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笔杆子”

说说“笔杆子”

作者：郭松

提及“笔杆子”这个词时，它通常有两个意思：一个是，一支笔手握的部分，支撑和掌握笔尖的部分，书写和创作工具的部分。另一个是，比喻那些擅长文字表述，有出色写作能力的人，尤其是以写作为职业或主要工作的人。

一支笔能做什么？能有多大价值？其实，笔本身没有多大价值，即便是一支“派克” 牌钢笔，也不过几百块钱；笔杆只有几寸长，被人称为“寸管”，用来打狗不如一根棍棒，笔的价值在于它的使用价值，笔的力量在于使用它的人。

笔在有的人手里被用作刀枪，最长此道的首推明清官场的“师爷”，他们被称为“刀笔吏”，他们大都是各级官府“一把手”的幕后智囊。而说起来，中国之大，到处人才，偏就绍兴是出“师爷”的地方。

从数据上看，“无绍不成衙”，绍兴在明清两代，确实出师爷最多。乾隆年间出身绍兴，写出《雪鸿轩尺牍》的著名师爷龚未斋，就说“吾乡之业于斯者，不啻万家”，这形容挺吓人的。甚至，他说去当师爷的太多，绍兴城都到了“不十稔而墟矣”，就是到了可演“空城计”的地步。

他这么说，也不算夸张。看明清两代，绍兴有名的文化人物，诸如徐文长、汪辉祖、章学诚、李慈铭等，起先不得志时，其实都做过师爷。后来到了民国，绍兴就出两种人才——“钱店官”与“师爷”‌，钱店官‌是从事兑换业务小型金融的。

鲁迅就出身在“师爷之家”，他在的周氏家族中，他前后就有十多人当过师爷。鲁迅的爷爷爱骂人，周作人说是“师爷学风”，鲁迅后来成名了，也被称有“师爷气”，其文章也被称是“刀笔吏”手法。

当官的要想在官场应对自如，最重要的就是聘请到一个好的师爷。曾国藩同太平军交战，累战累败，在给朝廷的奏章中他如实写道：“臣累战累败……”他的师爷看后建议他改为“臣累败累战……”一字之改两重天，曾国藩不但没有受到朝廷责罚，而且还受到嘉奖。

毛泽东曾在一首词里写道：“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他作为人民军队的统帅，从秋收起义的枪声到三大战役的硝烟，经历过无数枪林弹雨。他虽然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但一生从不配枪，相反他一生没有离开笔杆子，在戎马倥偬之间，战场硝烟之余，他手不停挥，笔惊风雨。一首独步千古的《沁园春·雪》，就让将介石及其御用文人尽折腰。他用笔杆子草拟作战命令，在西北坡指挥辽沈、平津、淮海战役，谈笑间就使数百万国军灰飞烟灭。

曾有作家写过“以笔为旗”的文章，要将一支笔挥舞得像一面旗帜迎风招展，不是那么容易做到的。在中华文化史上，有两人能以笔为旗：一个是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他说“文以载道”，举起如椽大笔，一扫当时文坛的柔靡之风，以清新的文风别开生面。另一个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陈独秀，他以《新青年》为阵地，以“文学革命”为宣言，拉开新文化运动的序幕，掀起狂飙突进的文学改革运动。

我早年就跟文字结缘，大半生靠笔安身立命、养家糊口。很长一段时间，笔成了我的衣食父母。我喜欢听笔尖在纸上划动的沙沙声，很多个夜晚，万籁俱静，同事们都睡了，我却在灯光下，对着稿纸，写下一页页文字。为了饭碗，我要写许多我不情愿写，又不得不写的文字。但是文人积习，一天不摸笔，就像缺了点什么、魂不守舍。

说到笔杆子是工具，想到常说的“嘱笔作文”，这是古人的一种谦虚说法。意思是有人嘱咐笔杆子写什么，它就会写什么，而且能写得很好，只要是有“嘱”。还有个意思是自谦，不过是发挥了笔的作用；文章好，不是写得好，而是“嘱”好，是“笔”好。

如果这是说书法我认可，一只好笔写出来的字就不一样。但仍需人来操弄，笔杆子是不可能自己跳出笔筒写点什么的。在很多时候，囫囵着称笔杆子，不过是一个廉价指代。说其廉价，是因为有些号称笔杆子，或以笔杆子自居的文人，表现出一种依附性和投机性。

笔杆子在常人手里，在战士、勇士手里，甚至在伟人手里，能写出事理明白，文字通畅、振聋发聩，指引道路，催人奋进的好文章。真正的笔杆子，应该是那些有一腔文人骨气的人，不应该满足于被“嘱”，去写一些花团锦簇、空洞无物、不知所云的文章。

魏巍是一位拿枪的诗人，又是一位拿笔的战士，在纪念抗美援朝胜利时他曾写过一首诗，“中华好儿女，何惧风雪狂，一战惊天下，大败兽中王”。而有的政客却有契诃夫笔下变色龙的特征，变色龙已成为现实生活中某些善于察颜观色，投机钻营的人的代名词。如果拿笔的人都不顾廉耻，那社会还有多大希望！

曾听一朋友在酒桌上说，写文章靠笔杆子，划拳喝酒靠二杆子。玩笔杆子一般认为是雕虫小技，壮夫不为，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谁说书生百无一用?项羽之所以未成帝业，只做了个西楚霸王，就因为他刚愎自用，不重视笔杆子。而刘邦知人善用，人尽其才。一统天下后，对功臣们论功行赏；萧何一直做军师，是刘邦谋臣，刘邦封萧何为郡侯；食邑封赏的很多，有些身经百战的武将颇为不满。刘邦说,狩猎时追杀野兔的是猎狗，而发现野兔踪迹，指令猎狗出击的是人。我们能够捕获猎物，诸位正如猎狗的功劳，而萧何是人的功劳！刘邦这样比喻，使那些武将们十分尴尬；他们被坚执兵，攻城略地，出生入死，自认为劳苦功高，在主子心中却充其量是“功狗”。

刘邦流氓出身，然而“盗亦有道”，一番“人狗论”，暗合孟子所谓“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道理。刘邦一向器重谋士，他评价张良“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客观地说，刘邦是真正懂得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人。仅此一点,他成帝业在情理之中。　

回到现实，不禁感慨，看身边发迹的，几个有文，几个有武？有人感慨说，啥枪杆子、笔杆子，还不如二杆子。看那些黑社会的人,打架斗殴，欺男霸女,绑架勒索，杀人放火；看那些奸商，心黑脸厚，下手重，使劲给官员送钱，空手套白狼从银行套出贷款，欠农民工工资；看那些贪官，贪污受贿，吃喝嫖赌，瞒上欺下，买官卖官，败坏党风......好了,打住。这些也许只是转型期社会的痈疽。不久的将来，商场二杆子、官场二杆子也许还有，但他们不会大行其道。

从事写作的人，大致有三类：第一类是写公文材料的；第二类是写文学作品的；第三类是既写公文材料，偶尔也写文学作品的。我参加工作几十年来，写过很多公文材料，也写过一些散文诗歌。写文学作品跟写公文材料相比，跨度大、差别大。无论写什么，都还有学习提高的空间。

公文材料应该符合“头儿”的想法。材料是以单位名义写的，有时还要通过“头儿”的嘴巴念出来。谁都不是他肚子里的蛔虫，谁都难以知道他的想法，除非他明明白白地将他的想法说出来。揣摩“头儿”的心思，摸清“头儿”的意图，是一件难事。有个朋友讲了个笑话：某单位一个“大老粗”似的领导，对下属代拟的讲话稿不满意，要求下属修改。下属小心翼翼地问，需要改哪些地方，怎么修改？这个领导回答“我不懂应该改哪里，怎么改，我只知道这不是我要的讲话稿！”假设遇到这样的“头儿”，做下属的可就难办了。

写材料应当结合工作实际。这就要求写材料的人吃透上清，了解下情；但写材料的很少到基层或一线调研，大都通过查阅资料、电话沟通等了解情况，能选取的素材是极其有限的。通常上级单位要起草材料时，都会事先要求下级单位提供材料，从下级单位材料中择取相关的内容；某些业务性较强的材料，需要业务部门先拟出初稿，再经写材料的人润色。这既是惯例，也是规律。但有的“头儿”不按套路出牌，直接点名某人写，还说“别的人不会写，写不了”。听到这种“赞誉”，头疼不已。

公文材料讲究文体正确、格式规范、语言简练。特别是典型经验类的材料，既要求标题上“够抢眼”，又要求内容上“讲干货”，还要求经验上“有创新”。每次写这些材料，都挠破头皮、绞尽脑汁。有时候，好不容易想出对仗工整且与内容匹配的一级标题，“头儿”审阅时直接删减或增加小标题文字，导致一级标题字数不一致，让人看了就想吐；有时候，“头儿”修改某些语句，用了完完全全的口语，这些口语又与整篇材料的语言风格不一致……这时候，是最郁闷的时候。后来学乖了，照着“头儿”修改手迹清样就是——毕竟“头儿”满意才是硬道理。

在我看来，写材料是苦差事，而且不见得结果有多好，正如有人调侃的“材料写得好，加班加到老”“就算材料写得再好，也不如提包的提拔早”。有一次，我去一单位找一秘书送材料，无意听见那单位的“头儿”训斥他：“你说，你除了会写点材料，还会干什么？！”据我所知，这位秘书不仅材料写得好，其他能力也强，同事关系和群众口碑都好。我想，可能是这秘书有时给人以性格内向、沉默寡言的印象，不如个别专职提包人员那么灵活乖巧听话，那么深谙人情世故。

与写公文材料相比，写文学作品就轻松多了，毕竟是以个人名义发表，想写就写，不想写就不写，想什么时候写就什么时候写，想写什么内容就写什么内容。而内容方面，可以写焚香、对弈、品茗、听雨、赏雪、候月、酌酒、莳花、寻幽、抚琴等事情，也可以写焚琴煮鹤、苔上铺席、斫却垂杨、石笋系马、月下把火等事情；前提是不违反党纪法规，不涉及政治方面的敏感话题。平台方面，可以将作品投往报纸，也可以投往网络。报纸版面有限，登载比较难，那就投往网络的文学平台。

我还发现一个有趣而奇怪的现象：一些单位“写手”或“笔杆子”可以在几小时内代拟出讲话稿，但是很少见他们以个人名义发表文学作品，哪怕是短篇幅的“豆腐块”作品；而一些“非写手”或“非笔杆子”却常在各种报刊发表文学作品，甚至出版一些文学作品集；但他们写的材料被单位“头儿”改得面目全非，偶尔还会被骂得劈头盖脸。我时常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一些写材料写得好的人为何很少写文学作品，而一些写文学作品写得好的人为何写不好材料？是否两者关注的重点不一样，一个更加关注外部世界，一个更加关注内心世界？

作者简介：郭松，四川古蔺人，现居云南昆明，川大本科生，贵大研究生，从军23年，从检16年，云南省作家协会会员，在《散文选刊》《散文百家》《边疆文学》《检察日报》《云南日报》《春城晚报》等发文120余篇，获中国散文年会“十佳散文奖”，4篇散文被选为初高中语文试题。

注：本文已获作者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