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有痕，青春无悔
岁月有痕，青春无悔
作者：郭松
“花有重开日，人无再少年”，是宋代陈著的一句诗；青春岁月尽管不是一个人最成熟、最笃定的年代，却是最黄金、最美好的年华。
每个人的青春，都是一座宝藏，隐藏着许多故事；上了一定年纪，再去回忆和回想，也是在重新发掘自己的人生体验，再次审视自己的过去和过去的自己。
岁月宛如一首平常的歌，在时光的长河中悄然流淌、无声无息。然而当我们回首往事时，那些曾经的青春年华，虽已被岁月的尘埃遮掩，却依然在记忆深处熠熠生辉。
一个年代有一个年代的印记，截留凹凸不平的岁月历程，将时间向后位移四十多年，让我们一起回到七八十年代，感怀曾经走过的心路历程。
那是一个物资相对匮乏、人们思想相对单纯的年代，一个让人心生温暖、亲切的年代，也是一个让人热情洋溢、激情四射的年代。
那个年代，父母大都是裁缝。要是家里添置一台缝纫机，父母似乎一刻也不想离开它。我觉得父母在缝纫上得到的温暖，远比我得到的温暖要多；那个时候，冬天要寒冷得多，父母在一块裁好的布料上，均匀地铺上一朵朵棉花。
父母在棉花上有囤积癖，哥哥结婚的时候，婚床上都是高耸的新棉花被。这一直让我搞不懂，简直就是对棉花作物的图腾崇拜。棉花其实不是花，而是花凋谢后的果实——棉桃。
那个时候，我们对棉花似乎没啥感觉，喜欢一种叫“的确良”的面料，有棉质不具备的光泽和顺滑。还有锦纶运动裤，大致分为红蓝两种，饰有白色的边款，穿的时候，会在裤管下面泄一点“春光”出来。当有人告诉我，老外都喜欢棉衣，喜欢自来旧，新裤子也要想办法在上面弄些破洞，我不是嘲笑老外，而是嘲笑那个胡说八道的人，他晓得个屁！
有一年“六一”节，我穿过一件新衬衣——还是学校要举行仪式，我缠着父母叫了一阵，才动了父母的恻隐之心，连忙去做了一件白衬衣。后来流行假领子，假领子不是假领子，领头是真的，其他是空的。那是一个了不起的发明，是对衬衣的概括和提炼，在窘迫的日子里，维持所谓的体面。因为是假领子，谁也不肯随便把外套脱下来，哪怕彼此心知肚明，依然无法消解假领子背后的寒酸。
八十年代一度流行喇叭裤，遭到社会主流的排斥，甚至有人剪刀侍候，但终归抵不过年轻人的认同。军大衣在当时，可谓是头面人物的标配，他们披着军大衣，踱着方步，两只手还撑着腰，任两只空袖子荡来荡去，这似乎是威信的炫耀。他们的肩膀向后一挺，军大衣掉将下来，掉下来没有关系，自然有人及时接着。军大衣披在我的身上，稍有不慎，就会要掉下来，似乎预示着不顺的人生。
军用品在当时有好的口碑，便宜，耐用，保暖，而且还不失腔调。见过人以穿军用反毛皮鞋作为标配，以标榜心底的不羁。围巾是另一时髦，是文艺青年的最爱，既有五四青年的文化底蕴，又有明朗、宽阔的气息。电视剧《上海滩》曾风行一时，好像满街都是围巾，貌似谁都是许文强。在街上碰见围着围巾的小伙，都是一副“爱情好像来过”的样子。
每当回忆起大学生活，同学们的一张张笑脸便浮现在眼前。也许是无解的缘分，让我们偶遇求学路，抑或是逢时的天意，让我们邂逅象牙塔。
1980年的9月，青春懵懂的我们，把梦想装入行囊，从各省的城镇、乡村走向大成市，在川大的学生宿舍找到自己的房间，从此我们相伴四年，抒写属于我们的芳华。
那个时候，拥有作家、诗人的名头，就像头顶一个耀眼的光环，到哪里都受人敬重、被人膜拜。在没有网络，更没有手机和微信的年代，那些在人生转折处的文学作品，像灯塔一样照亮我们的梦想。
那个时候，校园里文艺氛围浓郁，男生披着飘飘长发，女生穿着梦的衣裳，每天哼着当时流行的歌曲，在寝室里讨论朱熹的理学，王阳明的心学，萨特的存在主义，弗洛伊德的心理学，作为哲学系的学生，谁要是接不上话题，谁就会被不屑地瞄一眼。
上课、读书之余，我们一起散步，一起锻炼，一起看球赛，一起看电影……偶尔也结伴去女生宿舍串门，回来总是兴奋、激动到半夜，自然也有一些类似“谁看上了谁”“谁给谁写了纸条”什么的。
八0级的大学生，大多是六十年代出生的，缺少七七级、七八级被历史改变命运的经历，也许不够深沉，但足够活跃；也许历练不多，但极少世故；各自在大学生活中寻找自己的位置，定位自己的角色，在读书和交往中追觅自己的偶像。
那是一个沉闷、枯燥气息散去，思想与激情迸发的年代。久违的理想主义、浪漫主义悄然化入生活，而集体主义成为向善、向上的精神阶梯。那个年代的大学生活是整个社会的缩影，浓缩着时代激发出的精彩，也遗存着七十年代的印迹。
青春遇上军装，在最美的年华遇上军装，在我的眼里军装的绿色是最美的颜色；年少时看到穿军装的叔叔阿姨，就有一种天然的亲切感和敬佩感；打我记事起，就对军人非常崇敬，在心里就立下誓言，长大一定要成为一名军人。当部队到学校招录大学生的时候，我就义无反顾地投身到了军营。
1984年8月，我坐成昆线火车到了昆明。下车后吃了一碗米线，就赶到军区后勤部干部处报到，调配干事说，刚来的大学生，都要到基层锻炼，去开远23分部吧，随即给我办了手续。我去南窑火车站取了行李，就赶到火北站，坐小火车去开远。到了23分部干部科，科长说，“两山”前线在打仗，去113兵站摔打一下，明天有去西畴新街的车，我给他们说一下，你搭他们的车去。
第二天，在去西畴新街的路上，挤满了军车民用车，沿途都是泥巴路，到处坑坑洼洼，只能走走停停。过了文山，发现民用车少了，一辆辆捂得严严实实的军车呼啸而过，那溅起的泥浆泼在战士身上，他们眼睛眨都不眨一下，越来越多头戴钢盔、臂佩标识的战士，警惕地守在各个路口，让人感觉到一种严峻。
到了113兵站，我分在政治处，领到被服后，住进三人一间的牛毛毡平房。搞报道的王老兵、安老兵，大伙都称他俩“战士诗人”，他俩的诗歌，有的写在烟盒上，有的出在板报上，像样点的登在《国防报》上。政委听说分来个地方大学生，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吩咐炊事班宰了一头黑山羊、买了一捅苞谷酒，羊肉在滚锅里翻腾，大伙大块吃肉大碗喝酒，我经不住大伙劝酒，喝得酩酊大醉得。
第二天还没来得及休整，就投入到紧张的搬运弹药中，当天搬运下来，手掌磨出了血泡，腰酸背痛，骨头像散了架似的。晚上放露天电影，是《高山下的花环》。军务参谋整队完毕后，各部队拉歌，那歌声一浪高过一浪，仿佛不是唱出来的，而是吼出来的，是朴实无华的吼，是地动山摇的吼，不需音色和技巧，却十分注重气势，吼出军人的雄性，吼出部队的士气。
第三天，一大早我就被站长叫醒，让跟他去老山前线走访，空中飘着零星的水珠，说雨不是雨，说雾不是雾，看不清前方的路。为避免暴露，关闭了车灯，越往前走越紧张，直叫人憋出冷汗来。吉普车行驶不知多久，在一个山脚突然停下，站长说到了，上山的路只能自己走。打开车门一看，站着几个干部，个个佩戴手枪，我两只脚刚着地，车子呼一声就隐蔽了。几个干部发给我们钢盔，其中一个给我们介绍情况。原来这里就是老山，位于麻栗坡船头以西，是通往越西北的咽喉。双方多次争夺，整座山都被炮火烧成了焦土。一个干部提醒我们，上山时要跟着前面的脚印走，阵地上到处都是地雷。
我们一个跟着一个往上走，当走到一块平地时，发现一个挨着一个的土洞。“这是‘猫耳洞’，战士的宿营地。”经站岗战士允许，我弯着腰走进其中一个，洞里腰不能伸直，只能像猫一样蜷缩；四壁渗水，蚊虫叮咬，有的战士长了疱疹，或烂了裆；伸手摸了摸被垫都是潮的，稍用劲就会挤出水。我走出猫耳洞，问站岗的战士：“现在最急需什么？”战士说：“要是能配发防潮的被垫就好了。”
我们在返回兵站的途中，去野战医疗所了解情况，看见有的战士断了腿，有的没了胳膊，有的眼睛被炸瞎。一个要做截肢手术，仰卧在床上，两腿被绷带绑住，两手拽住铁栏杆，嘴里咬着军帽，豆大的汗珠往下流，我顿时有晕倒的感觉，护士赶紧扶我走出帐篷，几分钟后缓过来，医生说：“你头冒冷汗，脸色苍白，是晕血。”回到兵站后，我顾不上休息，把走访了解的情况作了汇总，形成解决部队急需的报告层报上级机关。
半年以后，我调到分部宣传科当干事。1987年，考上贵大哲学系研究生，经过三年深造回到分部组织科当干事。1992年，23分部与昆办合并，组建新的22分部，我来到新分部组织科当干事。
有时为了赶材料，在电脑屏幕前一坐就十来个小时，像一尊雕塑似的，有过两天两夜没合眼的经历。时常感到老火，刚开始，不会写，老火；会写了，材料太多，写不完，老火；领导要求高，三番五次交不了差，老火……
在我记忆中，材料就没有断过，上一个材料还没脱手，下一个材料就来了。材料堆在一起，就想着加班加点，早点完成任务，别误事。有时会走火入魔，吃饭时心不在焉，甚至呆若木鸡；上厕所时，忙着苦思冥想，只是顺带蹲个马桶。有时若有所思，呆眉痴眼，走路不看路。
有个晚上，我在办公室写材料，政委见我熬夜确实辛苦，就叫人拿来两条烟给我，让我感到十分意外，甚至有点受宠若惊。写材料多年了，第一次享受到如此待遇，第一次因写材料感到被人尊重。
写材料算不上一碗强饭，但算得上一碗硬饭，不是谁都可以端起这个饭碗的。政委说：写材料须有三个素质：一是文字功底，二是好的悟性，三是能吃苦。我的文字功底、好的悟性、能吃苦，首长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不久便提升我任组织科长。
每次写政委的讲话稿，领导给我布置任务时都说，一定要站在政委的高度来思考问题，这样一来，我的压力就大了。论身高，跟政委差距不大，论职务、论水平，就没法比了。但恭敬不如从命，我硬着头皮“当”政委，绞尽脑汁“当”政委。
每次政委在大会上讲话时，我都坐在会议室的角落，听到会场响起一次又一次掌声，内心充满骄傲和自豪。我在心里默默地问自己，这稿子是我写的？怎么写得这么好？
过了一年多，我被成都军区办公室看中，调我去政研室当研究员，主要是编《政工简报》，写一些或小或大的材料，参与写过军区领导的讲话稿。又过了一年多，提升我任直工处长。直工处杂事多，疲于应付，或是没有干好，或是不会来事，当了一年多处长，就调回昆明22分部，在政治部当副主任了。
记得有一次，我提前几天把稿子交给首长，首长说，还有几天时间，再修改修改。我认真修改后，又拿去，首长说，还有时间，再修改一下。后来，一位有经验的领导狡灵地一笑，说不要提前交稿，卡着时间点交稿，就省事多了。
后来的日子里，看着写材料的年轻人，我会想起曾经的自己。别人写的材料，不管写得好不好，几乎都是一稿通过，剩下的事情，删减什么、增加什么，调整什么，都是我自己的事。我觉得，应该善待写材料的，写材料出身的，更应该善待写材料的。
写材料的椅子，不如沙发舒服，不如转椅有范，但跟板凳马扎比，就好多了。从实用的角度说，写材料和种庄稼、做豆腐、扛水泥一样，都是一个饭碗。不同的是，其它行当有可能干一辈子，而写材料一般不会干一辈子。再说了，扛钢筋背水泥很累，但总得有人干。大小机关，是个单位，就有材料，就离不开写材料的。
一个人上了年纪，会觉得所有的经历都是有意思的，也是有用处的。用一位写材料出身、现已退休的老领导的话说，对有才气又没有背景的年轻人来说，写材料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写材料的，慢慢熬出头，熬个一官半职，就可以步入所谓的仕途了。
这么看来，写材料没有想象的那么好，也没有想象的那么差。写材料，累是累点，苦是苦点，但对一部分人来说，能走上这条路，也算是一种幸运。在这条路上受过的累，吃过的苦，出过的力，都会在一个地方，变成一处风景。
作者简介：郭松，四川古蔺人，现居云南昆明，川大本科生，贵大研究生，从军23年，从检16年，云南省作家协会会员，在《散文选刊》《散文百家》《边疆文学》《检察日报》《云南日报》《春城晚报》等发文120余篇，获中国散文年会“十佳散文奖”，4篇散文被选为初高中语文试题。
注：本文已获作者授权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