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

读《远去的黑龙江》想到的

柳邦坤2024-05-25 13:23:12

读《远去的黑龙江》想到的

 

作者:柳邦坤

 

如果说岁月是一条长河,我们经历的人和事,就是浪花朵朵。在岁月的长河里,有风平浪静时,也有波澜起伏时。会有一帆风顺的快乐和喜悦,当然也会经历惊涛骇浪的考验和波折。这期间,我们会遇到良师益友,会遇到伯乐,得到他们的激励、帮助、指教和提携,为我们的顺利行进,导航、引路、指明方向。在我学习新闻、学习文学写作、做本职工作的过程中,就遇到许多贵人相助,也得到许多老师的教诲。我是业余学习新闻采写,虽没有受过系统的新闻学教育,却得到许多前辈和记者、编辑老师的关心、培养与熏陶,如《黑河日报》的杜广洲、侯德山、费春霖、孙世英、李广厚、张振删、姜荣慧、郭晶、王奕、张武奎、尹一凡、任铁英、王洪菊、何春、武延、刘楠杉、张立波……《黑龙江日报》的姜福珍、王增祥、方培恩、张利民、张艳丽、司汉科、毕诗春……这里自然包括今天要写到的新华社高级记者张持坚老师。

我在黑龙江时认识的张持坚老师撰写的《远去的黑龙江》一书,2011年5月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书出版后,持坚老师给我寄了一册,捧读他精美、厚重的著作,我想起了跟持坚老师学习写新闻的日子,以及与黑龙江分社社长王长宽等诸位老师的不解之缘。

张持坚是上海下乡知青,1969年从黄浦江畔来到嫩江之滨的嫩江地区甘南县,落脚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第五师50团,也即后转制的查哈阳农场。在兵团干了许多工种,由于勤奋写作,幸遇伯乐,被调入营、团宣传股(科)专门搞通讯报道,后由于报道成绩突出,被选调到《兵团战士报》(兵团建制撤销后,改为《北大荒日报》),我十分熟悉的贾宏图老师也是这样选调到《兵团战士报》的。再后来又由于业绩与新闻报道作品的高质量,持坚老师调入新华社黑龙江分社。

我是持坚老师在新华社黑龙江分社任副社长兼采编室主任时,由于工作需要认识他的。我在矿山工作时,得到我从政的领路人韩林增的关照,转行做企业文秘、共青团、宣传等工作。由于喜爱新闻报道和文学写作,坚持给党报投稿,被时任地委书记于万岭、副书记孙洪志和范洪才、宣传部部长晋长厚提名,选调去地委办公室做新华社黑龙江分社驻黑河地区通讯员,时任地委办副主任何文玉、信息科长王喜军,驱车400公里到矿山来考核。由于我的省直企业编制,最终调转搁浅。此后对我恩爱有加的晋长厚,由宣传部长转任师专任党委书记兼校长,按照人才引进,调我至师专工作。但半年后,黑河地委成立新闻中心,重新选调新华社通讯员,我又被于万岭书记和孙洪志、范洪才副书记举荐,由时任新闻中心主任索久林到师专考核、商调,晋校长热心挽留,由于我对新闻报道工作的向往和执念,辜负了晋校长的一片心意,走上新华社黑龙江分社通讯员岗位。离开一年后,晋校长一次跟我说,他已和马子龙副校长等班长成员沟通,让我重新回师专工作,有意让我接任刚刚退休的宣传部长的工作,我再次愧对了老领导的美意。

新华社黑龙江分社通讯员,与一般意义的通讯员不同,此通讯员岗位,相当于新华社黑龙江分社驻地市分社的社长兼记者,只是因为管理体制如编制等诸多因素,不能名正言顺的称分社、叫记者。其他地市基本都有一人专职做新华社黑龙江分社通讯员,我是兼职。我当时的另一个职务是地委(后地改市,为市委)宣传部新闻出版科科长,彼时由于主管新闻的副部长兼任新闻中心主任柴树功,坐在新闻中心办公,因此新闻出版科与新闻中心合署办公。由于身兼两职,还有新闻出版管理工作以及记者接待、其他对上报道等工作,在新华社发稿也就不是特别多。

任新华社通讯员不久,恰逢新华社黑龙江分社召集各地市通讯员在分社培训,就是那次培训,我正式认识了早已在报纸上知晓大名许久的张持坚老师。记得那些年,他和新华社黑龙江分社记者谢金虎合写的新闻稿特别多,因为是写黑龙江,新华社的通稿在《黑龙江日报》“落地”也特别多。因为特殊历史时期,很长一段时间记者发稿是不署名的,大概是1980年代末或1990年代初,才开始恢复署名。张持坚和谢金虎合作采写的新闻稿,其中有一篇至今我还记得名字:《黑龙江企业跳起“国标舞”》,写的是黑龙江大型国有企业开始如何遵循国际惯例,按国际标准要求抓产品质量的内容,其中跳起“国标舞”的比喻新奇,也形象、生动,看后让我过目不忘。

他和蒋耀波、谢金虎,还合作编辑、出版了《爆炸性新闻:中国八十年代备忘》《新华社中青年记者短新闻选萃》《新华社中青年记者散文式新闻选萃》等新闻作品集,都颇有影响。当时经常见到名字的新华社黑龙江分社记者除张持坚、谢金虎外,还有王长宽(时任社长)、石勘砺(在我任通讯员前任社长)、景博(退休前是副社长)、张广远、王来喜、李春雷、蒋耀波、刘玉勋等。还有摄影记者何宗跃、周确,这两位,前者就是黑河人,后者在黑河附近的生产建设兵团一师一团即改制后的锦河农场下乡。后来由通讯员调入分社的高淑华、周晓冰,也接触颇多,其中高淑华和王来喜一样,原都是在新华社黑龙江分社驻黑龙江农垦总局分社任专职通讯员,后来由于业绩突出,相继调入分社。高淑华是一位勤奋的女记者,人也热情,一次我带亲属去哈尔滨就医,她曾给过我无私的帮助。周晓冰是新华社黑龙江分社驻绥化专职通讯员,后来调入分社任职。李春雷、刘玉勋来黑河采访,回去发了长篇通讯《喜煞乐煞黑河人》,写国家把黑河等四市列为首批沿边开放城市的消息传来,给黑河人带来的欢欣和机遇,二位记者还把我这个通讯员加入到合作者里。《黑龙江日报》给这篇长文落了地,发在一版,由于篇幅长,再转二版。

参加培训,和这些原来可望不可即的新华社记者“真人”都见面了,认识了,多数也都熟悉了。他们好多人也都到过黑河采访,那几年黑河的对苏边境贸易和边境旅游特别火,来采访的记者特别多,包括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中央广播电台、《解放日报》《羊城晚报》等国家级和省市级媒体记者纷至沓来,新华社黑龙江省分社的记者前来采访的更多。我和同事接待前来采访的许多中外记者,新华社记者一般是由我接待。我陪同采访时间最长的是景博和王来喜两位老师,陪他们二位走了边境的三个县市,即黑河市(当时是县级市、地级单位为黑河地区)、孙吴县、逊克县,走了不少乡村,也跟新华社记者学习了如何深入细致的采访本领。那次他们二位回去写的稿子因为涉及边境问题,不宜公开发表,发在内参上,而且是级别最高的内参。当时不明就里的人还有些不解,过后我就听到被采访到的个别县市外宣办人员跟我说,两位记者采访了那么多人和事,怎么没有见到发稿啊?不解,觉得有些不可思议。我就和他们解释,但也解释不清,基层是以见到“落地”的稿子为准的。其实记者的任务除了公开报道,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写内参,特别是新华社记者。不过,内参涉及秘密等级,有的到不了地市一级,当然县区一级就更看不到,记者又不好一一通知被采访单位(那次采访涉及许多部门、人员),告知对方在什么时间发了内参(告知也无从看到)。这种不理解或误解也没有办法消除,因为局外人并不了解新华社的发稿渠道、规矩以及记者的职责。我去分社时,景博老师给我看了他和王来喜老师合写的内参作品刊发的《国内动态清样》复印件,记得共连续发了两三篇,标题和文章大意是:黑龙江中苏边境和谐稳定,边境群众渴盼边境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边民期待早日致富。

那几年,我每次去哈开会、办事,都会到位于珠江路35号的分社去看看,也领会报道精神。这样与王长宽、张持坚两位社领导接触的最多,也受他们关照最多。王长宽社长为了建新华社黑龙江分社黑河记者站,专程到黑河一次,当时的行署专员赵培星是他的黑大校友亦或是同级同学。由于现在我记不起的什么原因,黑河记者站没有落实专门的编制,也没有解决专门的办公地,是挂靠到成立不久的地委新闻中心,我兼任通讯员。以后,因为我的住房问题,王社长还给赵专员写了信,虽没能解决,我还是特别感谢王社长的热切关心与鼎力相助。我后来能为时任市委书记赵文洲当了一段时间秘书,也和这段新华社通讯员的经历有关。临调回省城时,赵书记欲举荐我到分社工作,当时由于考虑还没有晋升专业职称,也有住房、两地分居以及孩子转学等困难因素,就谢绝了老领导的好意。事后想来,也有些遗憾,其实那也是一次改变命运的机会,但被我错过了。王长宽社长虽已退休多年,但他对我人生路上给予的特别关照,我永远铭记在心。其实王社长也还一直记挂我,每年春节前都会给我寄上一张贺卡,即使我南来后,也一直没有间断。当时与分社的董立舒、乔禄方、李云生等,记得还有一位本家,都联系颇多,结下友情。

还是回到持坚老师及他的新书。因为发稿,与持坚老师接触的最多,当时黑河边贸热,特别是1992年初国务院把黑河、绥芬河、满洲里、珲春四市确定为首批沿边开放城市(也就是那之后不久,黑河地区改为黑河市,把原来的黑河市改成了爱辉区,这样地级黑河市就成了开放城市,也因此成了四个沿边开放城市唯一的地级市,被批准的沿边开放城市黑河市,遂成为新的黑河市下面的区,即爱辉区,也是至今唯一的一个区)。黑河成了新闻传播的热点地区,持坚老师经常跟我约稿、出题目,我写了稿子,也常常征询他意见,就是那两三年时间,我写了许多反映黑河沿边开放动态的稿子,其中有些由新华社发了通稿,一些稿子在《人民日报》及《人民日报》海外版落了地,在国内传播了沿边开放城市黑河的形象,个别新闻报道还在国外产生了一定影响。为宣传黑河的改革开放,扩大黑河的知名度,提升影响力,尽了绵薄之力。经持坚老师处理,我提供的一篇有关沿边开放的稿子,还上了总社的最高级别内参《国内动态清样》。持坚老师给我复印了一份,还要把刊头隐去,这样我才得以知晓刊发的情况。

持坚,从名字看,硬邦邦的(还有金虎的名字),该是威猛之人,但持坚老师却是那样温文尔雅,典型的江南秀士,多才,又很和蔼、谦逊,没有架子,脸上始终挂着给人如沐春风般的笑,说话和气,从无高声大嗓。无论指导写作,还是布置任务,都是不疾不徐,绝对不会有让人不舒服的感觉,他也不会轻易斥责、批评人,始终有耐心,这也如同他的名字倒过来:坚持。

后来我调入市委办公室工作,最初新华社黑龙江分社驻黑河地区通讯员就设在地委办,与信息科合署办公,因此最初动议我做通讯员,彼时是到地委办工作,后来把这一职责纳入地委新闻中心。阴差阳错,兜兜转转一圈,我还是到了市委办(这时已经撤地建市,地委办已改为市委办)工作。任过综合组秘书、信息科长、市委书记秘书,就不再兼职做新华社黑龙江分社通讯员了,但和分社老师的联系未断。以后陆续听到持坚老师的消息,被新来的省委书记岳歧峰选作秘书,但他未接受,而是选择了调回故里上海。回沪后,先是在新华社上海分社浦东支社,谢金虎也在他之前回沪,两人仍是一起工作。再后来,他调入新华社上海分社主办的《上海证券报》,任总编辑。我也正是在持坚老师任报社总编时,在分别10年后与他又见了面,是在他的故乡上海。去拜访他之前,打电话给他,由于久未联系,他已记忆模糊,也难怪,都10年左右不通音讯了。待到他办公室见了面,他方才想起,遂接上中断多年的连接线。是黑龙江分社的李云生老师告知,才大体了解他的近况,当时我已到电视台工作多年,适逢市委在沪召开知青恳谈会,我作为会议筹备人员到沪,在会议间隙,去位于浦东的报社看他,以后也常常电话联系。他给我的鼓励和建议不少,特别是辞官转行、南下从教,给了我十分中肯的意见和建议,也是在我面临抉择时,帮我下定决心的一位良师益友之一。

我南来后不久,邀请持坚老师来我供职的大学,给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的同学开了一次讲座,讲的题目是:新闻事业的现状、机遇与挑战。是时任系主任赵树宇给出的题目,他按照这一命题进行了精心准备。在北校区和东校区的文通学院先后讲了两场,我都去听了,效果很不错,特别是他举了许多亲历的案例,增加了吸引力。互动环节,也有不少同学提问。

那时,他刚刚退居二线任研究员不久,有了空闲时间,但他没有就此闲下来,而是真的进行研究,他对自己丰富的新闻实践经验进行了回顾与总结,由自身采写经历引出话题,进行理性思考与理论探究。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使他的论文有价值,有可读性,在新闻传播核心期刊发表了多篇。那次我还陪他去了楚州(后来恢复淮安之名,为淮安区)的周恩来纪念馆、周恩来故居、吴承恩故居、河下古镇等处参观与考察。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持坚老师还把他与新闻有关的经历写出一篇篇回忆性文章,最后结集出版。书出版前,持坚老师谦虚,还把绝大部分书稿给我发过来,使我先睹为快。特别是那篇写大兴安岭五·六大火的稿子,让我提意见,我认真看了,觉得无可挑剔,不过也指出了几处小瑕疵,持坚老师都予以接受,让我诚惶诚恐。接到著作《远去的黑龙江》时,我正在给10级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同学上课,就在课堂上,第一时间先让同学们传看了一遍,接着我给他们讲了我了解的名记者张持坚的事迹,给同学们树立一个学习新闻的榜样。当时我恰好讲《新闻采访与写作》课,正在讲采访方法,就以持坚老师这本书为例,谈了记好(也要保存好)采访笔记的重要性,我说他的这本书,主要是根据采访笔记和日记写出的,当时是猜想,我还未来得及看他的大著。回到家细细阅读持坚老师的大作,看贾宏图老师(也是一名知青,下乡就在黑河地区爱辉县哈青农场,退休前是《黑龙江日报》报业集团社长、省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同时也是全国知名作家,曾为我的新闻作品集《大黑河岛,你独领风骚》作序)给持坚老师写的序言《永远的光荣:为祖国的复兴鼓与呼》里提到,这本书是持坚用几十本采访笔记写成的,果然,我还没有瞎掰。

持坚老师自己对这本书是这样概括的:“这本书共分5个部分,一、和前辈的交往。主要写了自1979年我从农场总局报社调到新华社黑龙江分社当记者后,联系省里的上层建筑达16年,得以有机会和中央及省市领导接触,而那时又是改革开放的初始和起步阶段,参与和记录了一些大的事情。二、时代一页。一些自认为有一定价值的人和事。三、人生底色。下乡的一些感悟(大部分在征文栏里和大家见过面)。四、回望新闻。这是我对新闻工作的一些思考。五、情愫。几篇散文。其中一、二为重点。出版之前,“重点”中的主要章节,在黑龙江省委组织部办的《退休生活》杂志、《哈尔滨日报》、哈尔滨人民广播电台等媒体,连载和连播了一段时间,引起了一些关注。主要是干部,他们对那个时期发生的事有兴趣,还有是宣传新闻文化方面的工作人员,因和我是同行。”

书中的主要章节记录了他参与采访的发生在黑龙江大地上的一些重大新闻事件,以及他与中央和省领导交往的史实等。如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1984年对中苏边境地区的“破冰之行”;1987年发生在大兴安岭特大森林火灾的全程记录等。他随耀邦书记在黑龙江边境考察,由于涉及中苏关系,写出的稿子没有公开发表,当时发的是内参,第一次公开发表胡耀邦黑河之行的报道,是我跟他约的稿。1992年,我与同事编了一本《外地记者看黑河》,我向他约写跟随胡耀邦总书记黑河之行的稿子,他很快交稿,写出的稿子名为《难忘的黑河之行》,编的时候,我把持坚老师的这篇稿子排在了全书第一篇,可以说是隆重推出。当时把胡耀邦的边境行以这样的形式公开披露出来,对于编者而言是需要一定勇气的,对于写作者则更需要勇气,因为没有人说胡耀邦的边境行特别是他的关于扩大边境开发开放的重要讲话可以解密了,加之那时对离开总书记岗位不久就黯然离世的胡耀邦,也没有太多宣传。看贾宏图老师的序言得知,贾宏图老师在写作他获奖的长篇报告文学《解冻》时,其中写到关于胡耀邦的黑河之行的经历和讲话,就是来自我约持坚老师写的《难忘的黑河之行》这篇文章,持坚老师的亲历文章,为宏图老师的写作,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五·六大火,持坚老师是第一个到火场并发出报道的记者,当时他恰在大兴安岭采访,他成为那个黑色五月的亲历者、见证人。还有就是轰动一时苏联劫机事件,他也幸运地成为见证人,那是在1980年代中期,一名苏联人劫持一架小型客机到中国,降落在齐齐哈尔市的甘南县境内(也是巧合,恰好是持坚老师下乡的地方),记得当时看到一则新华社发的通稿,很短,那时还不署记者的名字,自然不知道是哪位记者采写的。看了当时采访报道的记者持坚老师的回忆,重温了那段历史,也让我们知晓了许多内情,特别是紧张了多年的中苏关系,竟是以此为契机,开始松动、缓和。

除贾宏图作序,还有也是曾在黑龙江下乡的上海知青、时任《人民日报》协调部主任曹焕荣为该书作序。这本书的出版,战友们给予了热情的帮助。封面设计、书名草书、排版、装帧、作者简介的照片等,均出自兵团战友。这本书的编校质量也是很高的,编辑吴英杰,是黑龙江人民出版社资深编辑,有较深的文字功力,曾在《北方文学》杂志社工作,是一名作家,中国作协会员。她曾陪著名作家、著名编辑家鲁秀珍来黑河采访,我接待过,但匆匆一晤,已过多年,没有多少印象了。通过这本书和持坚老师的介绍,我才熟悉她。她还是我的老领导及老朋友赵洪生的散文集《小草》、王伟刚的散文集《行云集》、韩自力的纪实性小说《边境插队手记》等书的责任编辑。韩自力也是上海知青,在黑河地区爱辉县下乡,担任上海赴爱辉县上山下乡知青联谊会会长,退休前任解放日报报业集团《新闻晚报》副总编、高级编辑。吴英杰也是一名知青,因此与知青文化渊源颇深,她任责任编辑的《北大荒新闻系——黑龙江兵团新闻干事的青春记忆》《知青老照片——上海知青在黑龙江》等书,出版后获评较高。其中《北大荒新闻系——黑龙江兵团新闻干事的青春记忆》一书,持坚老师是编委会成员并任副主编,书中也有他的回忆文章。

持坚老师多写新闻作品,文学作品涉猎不多,就书中收录的几篇散文看,写的情真意切,读了让人动容,比如回忆他姐姐的散文。如果持坚老师全身心投入文学创作,也一定会成绩斐然。

在网上看到一段介绍,说此书经中央党史研究室审定,总体评价是:这是“一部非常出色的书稿。政治观点正确,政策把握到位,文字生动流畅,是可读性很好的书。”

的确这是一本好书,尤其是对于新闻记者,对于通讯员,对于学习新闻采访与写作的学子,对于新闻研究者,对于老知青们,对于流逝了的岁月,持坚老师的《远去的黑龙江》都是一本值得一读的好书。

黑龙江没有走远,他依旧在张持坚老师的心中奔流。

 

本文原载作者的散文集《分界》,中国文史出版社2021年1月版,略有修改

 

作者简介:

柳邦坤,籍贯山东,出生于黑龙江,曾在黑河林区、矿区、高校、市委部门、广播电视媒体工作,后转行到内地任教,现在就职于上海某高校,教授、高级记者。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黑龙江和江苏省作协会员,有散文、评论、诗歌、歌词等发表、获奖、演唱,出版有《带你游黑河》《从大森林里来》《大地上行走》《分界》等散文集。

 

注:本文已获作者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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