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老兵（五、六）

上海老兵（五、六）

作者/池征遥

（五）首次军训

“联义山庄既是我们连的宿营地，也是我们的训练场地，后勤保障基地。现在这里就是你们的家了！”

第二天清早，集中跑操前，排长给我们介绍了这里的环境，带领我们围绕山庄巡视一周。

这联义山庄非等闲之地。

它原是一处墓地。位于上海共和新路西侧与东侧的彭江路口相对，在鼓风机厂南边约五十米处，一条小路直通山庄里面。

进入山庄后，很远就能看见有一个大石牌楼上嵌着“联义山庄”四个描金字匾。牌楼前约五十米有一条南北向的水沟，水沟上修了一座小石桥，和外面的水沟相连。

据史料记载，联义山庄原先叫广肇山庄，也叫林家花园。始建于一九二四年（民国十三年），早年由广东富商林镒泉出资购买十亩空地建了一处私家坟地。后来随着广东籍客商在上海越来越多，粤商联合会就接办了此坟地，规模逐渐扩大到二百亩，后来又扩大到四余亩，并正式定名为“联义山庄”。这四个字，是由中国晚清到民国时期重要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代表人物康有为题写的。

至一九五六年，山庄埋葬棺柩四万余具，内葬有许多名人，如阮玲玉、孙中山的谪系广州军政府海军总长等。

一九六六年后，因文革开始，该山庄拆废。

排长告诉我们：“四营是于一九六八年新编建立的。四个连队和营部在山庄里都分有菜地和养猪场。机炮连盖了三幢平房，连队还喂养了二十多匹马，用于拉车驮炮。我们连队进入时，只建了一个大饭堂兼宿舍。”

当时山庄里的棺柩全部拆了，到处是坑，石柱石板横七竖八的，尸骨头颅到处可见。道路两侧曾经两三人合抱的大树被锯倒。里面唯一的象样的建筑只剩一座，它成长方形两边是厢房，两头是大厅，东西头大厅是两层。大厅的角是飞檐，看上去很壮观。厢房内存有很多无人认领的骨灰盒。

我们连的人大多来自北京、浙江、江苏、河南、安徽等省市。新兵进入后全部都是打地铺。大家团结友爱和睦相处。业余生活有打篮球，打乒乓球，教唱革命歌曲，还有下棋比赛等。新兵伙食标准是每天每人四角五分钱，连队有补贴。早上稀饭馒头，有时还吃油条；中午晚上都是米饭；八个人一桌“三菜一汤”，日子过得还算丰富多彩。

我们就地开始了参军后的第一次军训。

首先练的是队列、走正步、跑步。而后，是“一枪一弹”训练，一枪就是步枪百米胸环靶实弹射击、一弹就是手榴弹实弹投掷。

当时天气已很冷了，但室外训练始终没有停止过。

“大家要掌握要领，先装定标尺，第二据枪，然后瞄准；标尺的缺口上沿与准星的上沿平齐再对准靶子十环的下方；三点一线瞄准后屏住呼吸用食指慢压扳机，做到有知有觉地击发，不知不觉地枪响。”

排长每次带领我们练瞄准，都会反复要求我们这样做。每练一个科目都会先让我们去体验实物。

对其他科目如列队、走正步等也都一丝不苟。

“万丈高楼平地起，基础练习最重要。”这是老兵们常说的一句话。

我们每天八小时训练，练就了基本功。

回忆这段时间，同乡战友章正兵说：“投弹、队列、起步、正步、跑步走等，我们基本上没费多大功夫，五次夜间紧急集合打背包训练却难坏了我们。”

第一次紧急集合，非常紧张。摸黑起床，有的人背包带未扎紧跑步时被子散开了，只能抱着跑；还有人把裤子穿反了，把鞋子穿错了，真是洋相百出，吓得晚上都不敢脱衣服睡觉。但几次下来后，通过严格地训练都有了很大的进步。

“晚上单兵上岗站哨，也是吓坏了不少人，但锻练了我们的胆量。”同乡战友陈正其说。

第一晚，排长把我们带到一处无房无人的地方留下口令就走了，两小时一轮换。

因为白天我们看到这个废弃了的公墓区，到处散落着死人的头骨。轮到我上岗时，身上不时的起鸡皮疙瘩，不停地想小便，只要有点响动浑身冒冷汗。听说还有比我胆小的，被吓哭了。

“还有最后一次进行手榴弹实弹考核，太刺激惊险了。”同乡战友刘云海回忆当初时说。

普遍感到有难度。实弹到手后，盖子打不开，拉火环不敢套指上，手发抖。我原来能投掷四十五米远的，实弹时手臂无力，结果只投三十米。还有人只投出十几米远。

经过上下努力，我们去芜存菁、攻坚克难，如期圆满完成了训练任务。

从实践中切身体会到：“部队就是一座大熔炉，是一所大学校，是一面旗帜，也是英雄辈出的地方。”

“还记得在集训期间，我们连发生过一件震憾人心的事，让人终身难忘，成为我们前进的动力和永远学习的榜样。”同乡战友吴忠鹏说到此感慨万分。

是的，那天晚上，紧邻山庄西侧我营机炮连围墙外的兵工厂突然遭遇重大火灾。

“快来救火呀！”不远处传来了呼救声。

哨兵发现后，立即向连领导报告。

当时连里有三十多人留守饲养二十多匹军马。连领导立刻召集我们赶赴现场，一起去救火。

我的老乡，六八年老兵汪正山，冲在最前面。当他发现一名女青年昏倒在向前移动的大炮轮下，千钧一发，面临危险时，毫不犹豫，挺身而出，英勇果断地用腿顶住了炮轮。女青年得救了，汪正山却倒在血泊中，他的腿被压断了。

大家都被汪正山的壮举所感动，向他慰问致敬。南京军区《前线报》，刊登大幅照片和长篇报道，称他是：“时代英雄，最可爱的人。”

后来，汪正山提干了，不久转业去了滁州铜矿。

“汪正山是我们军人的骄傲！”

当年的战友都敬佩他，赞扬他：“履行了一名军人应尽的职责，展现了军人本色和军魂，给部队争得了荣誉，为家乡争了光，用青春热血谱写了一曲赞歌，向上海人民交出了一份闪光的答卷！”

（六）人民广场的通信兵

在联义山庄集中训练进入收尾阶段，恰逢年底退伍高峰期，连里走了一批老兵，眼看着我们就要补充到各班排去支左了。

那时警备团各部队的主要任务是支左。

听说同乡战友许大才、徐务广他俩已经去上海市政府机关支左多日了。

就在我们准备去支左的前一天，营部书记汪沛来选调通信员把我选上了，使我失去了一次支左的机会。

通信兵是一个大家耳熟能详的所谓“特种兵”，古往今来，全世界都有之。

新兵集训结束的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奉命乘坐市区46路公交车，前往驻扎在人民广场的营部报到了。

再次走向人民广场心情倍爽。

特别是经过南京路时，就像久别的老友又重逢。

我对南京路有一种特殊的感情，虽然没来过这里站岗、放哨、执行督察任务，但那里一直是我们三营属下的八连，即过去名声远扬、老幼皆知的“南京路上好八连”的执勤地段。立马想到从小就印入灵魂深处的好八连及电影《霓虹灯下的哨兵》。想到了曾经当过好八连指导员的团政委、同乡王传友，他后来成为南京军区政委杜平的乘龙快婿，当上了警备区政委，成为来安县的骄傲。那种自豪感、荣誉感由然而生。

记得那天，书记来到联义山庄召集大家面谈，询问每个人的姓名、年龄、文化、籍贯等。大家都想去营部，憧憬着通信兵美好的未来。

谁知，第二天一大早，新兵小王去了营部，但是不一会就返回了。紧接着，史排长跑来通知我，要我马上整理行装去营部报到。就这样，我成了营部的通信兵，连头带尾干了两年。

从那时起，我知道了营部书记就是营部的内勤排职干部，他分管通信班。

“池正途，欢迎你，现在你正式成为营部通信班的一兵了。”

再次见到书记，他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并向我介绍了营部的大概情况及主要任务。

我们营部通信班一共有六人。班长许正来和副班长李恒章也都是安徽滁县人。后来我才知道，在这之前，警备团在滁县地区招了三批兵，可以说到处都有滁县人的身影。

原以为，当通信员就是送送报纸发发信，平时帮领导搞好服务就行了。自从营教导员朱炳盛给我们上了那堂课后彻底改变了我的印象。

“通讯兵是营领导的眼睛、耳朵和腿。战时我们许多作战意图和命令，要靠你们传递和送达。要知道，你们是代表我们代表上级去的。你们的任务很重要。为了战时少流血，平时就要多流汗！通信员要机智勇敢，不怕苦，不怕累。要加强训练，提高执行任务的技能和本领。”

朱教导员是一九四七年从山东入伍南下，枪林弹雨中走过来的。他给我们做的专题演讲，使我们认识到：“通信员不只是倒茶端水接电话分发报纸和信件。”

为了当好通信兵，我们每个星期班里除了坚持“天天读”政治学习外，还不定期的开展业务培训。如查看地图，指南针的使用，夜间识别方向，以及夜间和白天找点训练等。

我还专门去了一趟大场，向在二营部当过通信员的小表哥张凤余取经学艺。    

“当通讯兵就要耳聪目明，脑勤、手勤、腿勤，做事要反应敏捷，干净利索；要比别人能吃苦，什么活都能干；要尊重领导，还要能团结同志。” 这是小表哥的切身体会。

他是一九六八年底入伍的，比我早两年。因文化太低，当通信兵一年多，就去喂猪了。他当兵三年，就靠刻苦勤奋，任劳任怨，第一年就入了党，每年都被评为“五好战士”。

人民广场位于上海市区的中心地带，是全市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展示上海形象的一个窗口，同时又是市民重要的休闲娱乐场地。

我穿梭往来于广场周边各连队和各支左点，活动空间很广很宽，很快熟悉了这里的环境。

“通信兵真的是个苦差事。”经历过的人都这么说。

回忆我当通信兵那会，苦中有甜，苦中有乐，虽苦犹荣。

那时，部队训练项目很多，任务很重。我们经常在冬夜被叫醒，拿着上海地图去找点。夏天，要去训练泅渡游泳。每天早上绕着人民广场练长跑。还要经常开展投弹和手枪射击练习。

现在还清楚地记得一九七O年冬季，为时一个月，我参加了全团野营拉练的情景。

我们通信员分到每个营领导身边负责保障。我跟随杨营长，行军时除了要携带我自己的物品外，还要背营长的手枪和望远镜，为营长捆绑背包。每次出发，所有与指挥作战相关的物品东西都要安全地装进马拉的保障车上，到了宿营地再把它们搬运到住处摆放好。经过一天的行军非常疲劳，别人已经入睡了，我们通信员还在不停地奔忙，摸着黑夜，顶风冒雨，忍着脚底伤痛，要把营部首长的指示和当晚的口令送到各连住地。

我们从拉练中练出真功夫，经受了从未有过的考验。

第一年，我入了团，被评为“五好战士”。第二年我光荣地入了党，当上了副班长。

注：本文已获作者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