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老兵（十一、十二）

上海老兵（十一、十二）

作者/池征遥

（十一）二进南汇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

一九七二年四月底，我以优异成绩，圆满完成了团里的军体培训和参赛任务。还未及休整，就又接到命令，从市区联义山庄回到了南汇农场本营十三连一排任班长。    

相对于市区，农场要艰苦的多，紧张繁忙，但也充实有趣。往事连连，留下了许多让人难忘的回忆。

 “报告排长，一排一班班长池正途前来报到！”

那天当晚，我敲响了排长赵怀富的门，立正行军礼，大声喊道。

赵排长随声答道：“请进！

见面后，双方一开口说话，都感到很惊讶：“你是…”？我也跟着说了声：“你是…”？“原来我们是同乡”！我俩异口同声回答了对方的疑问。

赵排长的老家和我的老家相隔只有三里地，是我的堂妹正美爱人赵怀斌的堂兄。他于1968年入伍，但在之前我们并不认识。

 “我代表全排欢迎你回到南汇！”排长显得非常热情兴奋。

看过小说《牛田洋》的人，都知道讲的是广东汕头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军民协力，在牛田洋用了一年的时间克服了淤滩筑坝，吃尽了千辛万苦，最终围海造田成功的感人事迹，和我们部队农场的经历非常相似。

我离开农场一年多时间了，当再次站在这里让我惊叹：“南汇农场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1971年初，警备团命令我营由市中心开进南汇参加围海筑堤大会战，三个月后被留下，在大堤内垦荒造田。而后，用了三个月时间，硬是把杂草和芦苇荡翻了个底朝天，上万亩的农场和营建在我们的手中掘起。

1971年6月我离开这里回市区联义山庄，那时战友们还住在老百姓的家里，生活还很困难。

如今有了自己的营房，生活设施一应俱全。一排排的红砖瓦房，高耸的大水塔，水泥篮球场地，营区周围的绿树成荫，房前屋后的花草争芳斗艳。连队与连队之间的马路相通，高压电网连到了营区。田野里庄稼绿油油的，油菜花香飘四溢。站在田头放眼望去，一条条笔直的排灌渠隔成的地块非常整齐。此时，农场真的如诗如画。

农场成立了机耕队，大型拖拉机随处可见，这让我很羡慕。队长是本营十二连的文书提干的。我同年入伍的老乡吕祖昌在机耕队里当班长，他很精明能干，场里的大小各类农机他都能操纵，可谓得心应手。有时看他驾驶着东方红履带式拖拉机耕地，就象开着坦克在冲锋，威风凛凛。他们在农场建设中立了头功，当初他们驾着铁牛面对无边的芦苇荡日夜不停地深耕细耙，把芦苇根搅的稀烂，天天来回翻整土地，为我们后续种植打下了基础。

农场的小集镇已具雏型。环境变了，我的心情也好了。

我回到农场后，全军大练兵大比武方兴未艾。农场的任务很重，既要保证军训有序推进，还要保证完成生产计划任务，为部队后勤供给提供保障。

在连排长带领下，我们一手抓军训一手抓生产。军训主要利用早晚间和农闲的空隙，确保白天的生产不受影响。

给我的第一印象是，这是一支整体素质过硬的队伍。

在外人看来种地的部队一定很松散，但警备区对农场部队的组织纪律、战斗作风要求很严。 “农场部队是轮换的，今天在农场，明天可能上战场。”我的带兵老连长黄利德就是一个典型的执行者，经常用这些话要求大家：“我们既要能农，能工，也要能武。拿起枪杆能卫国，扛起锄头能种田。”

黄连长是上海崇明岛人，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入伍，中等身材，体格健硕，说话声音很大，表情严肃。他做事认真，对任何事都没有半点含糊。他常说：“打铁先得自身硬，喊破嗓子不如做出样子。”

每天部队上下工他都亲自带队，队列整齐规范；携带锄头时，统一扛在右肩，并喊着“一二一”口令，唱着嘹亮的军歌来到田边地头；下到水田干活时，以班为单位鞋头朝一个方向摆放整齐；吃饭前也唱一首歌才进饭堂。全连生龙活虎，士气高昂，保持了优良传统和作风，带出了一支综合素质较高的队伍，展现了部队的形象。这正是我们参加首次军体军技及军演取得成功的秘诀所在。

他认定：“种地如同打仗，不能有半点虚假。 农活要有所遵循，把荒地建良田，实现丰产，必须实干加巧干。”

所幸我们的黄连长做事善于动脑，讲科学方法，目标和实施方案明确。且善于树样板引路，按标准作业，每项工作均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成果。

黄连长言必行行必果，处处以身责则。指导员张启孝积极配合，同心协力。支部一班人率先垂范，较好地发挥了战斗堡垒作用 。

为了提高产量，农场起初种植棉花、黄豆、山芋、油菜、玉米和高梁等旱作物，以改良土壤，为后来开展大面积种植水稻夯实了基础。

旱粮一年种收两茬，第一茬收割完了后，根部重新长出苗来，就及时锄草松土施肥浇水，给足营养保证了二茬的丰收。

还有玉米和小麦，收完后就抢种豆类等，做到了“双抢”。

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我们经常开船运大粪，然后用桶挑到地里施肥。挑粪走在狭窄的田埂上，经常有人滑倒，浑身都是臭不可闻的粪水，每天衣服都被浸的又脏又臭。

有一段时间，农活特别忙。每天要给稻田除草打农药。在烈日炎炎的夏天，打农药真是苦差事，装满药水的桶有二十斤重，背在身上全是难闻的药味，一背就是四五个小时。稻田里气温有时高达40度以上，水被晒得烫脚，闷热的天气再戴上口罩让人感到有些窒息。

农场的指战员们每天都是披星戴月，拼命地干活，劳动强度如此高，工作量如此大，像我自小生长在农村吃惯了苦的人，都感到难以承受。

虽然我们流过汗，甚至流过血，但从未有人流过泪。

来自浙江嵊州、江苏涟水和安徽肥东等地的战友，他们带来了家乡人民特别能吃苦的精神，插秧娴熟，都是干农活的行家里手，承担了又脏又累的“植保工作”，任劳任怨，为完成全班的生产任务提供了保证。

来自城市的兵和一些高干子弟，他们也无所畏惧，无怨无悔，和我们并肩作战，坚守阵地。让我敬佩的是，和我同年入伍的王海宁、王志毅等也是班长，多次放弃回总部全训的机会，一直在农场干到了退伍转业。

附近的兄弟连队和当地农场的领导，经常组织相关人员，到我营参观学习，请予指导。

一年四季，春种秋收。我们的辛勤劳作换来了丰收景象。看到田野上，高粱成熟时，沉甸甸的头压弯了腰；玉米怀中棒棒的胡须随风飘荡；茫茫一片白色的棉花；一望无际的农作物随风如浪潮翻涌，整个农场就像一座美丽的大花园，让人陶醉。看到一辆辆卡车把丰收的粮食运往团部时，我们内心充满了无比的喜悦。

在农场的这段时间，我学到了很多东西，生产技术提高了，当班长的管理能力也提升了。每当排长外出时，连里都指定我履行代理排长的职责。

1974年底，警备团决定由本部一营来轮换我营回上海大场营房开展全训，至此我第二次告别了南汇。

（十二）永别了父亲

一九七二年十一月，藏北已是冰天雪地，风沙弥漫。父亲终于脱出身来，从西藏回内地看病。

经推荐，先去了邻县盱眙医院。“您这病的不轻呀？怎么现在才来！”初诊为食道癌，在当时就是“不治之症”，接诊的医生惊嗔道。

 “他还那么年轻，小弟弟池正逸才三岁，家里家外都还需要他。”获此消息，全家人如雷轰顶，一下子全懵了。

十二月，父亲在后母沈桂英的陪同下来到了上海。没想到，时隔五年后，我们会是这样见的面。

他们先是住在金陵路大世界后面约二百多米处的红松旅社。那时在上海住院非常困难，外来人员就更难了，需要出具原地卫生厅的证明。那时通讯交通都很落后，如果照此办理，恐怕来去要两个月才能办成。

“你们不要担心，我们想办法帮助你们解决！”

 时任西藏那曲地革委主任热地（后调任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主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告诉我们已给曾在中央党校一起学习过的上海市有关领导马天水和王秀珍打了电话，向他们求助。很快被安排住进了上海肿瘤医院，最后确诊为食道癌晚期。

当时那曲地委专门派来了家在上海的援藏干部费瑾妇夫来协助照顾我父亲。

一周后，肿瘤医院建议我们转院到当时条件较好的胸科医院去做手术。这期间，上海知青秦懿、吴言两家帮了大忙。他们都是第一批插队到来安张山的，是我后母在知青办公室时的工作联系对象。他们父母是公职人员，对上海情况非常熟悉。没想到秦懿她妈何慧敏的胞妹何静就在胸科医院医政科工作，转院之事很快办妥了。

奇巧的是西藏军区总医院胸外科主任陈军医，正好在胸科医院胸外科挂职副主任进修，后来凡是医疗方面的事都是他出面帮助解决了。

西藏那曲的领导对我父亲的治疗，给予了极高的关注。地委第一书记曹旭（后任自治区政府副主席）和书记闫文林专程赶来上海，全程安排我父亲动完手术出院后才离去。

在他们来上海前，还特别安排我已在西藏工作的遥弟来上海护理父亲。

他们在医院向我们介绍说：“你父亲是我们一位很好的同事，他在西藏工作十五年，一贯公而忘私、勤勤恳恳，忠于职守，在平叛中还受过伤，是对西藏有贡献的好干部。我们后来才知道，他已病了很久。半年前提出过回内地治病一事，但因负责筹备地区第一次党代会的事务和工作报告的起草工作，耽误了治疗。我们都感到有愧于他，希望他能战胜病魔，化险为夷。同志们都在盼望他能重返工作岗位！”

父亲住院前，我已调回南汇新港农场本营十三连当班长，冬季生产和冬训任务非常繁重。家事与部队上的事赶在了一起，我焦急万分。部队首长得知情况后，特批我一个星期的假赶回了市区。

父亲见到我时，把我和遥弟拉到跟前，左端又详，动情地喊着我们的小名说：“我的大饶仔、三一仔你们都长大成人了，为父是多么的高兴呀！过去我为了工作，去了西藏，离多聚少，未能照顾好你们，让你们受了苦和累，我对不起你们，希望你们能理解。你们能有今天很不容易，都很争气，为我争了光。今天我若不能与你们长久，也心满意足了。假若我能度过这一关，我会加倍地爱你们！”我们父子三人，就这样当着病友们的面，痛哭流涕，诉说衷肠。

在父亲确定做手术的前三天我和弟弟陪同他到附近理了发洗了澡，这成为我们这一生对他唯一的一次贴身贴心的关怀。

父亲的手术很顺利，看上去恢复的比预期的还好。但医生说：“还需要有半年以上的观察期。”我们感到无比的庆幸和宽慰。

一九七三年的春节就要到了，在征得医生的同意后，我们办理了出院手续。部队又准我一星期的事假，一道陪同父亲回到了老家。过完年初三，我和弟弟在父亲的催促下，先后启程返回单位了。我们也知道父亲的病情并不乐观，但也不能长久侍候在他身旁。

半年后，我父亲日渐体衰、病痛加剧，复返上海胸科医院。这一次，我妻与沈母、姐姐、姐夫一同来到了上海。我再次见到他，竟然是永别。时间永远定格在一九七三年七月二十八日下午，父亲终因癌细胞扩散至全身，无药可救而逝世，享年47岁。

后来从父亲的曰记中知道他是很爱我们的。我很喜欢他从西藏带回来的大头皮靴和羊皮手套。我一直珍藏着他在我上小学时送给我的珍贵礼物“英雄100”金笔。这支笔曾在全公社的小学生运动会上失而复得，陪伴我走过一步又一步、一年又一年，书写着我的人生篇章。

父亲生病期间，我们未能竭尽忠孝，让他晚年幸福，留下了很多遗憾。特别是他在临终时，没有穿上一件新衣服就离开了我们。那时买布料衣服需要布票，当时联系了上海市政府办公室的同志答应过帮助解决，但他没能等到那一天。

古人云：“千金救命医深恩，义重天地报知音”；“万言不尽谢知己，慷慨相助感心期”；“谢君恩义情曾泄，感激涕泪滴沾巾”。

我们从西藏、上海地方和部队，以及医院、友人的关怀中，感受到了组织的温暖，感受到了人间大爱。

父亲第二次住院后，向我们说：“孩子们，为父这次可能要走的更远了。这一段时间，影响了你们的工作和生活，我深感不安。我这大半生都给了西藏，没能给你们留下任何财物，深感内疚。望你们今后自强不息，靠自己的努力奋斗，创造美好的未来。一定要记住有恩的人。要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在各自的岗位，做好工作，实现父亲的心愿，完成未尽的事业，为党和国家作出应有的贡献！”

这就是我们的父亲，他一生历经艰辛，表现出来的坚强与信念和谆谆教诲，深深地植根于我们的心中，成为我们前行的动力。

注：本文已获作者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