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脉代州
文脉代州
作者：李晓东
山西117个县市区中，代县可归入最有名之列。其出名处，首先当然乃代王刘恒，即汉文帝之封地。汉初诸吕之乱后，刘室元气大伤而又多人觊觎大位，灭吕第一功朱虚侯刘章骄横跋扈，陈平、周勃等老臣，选中代王刘恒承继大统。代国远离长安，刘恒因而避免吕氏之乱中被杀的命运，性格谦逊宽厚，有容人之量，五让天下，终于登基。刘恒在位24年，为政勤俭、轻傜薄赋、与民休息，开中国历史第一个盛世文景之治。一个王朝建立初期，看似生机蓬勃，其实杀机四伏。“初代创业家”刘邦看透此规律，为避免“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局面重演，立“白马之盟”。然依然难以阻止权力交替过程中的暴力与杀戮。代王因远离权力争夺的核心而幸存，又赖性情宽仁得位。之所以尚黄老，行宽仁之政，“无为而治”，应该从自身经历中得出道理。其国名亦有深意——“代”。上古禅让、夏之后世袭、秦欲千万世却二世而乱三世而亡、高祖退而求其次只要求“刘氏而王”，其实也很难永远实现，权力在手，不过代天行狩耳。正因此，刘恒以出世之心、为入世之事，反而成为千古帝君楷模。
其时，代王居晋阳，即今山西省会太原。可见，当时代国面积，较今之代县，要大许多。今日代县，乃隋开皇五年（585年），废雁门郡，并改肆州为代州。而后，隋、唐、五代、宋、金等，雁门、代交替使用，直至元中统四年（1263年），取消雁门县，直称代州，名称方定，间678年矣。而两名混用，盖著名的雁门关正在代县境内。
2015年贺岁片《天将雄狮》，将雁门关放在西域戈壁，不知误把玉门当雁门，还是怎么回事。反正经过层层检视，直到今依然未改。但可说明一件事，即雁门关在中国地理上的重要性。“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衡阳有“回雁峰”，寓意雁飞至此，再不往南。雁门关同义，雁到此关，不复北飞。当然，事实上大雁的活动空间要大很多，但“天南地北双飞客，老翅几回寒暑”，寄托了中国人无数情思鸿雁的就在这南北一线间年年往返了。这往返，是故园之思、家国情怀的一次次强化。
于是，雁门关的地位，在军事和文化上，都不可取代。我们熟悉的杨家将故事，绝大多数的仗，都围绕雁门关打的。今天幅员辽阔，雁门关已属深入内地，然宋金时期，却为战事不绝、犬牙交错之地，则雁门关之得失，关乎家国之存亡。最近一次发生于附近抵抗外敌的著名战役，是忻口战役，标志事件，则为八路军奇袭阳明堡机场。
因此，代县，一直作为安邦定国、沙场血战的重地，留在我的脑海里。近年才知，有“代县作家群”存在。“华江师大作家群”早已为文坛知晓，作为校友，很有几分自豪。然华东师大上承许杰、施蛰存、徐中玉、钱谷融诸先生衣钵，丽娃河穿过中国最美校园，小桥流水，江南文脉，自然灵气氤氲。代县雄关巨堡、武力巍峨，出生于此的作家们却笔走灵秀、诗意盎然，其因为何？直到瞻仰代州文庙，答案自然分明。
多年来，各种原因使然，足迹遍及东西南北，著名的文庙所见不少。两度拜谒曲阜孔庙，衢州南孔圣地、北京国子监孔庙、天水孔庙，西部最雄伟的甘肃武威孔庙等，都多次驻足。尊孔崇教之目的一致，建筑各有千秋，然俱礼制庄严，文韵悠长。代州文庙，本位于代州古城之西南角，现县城扩展，鳞鳞大厦之中，忽见一片开阔。
日已向西，虽处夏日，亦沐浴一阵清凉。走在巨砖铺就的庙前广场上，想起圣人“吾与点也”的理想，“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我们读了这么多年的书，又职业从事文化工作，是否达到如此境界呢？一行六七人徐徐向前，到门楼下仰观，见“棂星门”三字，未标明何人所书，温柔敦厚，与杭州灵隐寺“云林禅寺”四字风格绝似，后者乃乾隆御笔。
查代州文庙历史，始建于唐。距此不远，同属忻州市的五台山佛光寺，唐代木结构建筑，完好保存至今，大树作础，巨木为梁，推动寺门，仿佛听到1500余年岁月流转、风云际会的回声。唐兴起于太原，对山西的建设投资自然扩大，儒释相通，佛光寺与代州文庙，比邻而居。元至正十八年（1358年），文庙毁于战火。可见，如无意外事件，山西古建筑的长期保存，是规律而非特例。佛光寺正因地处五台山之南台，无僧居住、知者甚少，得以长存。《庄子·逍遥游》中，因无用而逃于斧斤的大木，在山西成了现实版。因此，儒释道三者，在忻州融合为一。
元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知州李元凤倡议捐款重建，明洪武二年（1369年）建成。元明迭代、江山易主，代州文庙的建设却没有中断，而且进展可谓迅速。虽然历史不能细看，但真理往往存于细节之中。孔子“匹夫而为万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中华文明之所以一脉垂传至今，正因文化不随政治变化而变化，“城头变幻大王旗”，王换了，旗帜却始终如一。放眼世界古今，唯中国自伏羲起，累积形成一种政治、经济、文化“三元共治”的国家治理模式，文人政治、农业经济、儒家文化，让这个超大型国家在近代以前，长期处于世界高峰。明清两代，文庙各有修缮扩展。同治年间，太平天国运动、英法联军入侵，清王朝已风雨飘摇，却依然用两年时间大修代州文庙。“棂星门”三字，应为当时所书，是否取法“十全老人”之遗墨，虽未考证，也在情理之中。其他补缀，始终不绝，庙内在石碑，刻字“西乡阳明堡朝议大夫刘址捐钱壹万吊”落款“光绪五年孟夏月”。
门楼斗拱结构，一中两侧，三门错落，檐角翼然，六柱五层楼阁，巍峨之“巍”，即指此类。样式与曲阜孔府不同，却似甘肃天水伏羲庙。蓝阁红门，亦相一致。两地相距遥远，文脉上却一线传承。孔子之理想是“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周文王远追的，便是太昊伏羲。“文王拘而演周易”，将伏羲的先天八卦两两相叠，推演至六十四卦，伏羲庙大殿天花板，即绘六十四卦全图。“孔子喜易，晚而读易，韦编三绝”，都证明着至圣先师亦有师。先秦百家争鸣，儒学并非一起始就称显著，之所以最终“独尊”，盖因其学步的，正是一画开天、肇启文明的伏羲。伏羲庙门楼有匾“开天立极”“与天地准”，儒学把握住了中华文明的正根正脉，守正创新，探索到中华文明的根脉、正源，才获得最强大生命力。
棂星门向里，正对万仞坊，坊上有书“万仞宫墙”。孔府筑城以护庙，城墙有字“万仞宫墙”，万仞者，非墙本身，寓意儒学也。代州文庙规模当然不及孔府，亦无护庙之城，以坊载四字，既慕孔府正根，亦标示出肃穆庄重。棂星门之名，亦源出孔府。棂星者，灵星也，即天田星。刘邦即位，为风调雨顺、年景丰稔，命祭天田星为祭天第一要事。至宋，儒家将孔子与天相配，祭孔即如祭天，故入孔府之门名棂星门。唐以降千余年，不知多少士子、官员、百姓，从棂星门下经过，拜向文庙大殿的圣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