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联大 弦歌不辍
西南联大 弦歌不辍
作者：郭松
记得八十年代在川大读书的时候，在教学楼一些阶梯教室听课坐的是“火腿椅”，椅子右侧有块扶手板形似火腿，落座后可在上面记笔记。
几十年后，我多次探访西南联大旧址，在那间仅存的教室里见到“火腿椅”原型；教室土墙敦厚结实，没有课桌，只有几十把“火腿椅”摆放着。听工作人员介绍，诞生于抗战烽火的西南联大，发明“火腿椅”为的是节约课桌经费，扩大教室使用空间。
旧址右侧，映入眼帘的是当年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的半身雕塑，他们身后是“一二·一”运动纪念长廊，远远望去，他们仿佛已成坐标，在告诉每个来访者，那是一段不可复制的历史，更是一段难以再现的辉煌。
再往里走，是闻一多的衣冠冢以及“一二·一”运动中献身四烈士的坟冢；坟冢西侧，耸立着一块由冯友兰撰文、闻一多篆额、罗庸书丹的西南联大纪念碑。抗战胜利后，联大各校即将北归之际，校方决定竖立纪念碑，“以此石，象坚节，纪嘉庆，告来哲”。
拜读完碑文，步入联大博物馆。馆内设三个展区——西南联大历史展、“一二·一”运动历史展、李公朴和闻一多先生生平事迹展。在“校歌”展板前，得知校歌由罗庸、冯友兰作词，张清常作曲；采用的词式和韵与岳飞的《满江红》相似，感情充沛，激扬悲壮，联大精神浸润其中。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后，平津相继沦陷。8月，国民党教育部决定，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南迁，在长沙组建临时大学，由梅贻琦、蒋梦麟、张伯苓任常务委员，主持校务，11月1日开课。不久，南京沦陷，武汉震动，危及长沙。1938年2月，临时大学从长沙迁到昆明，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抗战胜利后，西南联大于1946年5月北归，遂告结束。
在时空的纪年中，8年实在太短太微不足道，但对于西南联大，足以凝结最久远的风神。在战争风云之下，民族存亡之际，它临时组合而成，条件恶劣，衣食不充，加之日寇轰炸，师生冒着生命危险上课；但他们赓续文化，弦歌不辍，书写了中国教育史上的奇迹。
西南联大8000多名学子中，走出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8位两弹一星功勋奖获得者、5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9位党和国家领导人、172位院士、100多位人文大师……邓稼先、杨振宁、朱光亚、李政道、汪曾祺、许渊冲、何兆武等都是联大学生。
1938年5月4日，西南联大在昆明开课。初到昆明，联大主要靠租借民房、学校、会馆上课。校舍和经费的问题，困扰着这所大学。地方政府给联大低价划拨124亩地建校舍，可当时的联大处处都需要钱，校舍需要从荒地上建，租住的校舍需要付租金；图书资料、仪器设备十有七损，要恢复正常的教学，得在短期内添置到原规模一半以上；还有教师工资、学生伙食补助……政府的拨款只有原三校总经费的四成，即使这样，还经常难以划拨到位。
当时，建筑学家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也到了昆明，梅贻琦邀请他们为联大设计校舍。不到一个月，两人拿出了第一套设计方案——一所中国一流大学跃然纸上。然而，设计稿很快被否定，原因是缺乏经费。此后两个月，梁思成夫妇把设计稿改了一遍又一遍，高楼变成了矮楼，矮楼变成了平房，砖墙变成了土墙，瓦屋顶变成了铁皮、茅草屋顶……
设计稿改到第五遍时，梁思成忍无可忍，冲到梅贻琦面前，咆哮着：“改！改！改！还要我怎么改？！茅草房？不是每个农民都会盖吗，要我梁思成干什么？！……好吧，茅草房就茅草房，但是你知道不知道，你们现在使用的木料，连盖一栋标准的茅草房都不够？”“大家都在共赴国难，思成，以你的大度，最后谅解我们一次，行吗？”梅贻琦恳切地说，“等抗战胜利回到北平，我一定请你建一个世界一流的清华园，算是我还给你的……行吗？”清华是他深爱的母校，梅贻琦是他尊敬的老师，梁思成的心又一次软了。
半年后，一幢幢低矮简陋的茅草房出现在西南联大的校园，根本无法想象，这些茅草房，出自两位蜚声世界的建筑学家的设计。然而，从这些低矮的茅草房里，走出一群穿着草鞋的青年，他们登上了诺贝尔奖的领奖台，引爆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氢弹，制造出了中国第一台亿次银河计算机……
清华、北大和南开，三校各具特色，各有历史、传统和风格。“清华严谨，北大自由，南开活泼”，将三校学风熔为一炉的联大，兼具“清华和南开的严谨教学的精神，北大自由研究的传统”。在联大教授、经济学家戴世光看来，联大的学风可以概括为“教授治校、学术自由、科学民主、着重实干”。三所学校同处一园并非完全和谐，但共同的战争经历，促成了集体意识——三校师生都来自华北校园，而今寄居昆明，度过艰难困苦的日子。
教授会是联大的最高学术机构，由教授和副教授选举产生，不定期开会，处理学校的事务。教授会每年选出11名代表，参加校务委员会——学校最高行政机构。校务委员会包括三校校长、各学院院长、教务长、训导长和总务长。校委会讨论学校各种重大问题，并制定各项规章制度，包括审议学校预算、决定院系设立废止、增添设备等。
联大还有各种专门委员会，一度达到六七十个，职责包括指导防空、接待新生、颁发奖学金、指导大一学生等。另一方面，三校继续自行聘请教员，各自授予学位，各建各的研究所，各自举行校庆活动，甚至保留各自的管理机构。比如，联大法商学院院长是陈序经，而清华法学院院长是陈岱孙。
每个学生都有一个以字母打头的学号：P代表北大，T代表清华，N代表南开，A代表联大。冯友兰回忆说，联大“好像是一个旧社会中的大家庭，上边有老爷爷、老奶奶作为家长，下边又分成好几个房头，每个房头都有自己的私房。他们一般生活靠大家庭，但各房又有自己经营的事”。西南联大在宽厚容忍、和衷共济的精神下坚持8年，虽教学条件极其艰苦，物质生活极其困难，然而联大艰苦办学，以毅力克服困难培养人才。
作为当时中国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大学，联大拥有约3000名学生，文学、法商、理学、工学和师范5个学院，26个系，两个专修科和一个先修班。学校的培养目标是，实施通才教育，使学生接触尽可能广的知识。如梅贻琦所说：“通才为大，而专家次之。”这一理念，要求学生拥有深厚的学术基础，结合自己的爱好和特长学习。
联大实行学分制，修满132个学分，其中约五分之三为选修。平均下来，一个学生每年要修七八门课，每天有三四个小时在教室度过。在课程设计上，联大有意放宽，让每个学生自由选择。文法学院学生至少必修一门自然科学，可以在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生理学、地质学中任选。而不论文理工，所有学生都必修中国通史、西洋通史、大一国文和大一英文。
每门课都有两三位教授在不同教室同时授讲，学生可以自己挑选老师。闻一多、游国恩和罗庸三位教授各自讲授《楚辞》，青年教师唐兰和彭忠铎也开了这门课。老师之间如摆擂台一般，各自拿出绝活，吸引学生听课。这样的安排，既可以促进教师的良性竞争，也可以激励学生独立思考。自由并不意味着散漫，联大的大考小考不断，涉及基础理论的课月考一次，工学院、理学院月考两次。联大办学8年，近8000名学生通过入学考试，但仅有3800人毕业。
根据战时不同的情形，联大或独自举行招生考试，或与国统区其他高校联合招生。无论采用哪种方式，联大都严格按照成绩录取新生，被录取者往往拥有很强的学习能力。如陈岱孙说的，不是学生的天赋，更主要是联大的学风使他们发出耀眼的光芒：“有人说，联大的学生是尖子，是天才。这不见得，他们还是一般的学生。一般的人在某种条件下也可以做出一番事业，不一定天才才有大的成就。”梅贻琦曾说过：“大学者，有大师之谓也。”教授是大学的中坚，联大的教授更是当时国内最顶尖的学者。他们有的思想深邃、识见卓绝，有的腹笥源深、性情古怪，联大精神化身于此。
联大教授中的“头牌”，是历史学家陈寅恪，他被称为“教授中的教授”；早年游学欧洲，虽没有取得学位，但他精通英、德、拉丁、希腊等多国文字，甚至包括突厥文、巴利文等已经消亡的文字，在中古史领域蜚声世界。他的学问，被历史学家傅斯年称为“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36岁就被聘为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之一。
清华园沦陷后，身体病弱的陈寅恪，在家人陪同下辗转来到联大。在隋唐史课上，陈寅恪在第一堂课就告诉学生，自己有“四不讲”：“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日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我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
陈寅恪的课，旁征博引，指点中西，内容常涉及历史、宗教、语言等多方面，能听懂他的课的学生凤毛麟角，但却吸引了冯友兰、吴宓、朱自清等教授旁听。陈寅恪虽然名望极高，但他的课却并不以引人入胜见长，由于身体虚弱，总是闭着眼睛授课，说话也慢条斯理；但他的存在本身，就象征着学术的至高境界。
与陈寅恪不同，哲学系教授、哲学家冯友兰的课格外吸引人。他授课不带任何讲稿，但引用斯宾诺莎、黑格尔和杜威时，随意自如，就像引用孔子、孟子一样。他给大一学生讲授的中国哲学史课，课堂上座无虚席，学生多得把窗户都挤坏了。还好，他的声音洪亮，足以传到窗外。在校园里，冯友兰常一袭长袍，蓄着长髯，一副儒家圣贤的形象。
留着长长胡子的教授还有闻一多，他被学生视为“完人”——富有创造力的学者、精力充沛的老师、道德和政治上的楷模。作为古代文学专家，他的《楚辞》课是联大的“精品课程”。一个学期40多节的大课，他只讲了屈原的一首诗《天问》，平均每节课只讲几句诗。然而这门课却一直门庭若市，深受学生欢迎。闻一多旁征博引、思维严谨、见解独到，可以启发学生的学术思维。
与土土的文学院的诸位教授不一样，法商学院教授张奚若总是穿着一身平整的西装，随身携带着拐杖，看起来像是一位商业大亨。他才思敏捷，谈吐诙谐，讲课引人入胜，但考试打分特别严格。他最欣赏独立思考的学生，即使观点与他对立也无妨。考试成绩公布，几乎没有学生能得80分以上。有一年，只有8个学生选修他的课，结果4人不及格，其中一人得了零分，却有一名学生得了100分。这件事在学校轰动一时，连校长都好奇哪个学生有幸得了高分。
当人们回眸西南联大时，最津津乐道的是“破破烂烂但却精神抖擞”的联大教授。尽管物质生活极端困苦，尽管思想观念千差万别，尽管授课方式各不相同，但无论是长衫学究还是拄杖绅士，严谨治学、赓续国粹、学术报国是他们共同的信念。联大哲学系教授金岳霖在写《论道》时，有人问他为什么用这么陈旧的书名，他的回答是“有中国味”。他觉得，哪怕只是一点“中国味”，也是对抗战有利的。
西南联大学生不仅有名师云集的课堂条件，还有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有众多的社团、壁报、读书会、讨论会等，开展政治、学术、文艺、体育、学生自治、社会服务等多种活动，抒发爱国热情，交流思想观点，发挥兴趣特长，提高文化修养，锻炼活动能力。爱好演戏的学生排演宣传抗战的话剧《祖国》，由外文系教授陈铨创作剧本，中文系教授孙毓棠任导演，中文系教授闻一多设计布景；1938年初，《祖国》在昆明公演，获得很大成功。
“昆明有多大，西南联大就有多大”，这是昆明一度的流行语。联大的图书馆条件简陋，灯光暗且座位少，茶馆便成了学生们延伸的场所。“泡茶馆”一词，意指在茶馆一待很久，甚至废寝忘食。许多联大学生的毕业论文都是在茶馆里泡成的，不少老师在茶馆里批改作业，一些名家大师也是从茶馆起步的。作家汪曾祺回忆联大生活时说：“我这个小说家是在昆明的茶馆里泡出来的。”后来和杨振宁一起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李政道打比方说，联大时期的昆明茶馆“有些像上个世纪巴黎的咖啡馆”。
云南边远，崇山环绕。时代变化，这里依旧过着平静而知足的日子；西南联大的出现，打破了云南的平静。当地人看着这一群群师生，惊喜、诧异。张曼菱在《西南联大行思录》回忆这一场景：
忽然间，安静的小城里来了一大群人。他们都是从遥远的京城里来的有大学问的人。省主席龙云对他们恭恭敬敬，请客吃饭，礼若上宾；政府到处张罗房子，让他们住下，教书讲课。
他们留过洋，见过大世面……在京城里，这些大学者住的是洋楼，出门坐黄包车。可是现在国难，因为不当亡国奴，不愿意在小日本手下当差，要把这几所好学校，这些好学生给我们中国保存着、培养着，他们抛下安乐的生活，跋山涉水地到我们云南来了。
西南联大打破了昆明的闭塞，昆明亦因此形成了一股好学之风。联大专门为市民举办演讲——闻一多论诗、刘文典讲《红楼梦》、吴晗讲形势……讲到山河之痛，国破家亡，台上痛哭失声，台下群情激奋，市民与师生们，同仇敌忾，意气相逢。
周末，有的老板叫伙计上门板、关铺面。主人和雇员都要赶往省师礼堂听西南联大的先生们演讲。淳朴的心田向着精神的导师敞开，城里城外，寻求真理成了呼吸般的事情，而自由就是思考的自由。
在西南联大，老师不会因为学生缺课而给其劣等成绩；工科学生常穿过大半个昆明城，去中文系的课堂；山野、茶馆、湖畔都可以是课堂，只要能不间断地靠近自由。
清晨，有两个少年在树下背古诗，一个背，一个看着书帮检查，这两位少年，一个是杨振宁，另一个是邓稼先。某个午后，杨振宁又和他的同学评论爱因斯坦当时发表的文章毫无创新。
树下的读书，听上去不免感慨走在前面的科学家，对传统文化依然保持虔诚。嫌弃爱因斯坦毫无新意，听上去不免有些狂妄自大、但又显得可爱非凡。自由的思考莫过于对传统和未来既保持敬畏，又有勇敢的质疑。
上百个学生挤在一个大屋作息，图书馆没有窗户，教室为茅草屋檐，下雨时教室噼里啪啦落雨。雨的嘈杂声根本听不清讲课的内容，老师只在黑板上写下“静坐听雨”四个字。推开窗，一个渔夫冒雨垂钓，而另一边，上体育课的同学在雨中继续奔跑。
师生更艰难的是，时时准备跑警报。8年之中，日本飞机281次袭击昆明。跑警报成为联大师生习以为常的事；汪曾祺调皮地解释为何是跑警报，“因为‘躲’，太消极；‘逃’又太狼狈。唯有这个‘跑’字于紧张中透出从容，最有风度，也最能表达丰富生动的内容。”
跑警报无疑是带有危机的，可联大师生却跑出点云淡风清的味道。有位马同学，早起看天色，只要是万里无云，他就背了一壶水，带点吃的，夹着一卷温庭筠或李商隐的诗，向郊外走去。直到太阳偏西，估计日本飞机不会来了，才慢慢地回来。
又或是几个同学跑到学校附近的古栈道，那里有一片碧绿的马尾松，发出重重的松脂气味，松枝间漏下的阳光，同学们晒着，仰面看蓝得要滴下来的天空。昆明市民还会在这里卖点小吃，同学们最爱的是丁丁糖。
简陋的学生宿舍，女同学们收拾得书卷气十足。她们把床边蒙在一层白纸，挂上自己写的字、画的画，采几朵花插在简单的小瓶中。平时穿戴得干干净净，一年四季只几身衣裳，但却穿出了素净之美。
联大教授的艰辛不必分说。来昆明几年，物价已经高出战前的三十倍以上。教授们的工资平均每个月不到六百元，购买力相当于战前的十七八块钱。联大的教授穷，人尽皆知。一次有乞丐给朱自清要钱，一听是联大的教授，就立马不要钱了，连乞丐都知道，“教授教授，越教越瘦。”
为了补贴家用，费孝通在街上卖大碗茶；校长梅贻琦夫人韩咏华卖米糕，为了期盼战争胜利，还把这种糕点取名为“定胜糕”；闻一多治印，一度还不为儿子理解；物理系教授吴大猷为给病妻治病，每天不得不化装成乞丐，到菜市场捡剩骨头为妻子熬汤。
在生活上，联大学子极度贫困。学生当掉冬衣购买秋天开学时用的书，到天气变冷时又把书当掉，把冬衣赎回来，但仍求学不辍。作家林语堂在参观完联大后，留下了一句形容联大学生生活的名言：“物质上，不得了；精神上，了不得。”
正是这般艰难困苦，联大师生的心就越为纯粹，心怀强大的信念和美好。他们不忘治学，也不忘反馈昆明这方土地。他们一面在云南考察民俗、建筑，记下当地第一手研究资料；一面继续从前未完成、待完成的研究：陈寅恪眼疾严重，写下《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钱穆为了增加民族自信，住在城郊的寺庙写下《国史大纲》；金岳霖边跑警报，边在昆明的山间写下《知识论》、《论道》；华罗庚与牛为伴，写下《堆垒素数论》……
1945年8月14日，日本天皇裕仁宣布无条件投降，并于次日正式发表投降诏书。反法西斯战争取得胜利！消息传到西南联大，整个校园沸腾了。几乎每个历经磨难的联大人，都流下激动的泪水。他们随便从宿舍里找一件能敲响的东西，脸盆、饭盒、木板，一边敲，一边唱，一边喊，走出校园，走向街头，欢庆胜利。
张伯苓听到抗战胜利的消息时，第一反应不是庆祝，而是把酒洒在地上，告慰自己为国捐躯的儿子。平时从不喝酒的华罗庚，醉倒在家门口，手里还捏着半只烧鸡，准备与孩子一起庆祝。从抗战初期就蓄须明志的闻一多，郑重地剃掉了蓄积8年的胡子……
联大的三校准备复校北归，然而校舍尚待接收、修缮，学校决定在昆明续办一年。国民党当局却准备发动内战，激怒了期盼和平的联大师生。1945年11月1日，联大8周年校庆。壁报上发表了张奚若等5位教授反对内战的谈话，呼吁反对内战、争取和平。不久，西南联大、云南大学等高校学生发起反内战时事演讲会。
联大教授钱端升、伍启元、费孝通分别上台，发表反内战演讲。会场上掌声雷动，不料伴随着掌声，围墙外响起枪声，国民党军队包围校园。联大学生为开枪威胁晚会所激怒，在昆明31所学校发起罢课。12月1日，联大历史上最血腥的一天。国民党军队闯入校园，殴打师生。4位青年牺牲，2名是联大学生，25名师生受重伤。
联大教授会紧急开会，发表宣言谴责当局暴行，并宣布罢教。15万社会各界人士公祭四位烈士。昆明各学校联合罢教，学生罢课，一致要求惩处暴徒、停止内战、争取民主。“一二·一”惨案震惊全国，许多大学纷纷以追悼会、罢课等方式声援昆明学生的爱国民主运动。重庆、上海等20多个城市举行烈士公祭仪式，陕甘宁边区也举行群众集会支援昆明学生。“一二·一”惨案中牺牲的四烈士，被安葬在联大东北角的烈士墓地，教授为自己殉难的学生题写了四个大字：“民主种子”。
联大爱国民主运动的兴起，继承了三校“五四”、“一二·九”的光荣传统和科学、民主的校风。加以有中共地下组织适应当时形势的领导，联大成为当时大后方爱国民主运动的一个重要策源地，赢得了“民主堡垒”的光荣称号，一直到最后爆发震动全国的“一二·一”运动，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一页。
1946年5月4日，西南联大在图书馆举办了校史上最后一次结业典礼，全体师生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揭碑。当天，学校宣布正式复校。“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便一城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校歌的旋律，在联大校园上空久久飘荡……
今天人们形容西南联大，常用的两个词是“大师云集”和“群星璀璨”。今天人们谈论大学精神，仍常以西南联大作为例证。它不仅仅是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的联合，更是战时中国知识分子个人命运和国家命运的联合，学术成果与民族复兴责任的联合。“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绝徼移栽桢干质”，“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此乃联大师生书写的教育奇迹。
作者简介：郭松，四川古蔺人，现居云南昆明，川大本科生，贵大研究生，从军23年，从检16年，云南省作家协会会员，在《散文选刊》《散文百家》《边疆文学》《检察日报》《云南日报》《春城晚报》等发文120余篇，获中国散文年会“十佳散文奖”，4篇散文被选为初高中语文试题。
注：本文已获作者授权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