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的“一半”人生
作者：刘敦楼
胡适（1891-1962），这位在20世纪中国思想、文学、历史和学术研究界留下深刻印记的人物，常被后人贴满矛盾的标签：他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却不愿用“革命”的手段改造旧文学；他赞美民主共和，却对国民军把“末代皇帝”赶出紫禁城表示强烈不满；他是自由主义的倡导者，却与蒋介石独裁政权若即若离；他留下了皇皇数百万言的著述，却总被调侃“只有上卷，没有下卷”。而他晚年那句“我的一半属父母，一半属朋友”，恰似一把钥匙，为理解其“成功人生”“国士无双”提供了独特的切口。
“一半属父母”：表明功成名就之后的胡适始终不忘感恩。感慨个人事业的成功离不开家庭的早期良好教育。他虽然曾在上海接受过“新式教育”，喝过洋墨水，在国外生活多年，其本质上仍是一个传统的知识分子。
1891年，胡适出生于徽州绩溪城西约四十公里的上庄，其人生底色中浸染着传统士大夫家庭印记。父亲胡传为晚清官员，十分重视对孩子的教育，亲自为孩子编写启蒙读物《学为人诗》和《原学》。这两本书均是便于儿童背诵的“四言韵文”，除了讲基本的论常道德，还讲了怎样做人与处事。母亲冯顺弟是一位坚韧的女性。虽是农家女，但十分懂得“孩子应早育”的育人之道。胡适才刚过两岁，夫妻俩一起教儿子咿哑识字。父亲去世时，胡适“已认识七百多字”。胡适进入蒙馆学堂读书，母亲指望老师在他身上多下点功夫，在学习起步阶段打下一个好的根基，把送给老师的年学金提高到十二银元，在当地“打破了纪录”。她了解孩子爱读书，不惜变卖首饰从族人手中购得大型类书《图书集成》多册残本。“真可以算是一位注意智力投资的开明的母亲”。
1918年11月，冯顺弟历尽多年寡居的艰辛离开了人世。这时胡适已学成回国，当上了北大教授，而且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之一，誉满全国。母亲刚能享福时便离开了他。这对胡适来说是“终身之痛”。他说的他的一生“一半属父母”，是有着与别人不一样的体会的。
胡适说他的“另一半属朋友”，完全符合其人生轨迹。胡适的一生交友很多。在这一点上他显然不同于同时期的其他一些“孤傲清高”的知识分子，这也是他成为当时知识界领袖人物的一重要原因。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有一句极为出名的流行语，就是“我的朋友是胡适之”。当时，“上至总统、主席，下至企台、司厨、贩夫、走卒、担菜……行列之中都有胡适之的朋友”。
当然，对于胡适的这“一半”，我们不能简单的理解为他性格随和，很善交友。他这样说其实有多层含义。
一方面，他这一生在其发展的一些关键节点上离不开朋友的鼎力相助。有些事，他始终刻骨铭心。就例如，1910年，他想“痛改前非”结束在上海的“浪子生活”，准备报考庚子赔款官费留美。他报考的是第二批。当时胡适是两袖清风，穷得连蚊帐都买不起，还欠下不少债，哪有钱去备考和到北京应考呢？即使考上了，出洋留学，母亲一人在家将如何生活？真是困难重重！在这一关键节点上，是朋友相助帮他度过了难关。他有一位好友叫许怡荪，力劝他摆脱一切去报考，并答应他筹措经费。他的另一位好友叫程乐亭赠送他二百元银元作路费，支持他北上报考。他的族叔胡节甫也答应为他筹措经费，并照顾他母亲的生活。正是在这些好友的规劝与资助下，胡适才得以安下心来认真备考，然后顺利北上，参加了留美考试，并且取得了成功。
又例如，他留学归来入职与立足同样是朋友帮了很大的忙。胡适留学美国，从哥伦比亚大学一毕业即面临就业问题。当时已担任北大文科长陈独秀，和时任北大校长蔡元培的积极推荐与相助，对他顺利加盟北大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胡适还在美国时，即与陈独秀有书信往来，并向《新青年》杂志投稿。1916年9月，第二卷第一号《新青年》上便登载了胡适的第一篇文字，是用白话文翻译的俄国作家泰来夏甫的短篇小说《决斗》。有人说，这是《新青年》上的第一篇白话文翻译小说。不久，胡适又陆续发表倡导文学革命的一系列文章和通信，成了《新青年》有影响的撰稿人之一。他与陈独秀虽未谋面，“却志同道合，成为神交了”。1917年1月，陈独秀正式就任北大文科长，并把《新青年》从上海迁来北京。他在蔡元培面前力荐胡适，“孑民先生盼足下早日归国，即不愿任学长，校中哲学、文学教授均乏上选，足下来此亦可担任”。这年7月，胡适返抵国门，8月即北上，进北大当上了教授。
胡适到北大做教授时还不满二十六岁，一开始教授的课程就是北大的重头课“中国哲学史”。他是自编教材，一改传统哲学史思路。原来教授这门课的老先生授课，基本上没有超出封建哲学史学的范围。从三皇五帝讲起，大量的经典注疏，一半神话，一半政史的资料，漫无际涯，“讲了半年才讲到周公”。而胡适第一次运用近代西方的科学方法，删去那些神话传说的三皇五帝，直接从老子孔子讲起，以个人理解和见解为主，把历史名家对典籍的注释降至次要地位，并“尽力找出中国哲学发展的一些线索”。然而，胡适研究与讲授中国古代哲学史的这一新颖独到做法，遭到一些思想保守的老教授的冷嘲热讽，听课的学生对这位年轻教授的新讲法也很不适应，私下议论纷纷，说胡老师太大胆，想颠覆哲学史，简直是“思想造反”，他们想赶他走人，但又拿不定把握。于是就找在当时同学中颇有声望的傅斯年，请他来听胡适的课，看看有没有必要留下此君。傅斯年来听了几次课，听出了一点门道，就对同学们说，胡老师讲这门课“走的这条路是对的，你们不能闹”。傅斯年这一句话对刚入职的胡适来说有多重要！
傅斯年与胡适的交往与友谊也因此开始。傅斯年后来长期担任史语所所长，对民国时期的开拓性考古工作和抗战时期保护历史文物、典籍、人才等“中国历史文化的种子”作出了不小的贡献。傅斯年每有重大决策他都要听听胡适老师的意见，是“胡适派的中坚”，是民国知识和史学、文化界的又一位领袖人物。
教完一年的课，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编印出来了。后经修改和扩充，于1919年2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并由蔡元培作序，对此书作了很高评价，认为此书有“方法”“手段”“平等眼光”“发展与系统”四方面特长，“其了解古书之眼光，不让于清代乾嘉学者”。作为北大校长对此书有如此高的评价，“一言九鼎”，从而确立了胡适在北大和中国整个学术界的学术地位。
另一方面，他乐于助友，朋友圏愈来愈大，几乎覆盖了半个民国知识界，对他的人生同样产生较大的影响。现代史上许多了不起的人物都曾得到他的帮助。如国学大师王国维、刘文典、季羡林，历史学家邓广铭、周一良、钱穆、何炳棣，文学家徐志摩、张爱玲、沈从文，红学家周汝昌等。
胡适是益友，更是良师。顾颉刚、傅斯年名满天下自不必说，其它如吴晗、罗尔纲、罗家伦、吴健雄、千家驹、饶毓泰、唐德刚等数不胜数。
林语堂先后到美国和德国留学，深陷经济拮据困境，请胡适出面通过北大帮助解决了2000美元经费。林语堂学成归国来到北大任校，去向校长蒋梦麟归还2000美元借款。蒋校长查询财务，才知道这两笔钱都是胡适个人所汇。林语堂闻知，深为感动。
台湾著名作家李敖，恨不得骂尽天下有名望的人，独对胡适心存崇敬。李敖曾陷入穷困潦倒之中，向不少朋友和名人写信求助。大学者胡适向这个当时无名之辈欣然寄去1000元。因此，每每提起胡适，李敖总是感佩不已。
在胡适晚年的寂莫生活中与一位做饼买饼的小贩交友曾一时传为佳话。这个小贩叫袁瓞，江苏清江人，在上海一所私立学校念到了高二年级。1949年流落台北。他在做饼买饼之余对“政治学”十分地感兴趣，喜欢与别人争辩美国与英国两国政治制度的优劣，他自己也说不清楚，于是就贸然写了一封长信向胡适请教。胡适接到这封信，一看寄信人的姓名和地址，素不相识，读完了信才知道这是一位卖芝麻饼的小贩，竟能在生意之余勤奋好学，精神可佩。小贩来信所问也是他多年热衷的话题。于是他很快就给小贩亲笔回信。回信首先感谢小贩“写这一两千字长信，把‘积在心中多年的话，一直没向旁人提起过’的话写出来寄给我”。接着话峰一转，“你提出的问题太大，我很惭愧，我不能给你一个可以使我自已认为满意的解答，我只能说，你说的英国制度和美国制度其实没有什么大的区别”。从此，小贩就成了他的朋友。还邀请小贩到他所在的中央研究院做客，并赠送有关政治学的通俗读物给小贩看。小贩到他的门上也不空手，带上黄灿灿的芝麻饼送给胡适。接过芝麻饼，“嚼得咯吱咯吱响，脸上现出近几年来少见的欢愉”。胡适与小贩袁瓞的友谊一直维持到他离开人世。
通过广泛交友和结识不同阶层的朋友，积累了深厚的人脉，这也大概是胡适“深浮众望”，事业成功，在思想、学术研究、教育及文化界“一呼百应”，对民国政治、外交等也有较大影响的一重要原因。
作者简介：刘敦楼，教育工作者，业余爱好喜欢动动笔，曾在光明日报、中国教育报、文汇报、经济日报、南方周末、中国教师报、人民论坛网、光明网、中国教育新闻网等平面媒体和网络媒体上公开发表时评、随笔及散文300多篇。
（注：本文已获作者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