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

清华国学四导师风范

郭松2025-03-22 22:33:07

清华国学四导师风范

 

作者:郭松

 

清华大学老校长梅贻琦曾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早期清华国学院,学术阵容啧啧称奇;然而从学识、格局和气象来看,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无疑是公认的国学导师。

1925年,清华学校筹建“国学研究院”。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以教授身份各负责一个研究室,被誉为清华四导师。他们别样的才情既彼此独立,又互为映衬,巍峨成蔚为壮观的智慧山脉,共展大师风范。

王国维的学术成就足可傲世,而有资格傲世的他并不傲世,在讲《尚书》时,说自己对《尚书》“只懂了一半”。在纠正前人之误,做出妙解时,对自己不能解之字,坦言不知;对不能解之语,直言“实不能解”;对不能解之句,直告“不知因何由而变”。做学问一丝不苟,对学生忠实不欺,“不知为不知”的至诚品质博得学生的钦敬。在教学与研究中,他从不放言高论,不议论他人短长,不攻击古人,不自夸渊博,不穿凿附会,不妄下结论。做成高端学问,崇尚低调生活,一种真正的大师生活。

梁启超在研究学问、著文立言、讲课授业之外,经常跟同道人做零距离的交流。跟朋友交流时,他多谈对方感兴趣的话题,而不是“当仁不让”地将话语权“垄断”。有一次,看了刘海粟带来的新画作,赞许道:“这张古柏笔力充沛,是扛鼎之作,好!不亚于去年你寄给我的那张《西湖南高峰》。”说着,将画放在条桌上,退后几步,认真地品赏,又称赞刘海粟的画作“经得起反复看”,然后,深情地鼓励:“将来可以大有创造!”并告诉刘海粟:“你去年送我的那张,我挂在客厅里常常欣赏!”在他的“要求”下,刘海粟当场画了一竿墨竹,下面配了小枝,枝头上又撇了两片叶子。他看着墨竹,不假思索地提起笔,在画上题了“孤竹君之二子”六个字,看似不经意的品评其实是深厚的功底。从先前的言语称赞,到后来的纵笔题字,能从中发现他的“美意”。

陈寅恪讲课时,先将需要使用的材料一一写在黑板上,然后,针对所列内容进行解释、分析、考证、综合。他的分析精细入微,就像剥笋一样层层深入,越讲越深,越论越透,让听者获得至美享受。他的讲授以材料为基准,以事实为依据,既能从整体上把握,又会在细微处挖掘,不夸大其词,不断章取义,不妄下结论,更不歪曲篡改。在学生的眼里,他的课是山重水复时突又柳喑花明,在羊肠小径处又现阳关大道,给受遮蔽的眼睛以豁然开朗、别有洞天的畅意。

赵元任的语言学是一门新学科,他认为,白话文并不等于口语。有一次,他对胡适说:“适之啊!你的白话文不够白,你要不相信,我可以给你录音,你自己再听一遍。”胡适听了录音之后,果然发现自己的白话文不够白。看赵写的一段话:大概是我五岁住在祁州的时候,我们下半天常常有点儿心吃,他们给我留了一碗汤面在一张条几上。没人看着。赶我一走到那儿,一个猫在那儿不滴儿不滴儿地吃起来了。我就说,“猫雌我的灭!”这段话不光保留了北京话里的“儿化”,还把一个常州小孩将“吃”说成了“雌”,将“面”说成了“灭”。他的可贵并不在于他的白话文功力,而在于他说胡适短处时的直言不讳。这种近呆似愚的直言不讳,在“聪明人”看来,是不合时宜的,更是不可想象的。胡适不光是白话文运动的领袖,还是国学研究院的设计者,他的文章被认作白话文使用的典范。批评一个“领导”的“长项”,勇气虽可嘉,但“智术”不足。好在胡适认可了他,发现了自己的白话文“不够白”。

“南书房行走”王国维。南书房行走不是一个官位,前清时只是一个差使,一般由御用文人翰林担任。南书房在翰林中“择词臣才品兼优者”入职,称之“南书房行走”,因接近皇帝,对决策有一定影响。在四位导师中,王国维是第一个到清华的。他年轻时学习语言、科学、哲学和心理学、社会学,30岁之后研究文学。中年之后,又治中国古代史,在甲骨文方面取得了成就,奠定了他国学导师的地位。1923年应召为末代皇帝溥仪的南书房行走。1927年6月2日,自沉于颐和园昆明湖,终年50岁。行前留遗书曰:“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

“饮冰室主人”梁启超。饮冰室主人是梁启超的别号,源于他的书斋“饮冰室”。“饮冰”一词出自《庄子·人间世》:“今吾朝受命而夕饮冰,我其内热与?”原意是形容内心焦灼,需要通过饮冰来缓解。他以此为书斋名,象征他在国家内忧外患之际,内心充满忧虑与责任感。他是举人出身,早年政论文,流利畅达,感情奔放,晚年在清华讲学。梁实秋回忆在清华聆听他演讲时说:“穿着肥大的长袍,步履稳健,风神潇洒,左右顾盼,光芒四射,这就是梁任公先生。他走上讲台,打开他的讲稿,眼光向下面一扫,然后是他极简短的开场白,一共只有两句,头一句是:‘启超没有什么学问’,眼睛向上一翻,轻轻点一下头:‘可是也有一点喽!’这样谦逊又这样自负的话是很难得听到的。”

“教授中的教授”陈寅恪。他学贯中西,是一位历史学家,是公认的最有学问、最有成就的学界大师。他的专业是中古史,长年在清华大学、西南联大、中山大学任教授,还曾任牛津等名校教授。他的文章都以文言写成,而且学问高深,一般知识背景的读者难以啃动。在清华国学院成立之初,梁启超向校长推荐留居国外的陈寅恪。校长因陈寅恪一无学位,二无论著而拒绝。梁启超力争说:“我梁某也算著作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校长被说服。在清华园凡是他讲课,很多教授都会来听。他在国外断续留学20年,潜心读书和研究,但对博士、硕士学位之类,却淡然看之,连大学文凭也没拿过。就是这个没学位的人,在哈佛大学任教的赵元任被聘为清华导师时,哈佛大学点名要他继任。他的学问博大精深,虽然不是语言学家,但通晓文字达二三十种。

“中国语言学之父”赵元任。28岁被美国康乃尔大学聘为物理讲师;29岁回到清华,担任物理、数学和心理学讲师;30岁任哈佛大学哲学讲师;33岁被聘为清华哲学教授。1938年后在夏威夷大学、耶鲁大学、哈佛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柏克莱分校任教;被选为美国语言学会会长,美国东方学会会长。1981年北京大学授予其名誉教授称号。他早年从事国语运动,后致力于语言学研究,在音位学理论、中国音韵学、汉语方言以及汉语语法方面有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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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郭松,四川古蔺人,川大本科生,贵大研究生,从军23年,从检16年,在《散文选刊》《散文百家》《边疆文学》《检察日报》《云南日报》《春城晚报》等发文120余篇,获中国散文年会“十佳散文奖”,4篇散文被选为初高中语文试题。

 

(注:本文已获作者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