陪护母亲

陪护母亲

作者：张钟涛

父亲去世以后，母亲的情绪一直很低落，本来就不善言谈的母亲，话说的越来越少。在父亲离开我们的头几个月里，只要一提到父亲，她的眼里就噙满了泪水。不论是对家人还是对外人，她总会说，“老头子走的太快了，好好的一个人说没就没了，死前连句话也没有留下。”，在母亲看来，父亲的离去对她来讲，真是空长望，意难安，心中的那份空缺，无人能够填补。我们知道，如果母亲总是处于这种忧伤之中，会对她的身体健康不利。我们兄妹几个不论谁在她的身边，都会经常不断的劝她，人死了不能复生，但活着的人还要坚强的活着，何况父亲走的又很安稳，也没遭多少罪，应该属于有福之人。母亲对我们所说的话有时会微微点点头，有时也会用苍老的眼神看着我们，似乎对我们所说的一切又充滿了疑虑。极度的忧伤让母亲的身体一天天的垮下来。在父亲离开我们的八个多月后，我们不愿看到的事情还是发生了。那天吃完晚饭后，母亲坐在沙发上看了一会电视，就回到里屋休息了。为了不影响母亲的休息，我把电视的声音调到了最小，把里屋的门关上。大约过了半个多小时，我隐约地听到里屋有母亲说话的声音，我原以为是母亲和谁通电话，可我看了看时间，都快晚上九点了，在这个时间段，一般是不会再有外人给母亲打电话的。我推开房门进去一看，母亲正坐在床上，一边用手比划着，一边吞吞吐吐的说着，“我咋地了，我咋地了，咋说不出话来了？” ，看到母亲这个症状，我立刻意识到，母亲是脑中风了，刚才里屋传来的声音，是母亲在不断地喊我。我一边安慰母亲，让她不要着急，一边给她穿衣服，之后，我又给朋友打电话，让他开车立刻赶过来。好在母亲的腿脚还没有多大问题，这让我放心了许多。在朋友的帮助下，我们把母亲送到了矿区医院。到了医院先是给母亲做了脑CT检查。医生说，母亲是轻微的脑梗，正好压在了语言神经。要立即安排住院。我办完了住院手续之后，把母亲送进了病房，半个小时之后，母亲输上了抗凝素。此时，空荡荡的病房里，只有我和母亲，显得异常的安静。我坐在母亲的身边，看着吊瓶里的液体，一滴一滴的流进母亲的血管，这时的母亲躺在洁白的病床上，面色在荧光灯的照射下，显得有些苍白，我看见母亲脸上的皱纹，像一棵老树的皮质一样，纵横交错着，分布不均的老年斑，是那么清晰的凸显出来，我突然觉得，母亲真的老了。等第一瓶液体输完了，母亲支支吾吾的对我说，“这地方看不好，去包头吧！”。我听得出来，母亲这样说，还是担心这个医院太小，治不了这个病。我在一旁安慰着母亲说，“今晚先输液，过两天咱们去包头”。这一夜，等四瓶大小不一的液体输完之后，已经是下半夜3点多了，我把母亲安顿好之后，极度困倦的我，也微微地合上了眼晴。

第二天上午，弟弟和妹妹也从包头赶回来了，母亲见到他们竟然又哭了起来，本来说话就很费劲了，因为哽咽更是说不出话来。我和弟弟妹妹商量了一下，鉴于矿区医院现有的条件，还是决定把母亲转到包头去治疗。在母亲发病的第三天早上，我们带上母亲就从矿山出发了，一路上外甥把车开的很平稳，约四个小时左右，我们来到了市一附院，因为事先我与医院的一个朋友取得了联系，所以，也没等多长时间，母亲就住进了医院。病房是三人间的，病人和陪护人员在一起，显得有些拥挤。但我还是庆幸母亲，在医院病床十分紧张的条件下，很快就得到了一张床位。接下来的几天，母亲要接受各种检查，什么CT，核磁，彩超，心电图，抽血化验等，我们用轮椅推着母亲，在人来人往的医院里，不停地穿梭着。面对形形色色的人流，我几乎看不到一张充满喜悦的脸，他们的脸上，大都流露着恐惧，悲观甚至失望的表情，这种低沉的气氛在医院各个角落里弥漫着。有时我也在想，人有什么也不能有病，可人吃五谷杂粮，谁会肯定的说，自己不得病呢？有病了就要来医院，你说他的心情能好吗？每次检查完以后，我们又把母亲推回病房，扶她躺在床上，又开启了输液的程序。白天由我和弟弟陪护着母亲，晚上由妹妹陪护。那天，妹妹对我说，“晚上那两个老太太都打呼噜，母亲也睡不好，让我跟医生说一下，能否给母亲调个病房？”。我对妹妹说，“在病床十分紧张的条件下，这种可能是没有的”。可我们又不能去责怪那个两位老人，只能委屈母亲了。那些日子里，我觉得时间过得很慢，我们希望母亲能够尽快地好起来，早点离开医院。经过近半个多月的治疗，母亲说话逐渐变得清晰起来，尽管还不能连贯起来说一句完整的话，但结结巴巴的还能让我们听明白。医生说，像母亲这么大的年纪，恢复的还算比较快的。看见母亲一天比一天见好，我们的内心当然感到高兴了。那天，表姐到医院来看望母亲，她见母亲说话比前些天好了许多，笑着对母亲说，“你能活100岁”。表姐说这话时，我看见母亲的嘴角露出了一丝微笑。这是半个多月以来，我第一次见母亲有了笑意。母亲今年已跨进了90岁的门槛，在旁人的眼里，这绝对是高寿的老人了。在我的记忆中，母亲在四十八九岁的时候就患有严重的心脏病，心慌，房颤是时有的事，那时，我们兄妹几个在矿山工作，把孩子留给母亲照看，为了这个家，为了孩子们，母亲默默的忍受着疾病带来的痛苦。大弟出事的那年，母亲68岁，我怕母亲无法经受这种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打击，找个体检的理由，把母亲和父亲接到矿山医院，当母亲知道弟弟突然离世的消息后，哭的死去活来。几乎有半年多的时间，母亲都处于精神恍惚的状态。那时，我真的担心母亲的身体，一旦垮下去，这个家，我的父亲可怎么办？

后来，坚强的母亲还是挺过来了，母亲的身边常备一个药盒，里面装着各种药，每天早上和晚上，母亲都会打开药盒取出几种药来，然后慢慢地吞下。我看见，每当母亲把药片吞下的时候，总会眉头紧锁，面露难色。母亲有时对我说，“这药都吃的中毒了”。但母亲又无法放弃对药的依赖，似乎药成了她生命中不可缺少的陪伴。

经过近二十天的住院治疗，母亲终于结束了医院的生活。出院那天，医生对我说，老人年事已高，一定要注意休息，按时按点吃药，不能让情绪大起大落，一定要把血压看好，脑梗就怕反复，一次要比一次重。我把这些话也原原本本地说给了母亲。我们把母亲接到妹妹家里，最初那些日子，母亲还呆的习惯，有时妹妹还隔三差五带着母亲出来晒晒太阳，在附近的菜市场走走，我和弟弟也常去看看。可过了一段时间，母亲就呆不住了，对我们说，要回白云去，尽管我们极力地劝阻，让母亲在包头多住些日子，等彻底恢复了再回去，毕竟母亲说话还不太流利。但母亲还是执意要回，所以，我们也不再强留了。临近十一的时候，我陪着母亲回到了白云，到了白云以后，我发现母亲的精神状态比在包头好了许多。按理说，我们兄妹几个都在包头，母亲也没有什么好牵挂的，理应更安稳一些。可母亲总是觉得心神不定。其实，还是印证了那句老话，出门在外，这好那好，总是不如自己的家好。在母亲的心里，她只有一个家，这个家就在矿山，就在远离市区的小城。这里珍藏了她近一生的岁月。这里的南山上还埋着她心爱的儿子和相濡以沫的丈夫。尽管母亲不说，但我们心里都明白。

在陪伴母亲的日子里，我几乎取消了所有的应酬，一心一意来照顾母亲。尽管母亲基本上恢复了语言表达能力，但有时还不太准确，特别是着急的时候，说话依然不利索。这样，我就会坐在母亲的身边，像教孩子一样，教她发音吐字，有时因为矫正一个字，一个词，竟能把母亲逗笑。陪伴母亲的时候，我没有感到有多少负担，反而感到很舒心，也很幸福，说心里话，母亲都九十岁的人了，属于她的日子不是很多，我常跟朋友们说，照料母亲是我们做儿女的责任，真的有一天，他们离开了这个世界，我们尽心尽孝了，也不会留下遗憾。在母亲身边，不论我多大，都是她的孩子。母亲始终是我心中最柔软的部分，而我们也愿意成为母亲最坚实的依靠。日子就是这样，在简单而又平淡的时光中度过的。矿山的冬天总是要比其它的地方来的要早一些。刚刚过了立冬，白云鄂博这座小城就落满了冰霜。那天，母亲坐在窗前，望着窗外的那棵老杏树对我说，“冬天又来了”。我说是呀，在跟母亲闲聊的时候，我也经常会听到母亲说出关于生与死的话题，比如她听到街坊哪个邻里的老人去世了，就会说，人活着没有多大意思。但从我对母亲的观察来看，她也十分的惧怕死亡。比如，每天她都会两三次的测量血压。比如电视里常做的关于防止衰老的广告，以及那些被说的神乎其神的灵丹妙药，她都信以为真。有时，我们为了满足母亲的心愿，也会买一些“神奇”的产品，但母亲也从来没有认真的吃过或喝过。其实，母亲惧怕死亡的理由也很简单，在她的心中，我们这个四世同堂的大家庭，是支撑她活下去的信念。我每天都会发现，母亲总会不停地给她的孙子，外孙们打电话，只要能听到孩子们的声音，她的内心就会得到一丝的慰籍。我想，就凭着这些孩子们，她也要坚强的活着，只要活着就能看到一切。这当然也是我们的心愿。

注：本文已获作者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