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增头寨（一）
作者：陈希平
增头寨位于岷江上游以西杂谷脑河（古称沱水）北岸，四川省阿坝州理县境内崇山峻岭中一个不起眼的高山羌族村寨，羌名吉勒呗，著名的桃坪羌寨进沟五六公里山路，增头河以北一个很大的坡面上，分上寨中寨下寨小寨河坝四寨，过去与桃坪（古称赤溪、桃子坪、羌语切孜）属一个乡保，好多人被群众推举当保长都不乐意，中寨周仕朝（1901——1968）曾两任保长，待遇太低（一年几斤猪肉）应酬多（招待上面来的官员）后推辞不干。下寨陈氏家族的陈秉铭（鼎丰）陈秉钧（万益）弟兄分任过乡长和调解委员，陈秉钧称三爷，增头寨的实权袍哥大爷（舵把子），处事正派，故而求他办事的人很多，乡土与家族观念浓厚，收留家族或同乡一些苦人。由此想说明的是当时处于高山深处的增头寨，在地方上有一定的政治经济文化地位，古往今来，增头寨以西为西山寨（解放后为西山大队，含水田星上瓦奔纳黑立木基5寨），以东为东山寨（解放后为东山大队，含牛山罗山2寨），这是很值得思考的地域文化现象，旧时，我的家婆和家婆的家婆都是从河坝桃坪寨子嫁到高半山增头中寨的，这在今天的农村婚姻上几乎是不可思议的。
增头寨最早居民应在今寨子之上四周更高的原始林带里，以游牧狩猎为主或从事简单的农耕，以后逐渐转入以农耕为主的定居生活，上寨最早，后中寨小寨下寨顺序延展，这不是他们愿意在高寒苦冷的地方生活，而是以游牧狩猎转入农业为主的必然性趋势，符合人类起源观点：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即由采摘野果，捕猎狩猎向农耕定居的过渡。
这两种现象的更替与交叉应集中表现在增头山上森林深处发现的先民石屋“祖基”上，“祖基”系羌语，按增头权威人士解释应是土屋之意，而非水的意思，“祖”属音译，也可写成诅足等，有上声去声之分，去声才是水的意思。“祖基”深入于地表一米多，由干石块砌成，石板铺顶、里间10来平米，高约2米左右的方形石屋，历史年代尚难考证。在增头寨磨子沟、黑布、大牛场、布尼霍谷等地均建有此类石屋。房屋能很好地躲避风雷雨雪，有隐性门栓，便于防兽防盗，由于林中常年通透寒冷，石块风化程度低，墙体如新。此次由《羌族文学》组织的采风团参观了寨子背后坝谷山上的三处“祖基”，很具代表性。有一处“祖基”，房门之上（离土坡最远的墙体上）已长成棵30多米参天大树，树龄至少有两百年，这应该是房主离开石屋n年以后的事，因为主人是不愿意自家屋顶上长树的，这是一颗多么奇异飘荡的树种啊！一星半点泥块就成为他顽强生根的理由！更为奇妙的是这棵大树并没有对石屋造成任何伤害，树的粗大根须都跨越过房背深入到靠山的土坡里，保持了树的伸展直立毫不卑躬屈膝。如果掏空墙体，我以为不影响这棵大杉树的凌空矗立，石屋里看不见任何杉树根部筋体，可见修建石屋时其结构的缜密性与稳固性，充分显示了先民的智慧。“祖基”有许多的未解之谜，需要人们深入去探究结果。
据说增头最早为曾、朱、王三姓，这应该是最后一次归顺朝廷后改称汉姓的开始，历史上川西北羌区自秦汉开始臣服中央王朝具有一定的反复性，这姓曾的头人（或叫寨首土酋之类）总想在知县那里挣表现，交粮纳税派丁派款比别的地方领先一步，想当臣服朝廷的模范，每年都表现突出，难免随机应变比别的寨首机智灵活一些，县衙官员特别喜欢欣赏他，并时常提念，故以曾头命名，有两层意思，一是曾头人（姓曾的头人），二是增（争）头名的寨子。只羌民百姓以“吉勒”自称，羌汉双语现象是羌汉交融的特别表现。朱家人曾自豪说过：想当年我们朱家在增头寨大吼一声，对门科不科岩要垮一网下来。
增头寨几百年间流入人口不断，其中不乏其坝区来（成都平原）的汉族，而姓曾的头人是土著还是外来户已无从查考，也没必要。增头寨主要有五大姓：周、王、余、陈、朱、杨，其中周姓就有四大家族，分别是让（热阿）迪格、曲戈戈、茨基坡、麦孜嘎四支，麦孜嘎周家其先祖为梁姓改换而来，其原因在其《理县梁周氏宗谱》里有详备叙述。如今增头的周姓家族发展至今总共不下两千余人。汉人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就民国时期来增头上门落户的就不少，但所有的人都明显被羌族化了，古今如是，从生活习俗语言服饰等，而外来人又把他们特有的汉区文化自然不自然融汇到本土文化中来，相互包融而不排斥，至于“下坝子”之说，虽有些贬义，但也说明坝区人总是比本土要聪明灵巧狡猾些。羌化现象成为主流，而汉文化的影响则成为趋势。“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这是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马克思语）。旧社会几百年间，许多羌人产生的自卑自惭甚至外出时不惜掩盖自己的民族身份是客观存在的，或许也情有可原，他们一直寻找着怎样才能摆脱这种困境这种局面。
归顺朝廷后，有曾头人这些羌族首领的突出表现，清廷允许羌区百姓参与科举考试，这在嘉绒藏区及另外一些羌区是不大允许的，你太聪明又兼武功朝廷怕不好驾驭。所以聪明的理县五屯守备很重视官员子弟的文化教育，杂谷屯、甘堡屯、上下孟屯属藏族，过去朝廷不允许科举考试，就是怕屯兵们文武兼具。羌区以增头寨为例，以科考改变自身及家族命运的奋斗精神一直延续下来，变成了读书的神圣与高尚，变成今天知识改变命运的良好传统，几百年来，老百姓只要手头有钱就培养读书，哪怕倾家荡产砸锅卖铁也在所不惜。清朝乾隆平定金川之后的百年间，客观讲，那时羌区的九枯六里三番十寨，轻徭薄赋人民生活相对宽松稳定，增头许多人在汉源崇庆灌县等地置办田产，不遗余力供子弟到坝区学校读书就业。为什么增头人会到汉源崇庆州？因为距离最近的灌县少数民族成分又太浓厚，甚至到民国时期民间还以蛮城相称呼，而汉源等地民族隔色要淡得多，毕竟羌族人到坝区操官话是带本土口音的。清代后期列强欺凌，到民国军阀混战，兵匪横行，烟毒泛滥，羌区倍受灾难，增头等许多羌寨，依然耕读传家，穷不丢书，富不丢猪。及至“川政统一（国民党政府结束军阀割据）”，国民政府为启迪民智，开发边疆教育，上世纪四十年代，在十六区（今阿坝地区）成立四川省立威州师范学校，增头寨便是少数民族农村考取就读威师的极少村寨之一。
增头寨如今给人的印象是那么多的废墟，羌语叫“基垮”（跟汉语意思很接近），是陈旧废弃的旧房遗址，传说早前上寨有99户人家，许多互不认识，寨子特多，比如坝谷海子边，大牛场、寨子对面的黑布（译音），磨子沟坡坡阁、欻（chua）巴、布尼霍谷等都有人居住，高寒山地刀耕火种，大抵种些青稞荞麦胡豆之类，生产力极端低下，人均寿命不到30岁，其实解放前我国人均寿命都很低，估计上寨就有99户的那个时代，人均寿命可能还要低得多，这显然是过去缺医少药，医疗条件太差所致。据说历史上多次瘟疫席卷整个村寨，老百姓叫它“窝窝寒”，也就是州县志上说的伤寒大流行，许多人家绝门绝户，没有人再敢去看望抢救，因为病毒传染厉害，以致后来好多家里尸体沤臭，造蛆致其残缺（老鼠啃掉眼脚）出水，村人只有焚烧其房屋。除此外还有各种各样的其它疾病灾患，长寿老人屈指可数。这可能就是“基垮”多的主要原因。“5.12” 大地震后，乡村公路四通八达，村民大多从原来集中的寨子里搬走，有的迁往田边坡地公路旁近，有的迁往城镇，这样废墟就以群体性集团式历史在那里。过去建房多在山脊上，一是地基稳固，二是尽量不占用珍贵的土地，现在漫山遍野都是房舍，单家独户，宽房大屋，不担心旧时代那种安全隐患。
小时候便看见上寨中寨许多废弃的残垣断壁，高高的孤零零的一面或两三面不等的墙体，里面有炊烟熏黑的墙面，残存的梁柱，多数荒草萋萋满目萧然，有的在里面开辟成一畦菜园。这也说明上寨中寨为最早人居的例证。秋雨先生说，废墟是课本，是毁灭，是诀别，是起点，是进化的长链，是磁场：以往与现在是它的两极。
朦胧的月光下，这些废墟制造出很多的阴影幻觉，有远远而去不为人知的惊悚故事在那里默默倾诉！
羌碉，本地自称碉房或碉楼，由质地坚硬的片石、黏性极佳的黄泥与麻筋组合砌成，麻筋是指未去皮的上等红麻宰成寸段，锤绒后与黄泥浆搅合而成。修建这样的碉楼不用图纸，不需测算，也不用吊墨线，全凭工匠已有经验，根据地形地貌与用途功能，分四角（棱），六角或八角，修完一层要等一年，待墙体的泥石自然风干压缩紧收，已相当坚固后再往上修砌，所以一座碉楼修成的工期需一二十年不等，与平时住房相比属超高建筑，三四十米，占地十几平米，呈略长的正方型，顶部靠后有升起的照楼，积防御瞭望储藏匿身还击烽火台等于一体，碉房更早还是古羌人的住房，战乱生活相对安定时回归平房，因居住碉楼毕竟不方便，是不得已的事情，清代乾隆后期羌人逐渐长期安居到两三层的楼房上来。增头寨的碉房如今只剩有两层楼高的基座，看得出修得宽阔大气，却十分羞怯地躲藏在一户人家的高房大屋之中，基座底部旁边是石板铺砌的小平坝，周围立有石柱，叫“石桅杆”，当时这家只有一个老婆婆住，我们都喊她桅杆婆婆，全寨人都以桅杆称呼其地名，桅杆者，非木质，乃大石雕成的圆柱体桅杆也。据了解，桅杆是我国古代科举制度的产物，在增头寨，一旦有人考取了功名，就可以在自家宅院或家族祠堂大门左右对称地建造两根桅杆，每根桅杆之上可以套斗，而且套斗的数量是有讲究的，如果仅仅是考中了举人，只能套一个斗，称作“单斗桅杆”，如果考中进士或双双中举，就可以多套一个斗，称为“双斗桅杆”。这家人做的便是“双斗桅杆”，如今此屋几易其主。石桅杆有以示荣耀和激励后人读书进仕的作用。作为古代科举文化象征的清代石桅杆，有助于进一步研究羌族科举文化、家族文化等。可惜“文革”时期石桅杆已毁掉无存。这个“双斗桅杆”的家族是谁，与这座羌碉又有什么关系，值得去探寻。
桅杆婆婆有两个儿子，一个参加解放初草地剿匪牺牲，后来得知跟随达赖到了印度有了官阶，政府从电台获知的，因而取消烈属家庭，至今无音讯。还有一兄弟后来在顺河坝的古城找的媳妇安家，个头魁梧，是以前增头劳动者都具有的高大体型。我陈家一伯父五十年代中期退伍也在古城找媳妇安家，古城多是汉族所居，是汉代广柔故里，今有宋代县衙旧址，羌汉通婚比较普遍，这与增头寨历来汉化程度高，双语现象普遍，差异较小有很大关系。由此想到距离桃坪只两公里的通化，过去有里民通化通教化，邑号广柔广招柔的楹联，前者讲以文化人，后者施怀柔政策，都是针对周遭少数民族来说的。历史上把汉语程度高的羌人称熟羌，相对生羌（生番）指习俗迥异言语不通，误会歧视冲突便时有发生。熟羌通话久之则汉矣，因通化不断有汉军驻扎及外来汉人入住，汉文化汉俗成为本地主流，所以羌汉交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又以增头寨为例，与藏羌汉通婚亦成自然，清朝末年，下寨曲戈戈周家取得了秀才功名的周敬堂娶了一房女人是理县上孟塔斯坝杨氏，羌语称“赤博婆婆”，意思就是嘉绒藏族人。解放初期增头村长周觐纲爱人是下孟欧苏寨，大队长老潘母亲是下孟龙袍寨，都是嘉绒藏族，因两地距离稍近的缘故。现在增头许多家庭，藏羌回汉均有已不足为奇，这是进入新社会，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国家逐渐富强安定，人民安居乐业，各民族联系更加紧密，组成各民族大家庭的一个特征。倡导中华各民族大团结就像石榴籽一样，加升老百姓的幸福指数，民族个性与中华共性和谐同存，这一切靠的是不断完善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
由此增头寨所表现的羌汉文化交融特色可见一斑。
有那么一些逝去的夜晚，火塘边，我的奶奶（家婆）曾经讲梁山伯与祝英台故事，边讲边有唱，是纯粹的羌族版梁祝，如“哥哥为大爬树子，兄弟为小捡花红”，“一走走到观音庙，观音大士请做媒”，都演化有本土色彩，讲得悲壮凄美撼动人心。其它如孟姜女哭长城，安安送米，牛郎织女、熊家婆等都是汉地文化的羌族化。
我的一位陈家大伯陈云茂曾是老“威师”，因为成份不好被退回原籍，他家藏书很多，“文革”遭毁。他讲增和桥的故事，更是属于羌人版组装的产物。
说是由于姓曾的头人表现突出，县衙后来专门在增头出沟处通县衙的官道，修了一座桥取名叫增和桥，取与番民增进团结祥和之意。曾家后来出了一个秀才叫曾万友，那天他从灌县回来在绵箎遇一云游四方和尚，他到增头寨铁灵寺（过去寺庙上方有“泽被绵箎”大金匾）布道化缘，当时要过增和桥（以后涨水冲毁），他俩在桥上歇息体味桥头这三个大字，但见河边一俏姑娘洗圆根（蔓菁，元根）菜，不知女子乃书香门第之家不能参加科考。这和尚自恃有才想于乡间美女前显摆，便对曾万友和那女子道：我们何不就这增和桥各做一首诗啊，不知姑娘做得否？姑娘抿嘴一笑表示同意。
和尚有心轻薄，说那我先以“增”字来做题：要说这增和桥，好就好在“增”字上，有土也是增，无土也是曾，去掉増边土，添人便为僧，僧家子，谁不爱，慈悲为怀度众生，一对木鱼随身带，有朝一日修成佛，我才不吃圆根菜。说毕哈哈一笑，好不得意。
曾秀才哪甘落后，说那我就以“和”字做题吧：要说这增和桥，好就好在“和”字上，有口也是和，无口也是禾，去掉和边口，添斗变为科，科举子，谁不爱？修身齐家平天下，文房四宝随身带，有朝一日中状元，我才不吃圆根菜。说完也是哈哈一笑，好不自在。两人说完都眯起眼睛盯着洗菜姑娘傻笑，这姑娘知道两人用圆根菜取消她乡间农女，听完便停了浣洗揩干手，站起来望着两人说道：那我就只有以桥来做题，三人三字正合适：要说这增和桥，好就好在“桥”字上，有木也是桥，无木也是乔，去掉桥边木，添女变为娇，娇女子，谁不爱？相夫教子女工活，琴棋书画随身带，一个月前已出嫁，有朝一日生两子，一个去当和尚，一个去做秀才，我也不吃圆根菜。说完端了菜篮，也哈哈大笑，飘然离去。
两人听了大为惊赫，山野民间竟有这般女子对答如流，顿时羞愧不已，落荒而逃。
据传，曾家自曾万友之后，全搬出增头落户于汉源，估计应在清代乾隆以后，只留一女嫁与麦孜嘎（族房名称）周家。增头人只要经济许可都继续后代的文化培养，周家曾经两爷子省上应试双双中举，其父名周德攀（字士林）时年47岁，其子名周光远18岁，省衙派人到增头中寨贺喜，保县士绅送金字匾额：双凤同鸣，与此同时，其家建筑进行相应改造：大门前修了屏风，绘制二龙抢宝麒麟图案，建四角龙门，安放石狮和双斗桅杆，地点在中寨。之后周德攀又苦读三年，在他50岁那年（大清同治六年即1867年）进京殿试录为三甲进士，皇上召见并允准他年事已高回乡办学，赐予官服及花翎顶戴，再加一根龙头拐杖。
周德攀回乡办学是当时理县最早学校之一，原址就是现在中寨以东周子王家那排五幢房子，学堂设有书房、教室，宿舍、饭堂等，十分气派，私塾不分班级，因材施教，不分贫富贵贱只要愿意求学，后来有40多名学生考上秀才举人，有几位放外担任知县。生源面广，家族本寨及周边村寨外，还有松懋茂理汶、灌县等地。佳山寨文人龙文明（名升田，号潜渊）在1954年撰写的《梁周氏宗谱》写到：“……德攀在理番教育有名，松懋茂理汶皆在拜望”。在“学老师”（当时人们美称）60岁70岁大寿时，有成就学生都回增头祝寿，说是按官阶功名排序，一批批叩头行礼，老人们讲：顶子红了一堂屋。以后凡到理番赴任知县等官员都要到增头来拜望。周德攀为梁周（先为梁姓，后因故改姓周）牌行作七言诗一首：荣天世德光庆朝，觐烈祥开道义超，兆国清邦恩永继，崇兴万福念先昭。字里行间表现对皇恩的感激之情，未曾想第一联末句之“朝”字辈时，进入了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新社会。
增头寨话题还有许多，暂此打住。
2019.9.
（载《羌族文学》2019年4期（季刊），《西羌文化》2020年总第25期）
（注：本文已获作者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