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访云南陆军讲武堂
探访云南陆军讲武堂
作者：郭松
在昆明中心承华圃，翠湖西岸，西邻钱局街，北邻仓园巷，南邻云南革命军事馆，坐落着一所百年军校旧址——云南陆军讲武堂。
虽经百年风雨和战火洗礼，但讲武堂的建筑仍保存完整，明黄色砖木结构四合院二层楼房，由东南西北四座走马转角楼组成，各楼之间有通廊；南楼、北楼是当年学员宿舍，南楼中间是阅兵楼，东楼是教职工办公室，西楼是学员教室。
讲武堂创办之初，只是一所培养中下层军官的军事学堂，但在当时的军事学校中因系统正规，逐渐发展为规模较大、成绩显著、声名远播的军事学堂，被视为滇军军官和云南民主革命的摇篮，为中国近代民主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在中国近代军事史和革命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
清末，地处祖国西南边陲的云南，与法英殖民地接壤，由于商埠的开辟，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地区。清政府为编练新军，在各地创办军事学校，云南也开办了武备学堂、新操学堂、陆军小学堂、陆军速成学堂，但在学制、课程、师资方面相对落后，办学规模、办学周期方面相对不足，不能满足培训新军的要求，云南藩台沈秉堃几经奏请清政府，获准创办云南讲武堂。
讲武堂于1907年破土动工，1909年全面落成，占地面积7万多平米。建成后之前开办的武备学堂、陆军小学堂、陆军速成学堂归并讲武堂。讲武堂西面为练兵大操场，东面为各种建筑设施；现存的主楼、大课堂（礼堂）和兵器库，占地面积近3万6千平米的，俗称走马转角楼。
讲武堂于1909年中秋节，正式迎来首批学员，这批学生中，有朱德、朱培德、范石生等后来的名将。讲武堂建校伊始，立校训“坚忍刻苦”警醒师生，以“民族气节”为宗旨，提倡“军人武德”。前期设步兵、炮兵、骑兵、工兵、辎重五种兵科，后期增设飞行及空降兵科；学习地形学、筑城学、兵器学、军制学，还学习步兵操典、射击教范、阵中勤务、野外演习、英文或法文等，仿效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每天上课 6小时，上操 2小时，早晨有跑步，晚上有自习，不时有紧急集合。
护国运动时期，讲武堂为川军办速成班两期，培养军官 400多人。这一时期，讲武堂师生策划并领导云南辛亥革命和护国战争，影响越来越大，先后在贵阳、泸州、韶关、广州、徐州等地设分校，开国内军事学校在外省设分校之先河。这一时期，共办16期，学生4千多人；有华侨学生 500余人，朝鲜学生 30余人，越南学生 70余人；叶剑英、鲁道源、安恩溥、马瑛、曾恕怀、王甲本、崔庸健等，均为这一时期的学生。
1909年至1928年，讲武堂共办19期，每期一年半至两年，学员达 4000余人。1929年，南京政府通告各省不再自办军事学校，云南讲武堂名称随即取消，但省主席龙云继续以讲武堂为基地，以办“教导团”、“军官团”的名义继续办学。讲武堂于1935年改为“黄埔军校昆明分校”；1929年至 1935年间，共办3期，学员3千多人；经呈准，这3期“军官团”、“教导团”列为云南讲武堂20、21、22期。加上这3期，讲武堂共办22期，培养学员 9000余名。
云南讲武堂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占有重要位置，与黄埔军校、保定军校并称“近代中国三大军事家摇篮”。讲武堂人才辈出，后来担任上将以上的有18人，少将以上的近百人，省长以上的有 14人；新式滇军80%-90%团以上军官，都由讲武堂师生构成，营连排军官几乎都由讲武堂师生构成。
从讲武堂走出的爱国将士中，有原缅邦最高军事委员会史文主席吴奈温将军，原越南国防部长武元甲大将，原朝鲜人民委员会委员长崔庸键大将。国内的将级军官数以百计，其中元帅有2人，上将有10多人。在教官学员中，有李根源、唐继尧、罗佩金、李烈钧、顾品珍以及贵州省主席兼黔军总司令卢焘，曾任北伐军总参谋长、江西省主席的朱培德，国民党驻苏联大使陆军大学校长杨杰，云南省主席龙云、卢汉；热河省主席孙渡等；还有在东北与日寇浴血奋战的周保中将军，在云南起义和剿匪战斗中作出贡献的朱家壁将军等一批共产党人。更值得赞誉的是，讲武堂为新中国培养了两位元帅，即朱德与叶剑英。
在抗日战争时期，讲武堂毕业生纷纷率部奔赴抗日前线，军长曾万钟、孙渡、卢汉、王甲本、杨宏光，在中条山会战、台儿庄会战、湘桂战役、江西战役、长沙会战等重大战役中，带领官兵浴血奋战，杀敌报国。军长唐淮源、王甲本，师长寸性奇，旅长陈中书，团长尉迟毓鸣、黄仙谷、薛金吾、潘尔伯、董文英等血洒疆场，壮烈殉国。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参谋长叶剑英，东北抗日联军第二路军总指挥周保中，领导八路军和抗日联军同日寇进行艰苦顽强的斗争。解放战争中，不少讲武堂将领率部起义，讲武堂毕业生中，许多人也及时明辨是非，率部投入到革命洪流中；领导长春起义的六十军军长曾泽生，领导云南起义的卢汉，第九十三军军长龙泽汇、第七十四军军长余建勋等，对促进东北和云南的解放，起了积极作用。
云南讲武堂对黄埔军校的创办也做出了重大贡献。如黄埔军校创建时的教学骨干，“步、炮、骑、工”四大兵种科长刘跃扬、林振雄、王柏龄、帅崇兴及一批队官，均选调自云南讲武堂，后来王柏龄、林振雄二人分任黄埔军校教育长、管理部主任。讲武堂毕业生叶剑英任教育部副主任，徐成章、严风化、杨宁和崔庸健也成为黄埔军校的重要教官，就连韩国复国后的首任总理、讲武堂 12期学员李范奭也曾出任黄埔教官。云南讲武堂部分教材如蔡锷编撰的军事教材《曾胡治兵语录》也被黄埔军校沿用，故云南讲武堂被称为“黄埔军校的摇篮”。
云南讲武堂1909年创办，1934年并入黄埔军校，其间是中国社会风云变幻的时代。讲武堂教官学员投入到这场社会变革中，他们经历了云南辛亥光复起义、讨伐袁世凯的护国运动及护法运动。讲武堂创办之时，正值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中国留学生毕业回国，云南当局便任命大批回国留日学生为讲武堂教官。他们中的许多人，在日本学习时就倾向革命，其中同盟会员占相当大的比重；如李根源任讲武堂监督（续又任总办）兼步兵科教官，李烈均、顾品珍、方声涛、赵时康、沈汪度、唐继尧、张开儒、刘祖武、李鸿祥、罗佩金等都是讲武堂的教官。 李根源在日本留学时就向孙中山请教救国救民的道理，1905年孙中山在东京成立同盟会时，他立即加入这个革命组织，并积极参加云南支部的筹建，曾任《云南》杂志干事。云南讲武堂从创办之日起，就为同盟会提供重要的活动场所，并培养了大批进步学生，为云南乃至全国民主革命造就了大批革命人才。
讲武堂的同盟会会员，经常利用上课之余广泛宣传反清革命，以革命大义激励学生，《民报》、《警世钟》、《猛回头》等进步刊物广为流传。唐继尧经常向学生讲述岳飞抗金故事，激励学生精忠报国。1910年，李根源不顾清政府禁令，率全体学员到塘子巷、火车站高唱《云南男儿歌》，抗议法国修筑滇越铁路。有的学生入学前就已经是同盟会会员，一些学生入学后也很快加入同盟会。朱德是1910年在讲武堂加入同盟会的，他在其回忆录也提到：“云南讲武堂就成为云南革命力量的重要据点。”
对于这样一个革命力量的据点，清政府也捕捉到了一些苗头，一度准备解散云南讲武堂，幸得李根源多方周旋，讲武堂才得以保全。 1911年 8月，云贵总督李经羲借故将李根源调离讲武堂，去担任督练处副参议官，筹备滇西边境事务。然而正如李根源说：“生徒受教之深，岂以余去而易其志哉！” 三个月后，也就是10月30日，李根源、蔡锷发动了重九起义，讲武堂学员一马当先，占领了昆明城，彻底推翻了清朝在云南的统治，掀开了云南近代民主革命进程的序幕。
在辛亥革命前，担任讲武堂教官职员的47人中，同盟会员有 17人，革命人士有 11人，倾向革命的人士有 8人，而讲武堂的重要职位如总办、提督、提案等，除高尔登任过短期的总办以外，几乎全为同盟会员担任，各班班主任、各兵科科长、主要教官、执事官等都是同盟会员及革命人士担任。这所“革命的熔炉”为昆明重九起义的胜利、云南全省的光复、乃至护国、护法在云南的首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李根源的领导下，讲武堂成了培养、储备革命人才的中心，也是革命党人秘密活动的据点。1911年10月30日，蔡锷与讲武堂监督李根源和教官李烈钧、唐继尧、罗佩金等率部发动重九起义，以响应武昌起义，是第一个响应武昌首义的起义省份。 11月 2日成立“大中华国云南军都督府”，结束了帝制在云南的统治，起义胜利后，受表彰的有功人员，绝大部分是讲武堂的师生。故世人有“光复之役，以战功著者，必称讲武堂生。”的感慨。李根源在评价讲武堂师生对云南辛亥革命的贡献时说：“辛亥光复，讲武堂生尤与有功。” 功成之后，在以蔡锷为都督的军政府中，一批讲武堂主要官员、教官调军政府任要职，如李根源任参议院院长兼军政总长，唐继尧、刘存厚任参谋部次长，李鸿祥任政务厅厅长。重九起义胜利后，讲武堂师生又驰援川、黔两省起义，促进了各省相继反清独立，结束了几千年的封建统治。
辛亥革命后，袁世凯窃国复辟帝制，下令改1916年为洪宪元年，废除民国纪元。消息传开，全国一片声讨，云南首先发动起义。 1915年12月25日，蔡锷与讲武堂教官李烈钧、唐继尧、罗佩金等“以一隅而为天下先”的气魄，通电全国，宣布云南独立，率先起兵护国，组织三支护国军和一支挺进军，唐继尧被推为云南都督。蔡锷任第一军总司令，出兵四川；李烈钧任第二军总司令，进军两广；唐继尧兼第三军总司令，留守云南；黄毓成任挺进军司令，策应各路。护国军上至将帅，下至排连长，绝大多数出身讲武堂。各省纷纷起兵响应，广西、贵州、陕西等省先后宣布独立，在全国人民的坚决反对下，袁于1916年 6月被迫取消帝制，最终导致“洪宪登基”黄粱美梦，不久袁即忧郁而死。护国起义被世人誉为“再造共和”，昆明今有护国路之名，即为纪念护国起义而来。护国起义中滇军三路军总司令除第一军总司令蔡锷外，第二、三军总司令分别为李烈钧、唐继尧，罗佩金则为第一军总参谋长，可见讲武堂教官的领导作用。蔡锷与李根源、李烈钧也因此并称为“护国三杰”。
1926年 5月，国民革命军挥师北伐，滇军积极响应，以讲武堂师生为骨干组织滇军北伐军，原讲武堂堂长、滇军总司令顾品珍兼滇军北伐军总司令，原讲武堂教官张开儒任副司令，讲武堂毕业生杨希闵、杨蓁、金汉鼎分任第一、二、三路司令，范石生任先遣军司令。讲武堂毕业生朱培德部，成为大元帅府拱卫军，后改为国民革命军第三军，金汉鼎部编为第九军，范石生部编为第十六军，讲武堂前教官杨杰部编为第十八军，皆奋战在北伐前线。朱培德、杨杰还先后担任北伐军总参谋长。讲武堂毕业生、贵州省省长兼黔军总司令卢焘，派胡瑛、谷正伦两部进攻广西军阀陆荣廷，策应北伐，巩固了大本营，推动了革命形势。
云南讲武堂的兴办，一定程度寄予晚清政府富国强兵的梦想，而富国强兵是摆脱危机、抵御外侮、维护独立的重要途径。云南从边鄙之地变为战略要地，“强权之势，非尚武不足以立国。” 正如马基雅维利所言“唯一可靠的、实际的与长久的防卫之道，就是依靠自己，依靠自己的勇敢与才能。” 要捍卫疆土安全、维护国土尊严，必须发展壮大自己的国防。在以采用西方先进的军事技术、学习西方先进的军事制度为目的、编练新式军队为核心的清末改革中，军校教育是提高军事人才素质的有效途径，过去如是，今日仍然。
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浩浩荡荡，云南讲武堂“必有坚忍不拔之慨，而后有坚贞不屈之操，有坚贞不屈之操，乃能成艰苦卓绝之业” 的革命精神也赋予了一定的现实意义，正如讲武堂校歌中一句“但凭那团结力，旋转新乾坤”的诠释，在滔滔历史长河中，作为催醒民众的中坚力量，讲武堂师生鲜明的爱憎，质朴的愿望，已升华为一种民族责任，一种民族力量！
作者简介：郭松，四川古蔺人，川大本科生，贵大研究生，从军23年，从检16年，在《散文选刊》《散文百家》《边疆文学》《检察日报》《云南日报》《春城晚报》等发文120余篇，获中国散文年会“十佳散文奖”，4篇散文被选为初高中语文试题。
注：本文已获作者授权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