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让我疼痛
作者:倪章荣
阅读过无数描述故乡,抒写乡情的文字,它们是那样地美丽醉人,催人泪下,被人争相传阅。无法否认它们的真实性,然而,总觉得哪里不对劲,通过几十年的观察与思考,才发觉,几乎所有与故乡有关的文字都只是选取了最表面最光鲜的部分,都有意无意忽略了最底层最真实的内容。
一直没有描述故乡,害怕遭到非议,害怕面对父老乡亲,害怕被戴几顶大帽子,可又总是如梗在喉,总觉得有违自己的原则底线,不吐不快。于是决定写一部包括故乡在内的以我所见所闻所历为依托的长篇文字。这部长篇文字分为“故乡”、“他乡”、“都市”三部分。当我完成近6迈字的“故乡”之后,终于长长地舒了口气,至少,我可以给自己一个交待了。
这是一部与任何描写故乡的文学作品都不太一样的文字,或许让人惊诧,或许让人排斥,或许与我们标记的故乡相去甚远。没有截取路边几朵艳丽的鲜花,没有专注水面几扇青翠的荷叶,是深入山林的探测,是潜入水底的打捞,是故乡的真实画面和本质内核。它是零散的,也是连贯的;它是局部的,也是整体的;它是静止的,也是漫延的;它是过去的,也是现在的。
故乡平静的外表下总是充满算计、仇视、争夺、极端,哪怕父子,哪怕兄弟,遑论亲戚与邻里。不少父子兄弟因为一点蝇头小利打得头破血流,不少邻里为了三寸土地闹得天翻地覆。不少亲戚之间的客客气气都是装出来的,他们害怕亲戚发达,时刻盼望着亲戚倒霉、受穷、一蹶不振,例子数不胜数;一些人的斗争别人时残忍与野蛮无以复加,哪怕是你的亲人,哪怕与你无怨无仇,只要有机会,只要被允许,他们会争先恐后地跑过来拳打脚踢,欲置之死地而后快。故乡参加斗争会最积极的人中有一个人叫彭明金。他只是一个普通社员,连生产队最小的职务民兵排长都没当过,家庭条件也很差,和我们一样长期饿肚子,可谓“舀水不上灶”的主,名声也不太好——有点好吃懒做,可是,几乎每次大队开会,他都会自告奋勇上台捆打地主富农坏分子。有一次,我与彭明金从镇上走回家,闲得无聊,便问他,斗地主会饱肚子吗?他说,饱什么,出力流汗的,更饿了。我问他那为什么还要斗?他告诉我:也不知是怎么回事,一听说斗地富反坏右,我便来劲。我们那里,像彭明金这样的人很多很多。故乡人的道德观念也颇为独特,男女关系十分混乱,不分前辈晚辈,也不管亲戚邻里。可他们似乎对这些已经习以为常。我大舅曾经得意洋洋地告诉我们:他当民兵的时候,经常将步枪往地主小老婆床前重重一放,地主小老婆便乖乖让他上床。某生产队有一个偷人上瘾的女人,被偷对象的女人和家人怎么羞辱她都无济于事,她的丈夫对堂客的行为从未有过制止和教育,有人问他为何这样?他回答说:女人好这一口,管也没用,萝卜扯了洞还在,又没少一块肉。这样豁达,这样通透,不佩服都不行。
故乡也有绚烂,故乡也有温馨,故乡也有让我涂饰纯粹与美好的颜料。青翠的山,蜿蜒的河,蓬勃的野草,鲜艳的野花,满山的野山菌,满田金黄色的稻穗,啃食青草的牛,不离不弃的狗,在小河沟里捕捉鱼虾时的兴奋,大年初一奶奶生日时的热闹与口福,节日里一盆香气四溢的猪肉带来的幸福,一件崭新的衣服给予的自信,掉进水里被乡亲拉起后的感动……可惜,这些并非我们生活的本来面目,只是堆积如山的艰难日子里的些许点缀,只是山头上偶尔闪现的磷光,就如同黑夜里的一只火把,不足以驱散全部黑暗,就如同将一包红糖撒进河里,不足以让生活变得甜蜜。
故乡,应该不仅仅只是我们那个小村,那个小镇。
29岁离开故里,30多年了,每年回家的次数不过三四次,最先10来年里一年还只回来一次。前面的10多年因为飘忽不定和路途遥远,这20年已经工作稳定、生活无忧,省城距离老家不到300公里,依然回来很少。不会开车只是借口,有段时间,因为工作的关系,单位给我配有专车和专车司机,那个时候公车私用比较普遍,我完全可以多回来几趟,然而我没有。除了懒惰、淡漠、沉浸于玩乐享受之外,还有对故里对亲人难以言表的复杂感情。
对于父母,对于亲情,我的感情无可名状,血缘亲情无法改写,可又经不起检视,每次回来,我都会紧张、惶恐、不知所措。无法与他们割舍,却又亲近不起来。每年都在回与不回中矛盾、犹豫、自责、痛苦。回家后在亲戚面前总是感觉不那么自在,委托我办的事情没几件办好,与他们聊天又不知该说什么,他们喜欢听的话我又说不来——比如他们问我:什么时候解放台湾?
大多的时候,除了坐在稻场上吹风或坐在火炉边烤火,就是在房前屋后转圈,听听鸟叫,看看夕阳,不停地践踏被我践踏了几十年的花草泥土。
父母相继过世之后,我长长地舒了口气。
(倪章荣,笔名楚梦。)
注:本文已获作者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