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

我的父亲

作者：张钟涛

父亲离开我们一年多了，一年来，父亲的身影和音容笑貌总是在我的眼前晃动。有时，我又朦朦胧胧的觉得好像父亲还活着，只是一段时间没有见到而已，当我回到白云鄂博、回到母亲身边，我才发现父亲真的不在了，清明节这天，我又一次来到父亲的墓地，看着那块黑色的墓碑在风中竖立着，我哽咽的说：“父亲，我好想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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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1936年2月17日，生于辽宁省绥中县网户公社前甸子村。在这之前，父亲有个姐姐，但奶奶生下她后不久就夭折了。父亲六岁那年，爷爷给日本人当劳工，因染上了肺病吐血而死。两年后，奶奶过门，嫁给了北山条石沟村一个姓何的人家。丢下了只有一只胳膊的太爷和只有8岁的父亲。从此，爷俩相依为命，咀嚼着苦涩的命运，我在跟父亲闲聊的时候，曾经也想详细的了解一下父亲的这段经历，但父亲几乎很少跟我讲起他童年的往事。父亲之所以不愿对我讲的原因，是与奶奶扔下他们爷俩改嫁他人，有直接的关系。母亲因为与父亲从小就住在一个屯子里，尽管母亲那时还小，但还会依稀的记得，父亲小的时候很穷也很苦，他跟着只有一只胳膊的爷爷，连吃饭都成问题，经常是东家一口，西家一口，好心的邻里都知道爷孙俩不容易，所以，都愿意接济他们。听父亲说，太爷虽然读书不多，但还懂点医学，所以，平时给村里人把个脉，开点中草药，换点粮食来维持爷俩的生活。10岁那年，父亲去离家只有二里多路的新力小学读书，同去这所小学读书的还有我的母亲。后来，我一直都在问母亲，“父亲家里那么穷，哪来的钱去读书呀？”母亲说：“那时上小学不用交钱，谁想上都行，而且对年龄也没有太严格的规定，大部分孩子都是十一二岁才去上学的”。在村里的小学念完了高小之后，父亲和母亲都没有继续去念初中，因为那时如果念初中，就需要交学费了。这在当时的农村，能拿出钱来让孩子念初高中，是非常不容易的事。现在想起来，在那个年代，能够读完小学也是不多的， 后来，母亲能够读《圣经》，父亲能读古书，写一手好字，与读完6年的小学，也有直接的关系。读完小学之后，父亲已经是一个16岁的小伙了，完全可以下地劳动了，母亲也开始跟着姥姥学着编草帽，帮助姥姥做些家务，那时的父亲，在无任何依靠的情况下，是怎么过来的就可想而知了。父亲离世以后，我一直陪伴在母亲的身边。我曾问过母亲，你是怎么认识父亲的？母亲说：“都在一个屯子里，又在一个学校上学”，后来，我在和母亲闲聊的过程中，才知道父亲和母亲是自由恋爱的，这在当时农村盛行包办婚姻的情况下，父亲和母亲的结合是遇到不少阻力的，母亲说：“当时家里人都极力反对，主要是因为你爸家里太穷，而唯一没有反对的就是你大姨，这也是你爸后来对大姨一家人好的主要原因”。1955年的春天，20岁的母亲不顾家里人的反对，毅然嫁给了小她一岁的父亲。听母亲说，“结婚的那天，父亲连双像样的被子都没有，也谈不上什么彩礼，两手空空的把母亲领回了那个破旧的家里“。现在看来，母亲的眼力没错，父亲虽然贫穷，是个孤儿，但他内心的深处，总是有一股不甘示弱的劲头。这在以后的岁月里，得到了很好的证实。父亲结婚以后不久，在村里当上了青年队长。这个官虽然不大，可在村里上百户人家，也算是出人头地了。这对于当时极力反对这门婚事的姥爷，姥姥等人，似乎对母亲的选择有了一些同情和理解，也对父亲有了一定的好感。父母结婚后的第二年冬天，也就是1956年11月17日，我来到了这个世界，后来又有了弟弟和妹妹。做了三年青年队长的父亲，因为工作积极肯干，村委会又把父亲做为入党积极分子来培养。那时，因为我们还小，关于父亲忙里忙外的身影，已经没有任何印象了，听母亲说，那时父亲一心忙队里的事，照看孩子和地里的活几乎都由母亲一个人来承担，在生下大弟的一个星期后，母亲就下地干活了，父亲当青年队长时，想拉近乎的人也不少，母亲说，那时家里每天都人来人往的，但父亲从来也没有跟我们提起过这些，可有一件事，父亲不止一次的讲过，他说“有一天晚上，有人给家里送来一袋子黄豆，后来，第二天早上父亲又把这袋子黄豆给人家送回去了”，父亲说“吃人家嘴软，拿人家手短，我不干那种事”。父亲之所以经常对我讲起这件事，其实也是在教育我们，与人处事往来，要心怀坦荡，决不能占人家的便宜。这也是父亲一生都在恪守的原则。1958年的春天，父亲做为骨干，带着村里的一批年轻人到北山修水库，在那段日子里，父亲除了体力上的煎熬以外，更多的是心里上的煎熬，每到夜深人静的时候，父亲望着工棚上的天花板，总是彻夜难眠，他想母亲，也想我们，他的脑海里总是浮现着母亲拉扯三个孩子的情景，生活上的窘迫和贫穷，让父亲连连地追问自己，难道就心甘情愿的在这里呆上一辈子吗？有一天，父亲从水库回到家里，对母亲说“他想离开农村，到包头找大哥去”。母亲不解地问，“包头在哪呀 ？”，父亲说“在内蒙古大草原，他听汉文大哥说过，那边能找到工作，还能挣到钱”。母亲说“那边是不是很远，你一个人怎么去，另外，你走了，这个家怎么办？”，父亲说“我先看看去，如果好了，就把你们接过去”。第二天一大早，父亲去我大娘家要了大伯的地址和电话，就这样，两天以后，父亲一共凑了10元钱，就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开往包头的火车。临走的那天早上，大姨还把兜里仅有的5角钱塞给了父亲，这一年是1958年的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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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到大长在农村的父亲，从来没有出过远门，这趟从辽宁绥中到包头的火车，足足跑了三天两夜，到了包头火车站以后，父亲以为就可以见到大伯了，但给大伯打了电话才知道，他工作的地方在白云鄂博，离包头还有150公里的路程。于是，父亲又坐上了开往白云鄂博的火车。晚上十一点多，火车终于停在了那个叫白云鄂博的小站，下了火车，父亲茫然四顾，漆黑的夜晚，人影绰绰，到了站门口的时候，才见到几盏微弱的灯光。此时，大伯已经在那里等候父亲了。大伯和父亲都是一个屯的，小时又在一起长大，虽然年长于父亲8岁，但一直对父亲非常好，所以俩人像亲兄弟一样。大伯也是因生活太穷困离开了家乡，独自一人来到了大草原。兄弟俩在异地相见，显得格外的激动。从火车站到大伯住的地方有近5里的路程，父亲跟着大伯，深一脚浅一脚的走在一条坑洼不平的土路上，足足走了近一个小时。后来父亲回忆说，“那个夜晚，他们就住在了一个大帐篷里，里面东倒西歪的躺满了人”。第二天早上，大伯领着父亲来到了一个小工棚里，对着里面的人说，“这是我弟弟，叫张成文，你给分个活儿吧”。那个人看了看父亲，觉得又年轻，而且身体也挺结实，于是，对大伯说，“有介绍信吗？”，父亲说，“没有”，大伯往前凑了凑说，“出来的急，也没开上，我担保没问题”，就这样，那个人也很爽快地说，“好吧，明天就去土建队沙场干活”。出了小工棚，父亲在大伯的引领下，先去土建队看了看环境，当时，全国支援包钢，白云铁矿也在如火如荼的建设中，整个现场也是一派繁忙景象。在父亲的心里，条件再艰苦，环境再恶劣，只要有钱挣，有饭吃，他都心甘情愿。后来，父亲对我说过，在沙场近一年多的时间里也是最艰苦最难熬的日子，为了能攒点钱给家里寄去，父亲省吃俭用连一条衬裤都不舍得买。1959年经过紧张的建设白云铁矿破碎储矿槽已经建好，1.5米的破碎机也可以生产了，矿里急需从外来务工人员中，挑选一批身体好，还要有点文化的人到破碎车间，而父亲被列入到名单之中。经过两个多月的岗位培训，父亲成为了矿山第一代皮带工。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直到父亲60退休，他就再也没有离开过这个单位。听母亲说，当时父亲在矿山的时候，最初每月能开十几元工资，后来又涨到三十几元， 有了固定的收入，有了稳定的工作，父亲就开始考虑该把我们母子接回矿山了。1960年的新年刚过，母亲收到了父亲的来信和汇款，让她在月底前，带着孩子们来白云，母亲当然感到很高兴了。1960年1月15日，我们兄妹3人跟着母亲，踏上了开往包头的火车。那年，我才4岁，大弟3岁，妹妹2岁。现在我还记得，在火车上，母亲给我们每人买过一盒盒饭，那是我在当年的时光里，吃的最香，也是最美的一顿饭。时至今日，我都无法忘记。下了火车，前来接我们的是父亲和大伯，父亲见到我们，显得如此高兴，他把我们兄妹3个，一个个的抱起又放下，其实，父亲离开我们尽管只有一年多，但我们像分开了许久一样，这次见到父亲都觉得有些陌生了。在这之前，父亲已经为我们租好了房子，是矿区9号街坊的一间只有一室的砖瓦房，房子虽然不大，但在那个年代，很多人都住在简易土房的情况下，对于我们来说已经是很不错的条件了。那个夜晚，我进入了梦乡，也就是从那个夜晚开始，白云鄂博也成为我魂牵梦绕的第二故乡。在后来，父亲曾多次的对我讲过，他说这一生最值得炫耀也是做的最正确的一件事，就是把我们从农村带了出来。父亲每次说出这话的时候，脸上总是洋溢着一种骄傲的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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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记忆中，父亲一直都很苍老，从我们来到矿山的那天起，我看见，父亲每天都在不停的奔波和忙碌着。那时，我无法知道父亲每天都在忙些什么？只知道，父亲早上出去了，晚上才回来，或者晚上出去了，早上才回来。直到我6岁那年，母亲带着我去过一次父亲工作的地方，也就是破碎车间，那个小小的皮带房，被粉尘笼罩着。我才知道，父亲每天起早贪黑的，就是往来于这个机声隆隆的厂房里。父亲责备母亲，不应该把我带到这里，母亲说：“家里钥匙忘带了，来你这取钥匙”。父亲把钥匙给了母亲后，并督促我们赶紧离开。也就是从那一天开始，我对父亲有了一些怜悯甚至叫心疼。父亲每天都在这样的环境里，也有多么的不容易。那时，母亲对父亲也很关照，在三年自然灾害最困难时期，我们曾经也吃过野菜挨过饿的岁月里，母亲有时把仅有的一点细粮，烙成饼给父亲带上。在母亲的心目中，父亲是这个家的主心骨，顶梁柱，父亲不能倒下。细心的父亲，有时又把母亲装在饭盒里的饼拿了回来，说吃不了剩下的，其实，我们都心知肚明，这是父亲不舍得吃呀。因为毕竟家里还有母亲和四个孩子。我记得1966年的春节刚过没几天，矿上的人来到家里告诉母亲，让她初八以后到职工二食堂去上班，母亲听到这个消息非常的高兴。后来我才知道，是父亲多次给车间领导提出家庭生活困难的申请，矿里才把我们家列为了困难户。自从母亲有了一份临时工作以后，照顾我们的时间就少了，这样一来，父亲除了上班还承担起了原本每天由母亲做的家务活，如洗衣，做饭，买菜等，我感到父亲身上的担子更重了。那时尽管我们还小，但我们可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比如，捡煤核，上周边的荒野地里和主矿的山头拔点干柴，秋收的时候，去农场的地里捡些菜籽或翻土豆、萝卜等，总之，我们从小就没有让父亲失望过。在我的记忆中，我们兄妹几个捡煤核，也有七八年左右的时间，在这七八年中，家里基本上就没怎么买过煤。这也为父亲节省了不少的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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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一生没有什么特殊的爱好，琴棋书画样样不会，但父亲在农村时学会的农活，却让父亲享用了一辈子。现在我还清楚的记得，我们家住在5号街坊时，靠房山头有个小院，每逢五一过后，父亲就开始侍弄小院了，除了养鸡养兔子以外，还在院子里种了不少菜。等到7月以后，整个院子已是满园的绿色。那时住平房的，几乎家家都有一个小院，每家都会种点什么，但唯有我们家的小院生机勃勃。特别是父亲种的地瓜花，学名叫“西番莲”。不仅花的品种多样，红的，黄的，白的，紫的都有，而且茎干粗壮，花儿十分的鲜艳，不少人从我家门前路过的时候，都会站在那里光顾几眼。觉得，我们家的地瓜花是出奇的好看，在我的印象中，父亲也特别的勤奋，每天早上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水库捞鱼食，从水库回来又开始挑水浇菜园子。这些都忙完了就去上班，下班回家的时候还要背一袋子青草。总之，父亲就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八十年代初期，父亲离开了皮带工的岗位，到车间当了福利员，这个差事看起来官位不大，可管的事还不少，父亲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还负责车间的绿化和美化工作。因为父亲对养花种草有独到的偏爱和研究，所以，在几年的时间里，厂区的环境就有了很大的改善，一棵棵绿树拔地而起，一座座小花园吐露着芳香。车间的人都说“破碎车间的绿化工作搞的好，与老张头是分不开的”。每当听到这些话的时候，父亲的脸上都洋溢着一种自豪感。父亲在福利员的岗位上一直干到退休，大概有十五六年的时间吧。人们对父亲的评价也是褒贬不一，有说好的，也有说不好的。因为父亲的性格比较耿直，说起话来口无遮拦，这样有时会伤害一些人。在矿山，破碎机每年都要检修一次，设备检修期间，职工的一日三餐就由父亲负责。到开饭的时候，上百号人在一个窗口排队打饭，可想而知，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场面，人手紧张的时候，父亲也要亲自上阵，有时碰到个别人见到红烧肉之类的好菜，总是想多要一勺，可父亲却拉下脸来，不仅不多给，还要训斥人家一顿。事后有些人就会说父亲太抠太小气不讲情面。有时，父亲也会解释，你多要一勺，他多要一勺，吃不上的人怎么办？另外，父亲还在车间西边的一处坑洼地里，建了一个小鱼塘，有个别职工还偷偷摸摸的去钓鱼，有时被父亲发现了，也要对其教训一番。父亲说，“这是给职工搞的福利，你们都钓走了，年底还怎么给职工分鱼？”。总之，父亲把单位看的跟家一样。在矿山，每年十一过后，也就是暮秋时节，各个车间都要去周边的村子里拉秋菜，而父亲拉回的菜不但价格低廉而且质量还好。即使父亲每年都要给车间搞福利，但从来也没有搞特殊或者给家里拿点什么，在这个问题上，父亲是公私分明的，这也是父亲在矿里留下一个好口碑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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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年满60岁的父亲，正式办理了退休。一直都很忙碌的父亲，一旦闲了下来，心里便觉得有些空荡，退下来的头些日子，他还起的很早，身不由己的往车间的方向走，走着走着，觉得不对了，又原路返回来。无事可做的父亲想来想去，还是打起了土地的主意，在父母住的楼下，有个小院已经荒芜多年了，父亲把里面平整了一下。第二年的春天，象征性地往地里撒了一些菜籽，到了七八月份，地里就长出了绿油油的庄稼。有一天，邻居的富大娘看到院子里的菜长的挺好，高兴的说“我们家那个小院也给你吧”。于是，父亲的小菜园得到了扩充。我记得，从父亲退休到82岁那年，在近22年的时光里，父亲一直守护着这个小菜园，也就是这个小小的园子，弥补了父亲寂寥的生活。我每次回到矿山的时候，进家看不到父亲 ，就一定知道他在小院里，小院是父亲生命的一部分，等到秋天的时候，父亲把采摘下来的柿子、黄瓜、豆角等留下一点，其余的就送给邻居们，共同分享这份收获和喜悦。父亲在晚年除了侍弄那个小菜园之外，大部分时间都是用来照顾母亲，这让我们兄妹几个在包头也省了不少精力。在我的记忆中，父亲的性格也很倔犟，退休之前也喜欢喝点酒，酒后也经常跟母亲耍点小脾气 ，可退休以后，父亲像变了一个人似的，不仅忌了酒，而且在母亲面前几乎是百依百顺。有时我倒觉得，也许是被疾病折磨的缘故，母亲的脾气倒渐长了。因为母亲身体不好，父亲几乎承担起了所有的家务，一日三餐都是由父亲来做。那间小小的厨房，成了父亲一个人的空间，我们回去的时候，也想让父亲休息一下，都争着抢着进厨房，可都被父亲拒绝了，即便连洗碗刷锅的活，父亲也不让我们干。他说“我闭上眼睛都能找到厨房里的东西，你们一进来，就把锅碗瓢盆放错了”。我知道，父亲说这话的时候，只是一个借口，在他的心目中，不管我们有多大，只要我们回到这个家就是孩子了，在近二十年的时间里，每年春节的年夜饭都是由父亲一个人张罗的。而父亲亲自掌勺的年夜饭，我们吃起来总是那么的香，那么的可口，那么的有味道。现在想起来，有爸在多好。母亲对我说，“一到晚上，父亲看完了新闻联播，就会给她端来一盆洗脚水，然后再热上一袋牛奶，等洗完脚喝完牛奶，父亲就会关掉电视，老俩口就躺下睡觉了”。有时母亲心脏病发作难受时，父亲给母亲取上药、倒上水，然后就坐在一旁看着母亲。母亲现在依然还在深深的留恋着这段相濡以沫的日子。我在陪伴母亲的时候，每天进出这个小厨房，看见那个锅灶台，看见那口黑色的小铁锅，看见厨房里的一切，我都会想起父亲。至今，父亲常坐的那个小板凳，还在那里放着，这是父亲累了以后，坐下来吸烟休息的地方，每当看到这个小板凳，我就觉得，父亲还坐在这里，手里拿着烟，望着窗外的那棵老杏树，享受着人间烟火的味道。

父亲的一生经历了不少风雨，也吃了不少苦，但对父亲打击最大的事，就是2003年8月21日大弟因车祸不幸殉职。那时，大弟只有46岁，白发人送黑发人，这是世界上最让人揪心的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父亲都沉浸在悲伤之中，后来我才知道有好几次父亲都是独自一人步行来到南山上，来到弟弟的墓地，久久不肯离去，我可以想得到，当时父亲内心该有多么的难受。有一天，父亲对我说：“如果他不在了，就把他的墓地建在弟弟的上边”。我知道生老病死谁也躲不过，也许父亲知道自己早晚有这么一天，也许他对弟弟做过承诺，真的离开这个世界，就和他作伴去，最终我还是满足了父亲的心愿，让弟弟躺在了他的身边，伏在大地的床上，一起仰望深邃而辽阔的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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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苦日子过的太多的缘故。勤劳简朴过紧日子可以说是父亲一生的坚守。母亲也对我说过，父亲把钱把的很紧。让我不理解的是，父亲退休以后，工资也好几千了，可依然还在省吃俭用，而且到了让人不可思议的程度。举个例子说吧，不到天完全黑下来的时候，父亲是绝对不让开灯的这是怕费电。另外，父亲可以把水管拧到只滴哒一滴水的程度。水池里放个盆，父亲把这些水用来洗菜冲厕所等。有时，我们回到家里，在水池子里洗菜，多洗几遍父亲都会责备我们说太浪费水了。每次剩下的饭菜，都二三天了父亲也不舍得扔掉。父亲总是对我们说“现在生活条件好了，但也不要忘记过去的苦日子，他最反感的就是大手大脚铺张浪费的毛病。有时，我们从包头回来，带来不少吃的，父亲总是说我们太能花钱了。其实，在近二十几年的时间里，父母虽然住的是楼房，但烧的都是柴火和煤，那些年，我们也没有过多的反对，但随着父母年龄的增大，下楼取柴取煤已经很不方便了，特别是近几年来，父亲的腿脚也不好，我们担心怕摔着碰着，所以，在我们极力劝说下，父亲才用上了液化灶。父亲虽然处处都在精打细算，但也是内紧外松，自己不舍得花钱，但给老家的亲戚汇钱，却一点也不吝啬，而且出手很阔气。父亲常对我们说，老家现在还穷，帮助帮助他们，也是一种报恩。父亲说的这种报恩，是当年父亲离开农村的时候，母亲一家人东凑西凑的给父亲备齐了这趟远行的费用。父亲至今依然念念不忘。

父亲在82岁那年，因走路不慎摔了一跤。接到母亲的电话 ，我赶了回去，和父亲商量好了以后，我把父亲接到了包头，在一家医院进行了全面的检查，检查结果父亲没有什么大事。之所以感觉胸部隐隐约约的有些疼痛，是因为三十年前父亲给车间拉菜，出了一次车祸，当时胸肋骨折了两根。我记得当时父亲在家休息了一段时间就上班了。这次摔了以后，是又碰到原来的旧伤了。医生建议回去好好休养减少体力劳动。那次，父亲和母亲在包头只呆了半个月的时间，最后还是以不习惯为由，就回到了矿山。在我们的记忆中，父亲只去过三次包头，加在一起的时间也没超过两个月。父亲之所以不愿住在大城市，其实就是舍不得矿山这个家，我们一直都想把父母接到市里来，但父亲却坚决的不同意，他说：“家就在矿山哪也不去”。自从那次摔了一跤之后，父亲的身体明显的不如从前，那个小菜园也很少顾及了。父亲大部分时间就呆在家里，唯一打发时间的方式就是看电视和读报，父亲喜欢读报，最喜欢的报纸就是《人物周报》和《参考消息》。 父亲虽然老了，但记忆很好，读过的报纸，基本都能记住，《人物周报》经常刊登一些贪腐的案例。父亲除了痛恨他们，也常常的教育我们要守住酒、色、财、气四个字。不仅让我们守住，而且也要让我们的后代坚守住这道人生的底线。让我伤感的是，2022年临近年根儿的时候，我和弟弟还为父亲订了2023年全年的《人物周报》和《参考消息》。但父亲没有看到新年的第一张报纸就走了。 

父亲生前没有什么大病，除了吸烟多有时咳嗽，加上腿脚不太方便以外，身体还是挺硬朗的，吃饭睡觉都很好，但突如其来的疫情，很快就击倒了刚强的父亲，从染上新冠病毒到父亲离世，只有短短的七天时间，短短的七天呀。父亲从发烧到咽不下一口牛奶 ；再到昏迷送到医院抢救，我一直都陪在父亲的身边，尤其看到父亲躺在洁白的病床上，呼吸急促的样子，我感到是那么的无力和无助，眼睁睁的瞅着父亲就被病魔夺走了生命，那个时候真的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2022年12月28日下午1点零3分，父亲走完了87年的生命历程，永远的离开了我们，离开了这片一生都在热爱的土地。壬寅年腊八的那天，在凛冽的寒风中，我为父亲送行，一生中我还没有抱过父亲，这天我把父亲紧紧的抱在怀里，此时，我觉得这个世界是这么的冷；这么的冷 。

注：本文已获作者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