋手下，因修复电台立功而突击升为上校台长，黑水战役发起，随傅秉勋在贡棚山西逃中，郑被我搜山队活捉，时年21岁。郑自尧有一技之长，可破译敌人电台密码，没有打砸枪杀危害老百姓的罪行，正是侦查参谋留下他的原因。
肖新和，四川人，是牦牛沟被我军击毙的肖传伦师长的胞弟，高中毕业考入中央军校，军校毕业正是国民党总溃败前夕，即到其兄长手下当了警卫营长，若非兄长之亲宜也不可能当上营长的。一方面其兄击毙再杀其弟，梁参谋于心有所不忍，更主要的是134师人还很多，叫肖打入敌人内部容易受到旧部的包容与信任。
梁参谋清楚：这三人均与草地土匪有瓜葛，都有熟识好友在那边，他们在草地容易生存，第一步先派他们到阿坝麦桑部落的塔洼市场，那里集聚许多漏网的悍匪，第二步再从其部落北上打入土匪内部。三人必须先到学习班进行培训，改造利用好他们，能为我所用，从他们身上取得更多情报，教育他们提高认识，培训班俘虏人员都会玩枪，具有一技之长。上半天开会讲课，思想讨论，交代自己怎样脱胎换骨，下半天写材料交代存在问题，若是文盲，则找任职的文化人给结对子写材料。显然这一切都为了消灭更多的匪徒，早日解放川西北。
1952年10月，梁参谋离开黑水前，将王在渊，郑自尧、肖新和移交军区留在黑水的草地情报站，要他们再度打入草地几股土匪活动当中去工作；完成任务后，草地情报站将三人移交茂县军分区，即今阿坝州军分区。1953年4月，梁参谋参加草地剿匪战役到阿坝前线，梁又把三人收回又再度派出，他们在摸清草地股匪匪情方面，收集到许多有价值的情报。在战略实施阶段，他们也曾争取到多名匪特投降，立有功劳表现不错，没有背叛逃跑，但剿匪时间较短，他们并没有十分突出的贡献。后来他们被判了十年徒刑，投入劳动改造。
时间恍然之间来到1987、1988年间，不断有地方上的人员到成都军区干休所找到老革命梁参谋，为王在渊历史问题说情，要梁老革命证明是战场起义，落实政策，并承认起义军官身份。梁老听后很愤怒，斩钉截铁回答来人：王在渊是我在剿匪战场被我们活捉的，不存在战场起义，况且我们对待叛匪只有缴枪不杀，只承认“投降”的政治地位，没有土匪能享受起义这一待遇的说法。不了解当时真相的这几位再三要求，劝梁参谋只写个证明起义身份就算了。梁毫不含糊断然回答：你们给他什么地位我不干涉，当什么官长都行，我不说话我不反对，但叫我写他是起义军官的证明材料，我绝对不能写，这是我的底线，这是我的原则，谁也不要幻想能动摇我。因为他是被活捉的，连投降都说不上，何来起义之说？来人介绍王在渊劳改期满，已在某县林业局就业，改革开放后已享受伐木工人的政治待遇，且早已结婚成家，有三个子女。梁参谋听后十分欣慰，就托来人转话给王在渊，叫他好好劳动，安享晚年的天伦之乐吧，能活到今天已经很不容易很幸福了，不要再上访胡闹乱折腾，我这里绝对不能写什么起义军官的证明！
自从王想当起义军官不久，郑自尧又连续上访，不辞辛劳亲自到省城找上门来，一见面就跪在地上，不管他怎么乞怜哀求，梁老革命的原则没有丝毫改变，证明他是起义军官一说怎么可能，再三劝他好好劳动，不要这样。郑自尧刑满后就业，在某城市郊外与一农家女子结婚，一儿一女成人，很幸福。他的意思是，如能享受起义军官待遇，就能当政协委员，晚年生活就会有保障。他弟弟已是某省地厅级干部，他的出身不好会影响他弟弟的前程。郑自尧不死心，连续三次找上门求梁老革命开恩，最后一次来说情的是一位较大的官员，主张叫老侦察参谋写个证明材料就算了，不就是一张字条的事啊？恰恰这位官员又是梁参谋战友的儿子，梁直言这个忙我确实不能帮呀，不管形势怎么变化，这是党性原则，绝无商量余地。从此，郑自尧再未上门纠缠，梁老革命仍然坚持革命原则。再三劝他应当感恩能活到今天就该心满意足，非常荣幸了。至于那个肖新和就从未来找过他，也就不知他的实际情况了。
当时近80岁的梁老两鬓苍苍而精神矍铄，他给我说：“我梁柱国虽深受极左思想迫害，坎坷一生，但我做人的党性原则始终如一，革命到底，无怨无悔”。
离开梁老的日子，我一直想啥叫老革命，贺龙元帅、侦察参谋老梁这些人才是资格的老革命，他们才是永葆革命本色！（文中部分人物为化名）
2022.9.
（注：本文已获作者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