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听打工者的声音
听听打工者的声音
作者：郭松
在生命的旅途中，总会遇见各种各样的人，生活中有人富也有人穷，无论富贵还是贫穷，无论显贵还是卑微，都应该平等对待。总有一些人为了讨生活，迫不得已离开家乡，在外做最脏最累的活，为了给家里补贴省吃俭用。
谁都想家谁都想家人，但生活总让那些打工者有家不能回，每天心里都挂念着家人，一年365天只能过节时相聚。他们听说可以视频聊天了，为了没回家也能跟家人“见面”，花大半个月薪水买了个手机，讨教怎样才能跟家人视频聊天。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城乡关系的转变,数以亿计的打工者离开家乡,进入城市,做着在底层却不可忽略的工作。许多打工者“白天是机器人,晚上是木头人”,“怕加班,更怕下班,业余时间无从打发”,“除承受教育与现实严重错位的创痛外,还承受着另一种特殊的内伤:压抑、不公、屈辱、迷惘以及不安全感。” (“打工诗人”罗德远语)
“打工者 是我 他 你或者应该如被本地人/唤着捞仔捞妹一样/带着梦境和眺望/在海洋里捞来捞去/捞到的是几张薄薄的钞票/和日渐退去的青春……”(郑小琼《打工,一个沧桑的词》)“南方出租屋/蚊子是先我而至的住客/黑暗中/让我的血液再次鲜活……与我同室而居的蚊子/温暖了我寂寞的心灵。” (罗德远《与一只蚊子同室而居》)
和这些哀怨的文字相比,“团结一心跟他干!团结一心跟他干!条件一个——结工钱!条件一个——结工钱……”“打开我的胸膛/看到老板的心更黑/打开我的胸膛/揭穿虚伪和权威”，孙恒的歌曲《开胸验肺》更像一把利剑,直指打工者的不公正待遇。打工者由于在受教育方面的缺失、所处的较为底层的社会、经济地位,在某些精英阶层面前,这种状况并未得到应有的关注。“我们希望能改善生存环境,更希望得到鼓励、认可,而非排挤和偏见。”“打工诗人”何真宗说。
打工者有着不一样的烟火人间，看似平凡无奇的底层生活，却以独有的坚韧与温暖，编织出一幅幅动人心魄的画卷。
《在菜场，在人间》是一本写一群平凡菜场小贩的炙热生活的书，也是一本讲贴地而活的生之乐趣的书。作者是一边摆摊一边写作，被称“菜场女作家”的陈慧。她的前半生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幼年被送养；少年生病；青年远嫁；中年离异。一个底层女人的不幸，似乎都发生在她身上。好在为了讨生活，在菜场摆摊的日子里，她白天摆摊，夜里写作，在充满烟火气的菜场里找到了救赎。
《时代的众生百态》收录了陈年喜21篇原味散文。写了一群平凡而朴素的打工者的故事。他们是爆破工、运石工、乡村木匠、农夫、农妇、小作坊老板……作者在地下开山炸石，在烟尘和轰鸣中养家糊口，在工棚和山野中写诗，记录命运的爆裂和寂静。他们虽历经生活的磨砺，却淳朴而硬扎，沉静地诉说关于亲情、爱情、死亡、欲望的生活……这是一本生活的书，生活是什么样子？我的感觉是，除了绵长、无处不在的风，其余都是尘埃，人们在其中奔突，努力站稳，但更多是东倒西歪。
《最后的棒棒》讲述的是，何苦2014年从部队转业之后，走进重庆市渝中区五一路自力巷53号，成为卧底棒棒；这本书记录了“山城棒棒”这个特殊劳动群体的工作和生活状况，解放碑自力巷53号生活着许多棒棒，各有各的“生活麻辣烫”，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聚集在一起的棒棒，自然有摩擦、有规则。分居的夫妻，组合的家庭，留守的儿童，堵之不尽的群租房……许多真实而棘手的社会问题在书里真实呈现。
人类留下了丰厚的历史记载，但大都是政治人物的血雨腥风、军事人物的金戈铁马，抑或精英阶层的思想。难怪梁启超在《新史学》里痛斥“‘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家谱而已”，历史记载都是“相斫书”“墓志铭”“纪念碑”“蜡人院”。很长一段时间，历史学家都不愿眼光向下，瞥一眼底层的打工者。
但是，没有打工者的日常生活、喜怒哀乐，便无法理解不同时代价值观的变迁，以及国家的政策对个人的影响。正如布罗代尔所说，变革是由社会决定的，不了解社会状况，便不能理解变革。故而20世纪以来，社会史、日常生活史、微观史等接连出现，渴望听听打工者的声音。
常建华的《众生百态》，主要围绕剃头匠、木匠、铁匠、篾匠、豆腐铺与酒腐店经营者、挖煤者、茶山经营者、演戏优伶等行业展开，考察打工者的人际关系、经济纠纷、生活矛盾等。清代的剃头匠年龄多在30岁以上，最大者近60岁，且几乎都在外地谋生，父母亡故的较多，属于孤独之人。清代的剃头服务，主要有为客人梳辫剃头、搅剃耳窍，剃头帮工每月工钱大约四五百文。铜盆剃刀是他们的谋生工具，故而在矛盾出现时，也常会成为作案工具。
木匠、铁匠、篾匠是清代日常生活中常见的职业，他们需要租赁店铺经营，故而很多案件都是与房东发生纠纷，也有与雇主之间因工钱产生纠纷。与剃头匠相比，木匠喜欢将斧子别在腰里，铁匠接触用具更多，篾匠常备篾刀，都容易因激动而杀人。城市里的木匠行业即有了行规，限制同行竞争，出现了本地保护政策，通过对外地木匠加倍征收行规银来减少竞争。
王笛《街头文化》说：到了近代，随着西方文明观念的渗入，在精英阶层眼中，打工人变成卑下、愚昧、空虚、不诚实的代表。就以成都为例，通过公共空间来看近代大众生活的转型。在《街头文化》中，也记录了近代精英阶层的改良者如何改造打工人生存的空间，让他们脱离愚昧走向文明。
针对拜佛烧香、过年贴门神等迷信行为，精英阶层在报纸上叩问为何一年比一年穷，原因是他们坐在屋里什么都不干，专敬鬼神；当他们看到许多店铺因价格问题产生纠纷，店主态度恶劣，就专门介绍西方的商业经营之道。四川劝业道甚至发布公告，明令店主不能回绝顾客开价，要端茶上烟。在此以前，茶馆主要是“聊天”和“讲理”的地方，是民众自我评判是非之地，人们有了口角就会相约到茶铺来争吵，由中间人分辨是非。如果双方都不愿认输，甚至会上演全武行，扔茶碗，丢板凳，等到见了血，才会报官。近代警察制度出现之后，明令取缔“吃讲茶”，聊天被精英阶层看成是散布谣言、制造事端。
我们不否认，在救亡压倒启蒙的时代，精英阶层对打工者生存空间的管理过于一厢情愿。但反过来我们也能看到，当打工者无法表达需求的时候，就丧失了与精英阶层和管理者协商、博弈的机会。皮瓦克《庶民能说话吗》一文认为，庶民是无法自我表达的，因为他们已经被消费主义观念渗透，庶民在其中丧失了自身。学者在裁剪资料上，使用的是有助于自身研究的内容，其目的是反映国家和社会变革，其背后也是精英意识的体现。在史料中留下记载的底层民众，很多人是以犯罪者的身份出现的，被记载的也多是一些极端经历。而记录者的眼光也会造成一些民众形象的失真，如近代成都的茶馆里，大多数人是在正常聊天，但外国观察者留下的史料，记述的多是民众打架事例。
当然，底层民众在历史中缺少声音，还有一个原因，古代民众识字率低，留下的文本较少，即使有些人留下记录，如自述、日记等，也不被重视，没有发表的机会。当下，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民众文化水平的提高，逐渐有了机会和路径进行表达。
《我的皮村兄妹》，袁凌花了七年时间，与13位打工者深入交往，同吃同住同劳动，记录他们的人生和遭遇。月嫂史鱼琴身患癌症，还有个长期患病无法工作的老公，她在养病期间写小说，真实记录自己的过往。她告诫自己：“赶快写，哪怕死了，写出来就没有遗憾了。”同心二手商店店员小海，因为所住地方的公厕无人清理，苍蝇横飞，他写下《尹各庄的苍蝇沦陷了》。
当然打工者的声音，还存在着诸多困境，比如他们只能写自己经历过的事，诗歌和散文在写作技巧上还有差距。但我们能看到，如今的打工者已经在努力说自己。千百年来，无数底层人来到世界，又匆匆离开，如同流星划过不留下半点痕迹。现在，他们已在努力自己说话，让社会上更多人知道他们的困境。
耳朵，是专司听的，还有两个。耳朵不像眼睛，主人不想看了就合住；也不像嘴巴，主人不想说了就闭上。耳朵呢主人管不住，只要醒着就听，不管主人愿听不愿听它都听，不论是什么声音，也不管声音的好坏，只要有声音它就听。
有什么听什么就得了，可它偏偏不，总想听点真的才觉得过瘾。它不仅爱听吹捧自己的，还爱听点听窃窃之语。耳朵为何要生两个？是怕人们多了欢乐，故意给人们添些烦恼？求教智者，智者笑曰：“汝不闻‘这个耳朵进，那个耳朵出’，进来了，又出去了，就没烦恼了。”
人们似乎早已习惯了拣好的听，哪怕到了焦头烂额的地步，人们也不忘记拣好的听。仔仔细细想想，人长两只耳朵，是因为“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才能正确认识事物；只相信单方面的话，会因片面信息而导致错误判断。
作者简介：郭松，四川古蔺人，现居云南昆明，川大本科生，贵大研究生，从军23年，从检16年，云南省作家协会会员，在《散文选刊》《散文百家》《边疆文学》《检察日报》《云南日报》《春城晚报》等发文120余篇，获中国散文年会“十佳散文奖”，4篇散文被选为初高中语文试题。
注：本文已获作者授权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