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有一步之遥

仅有一步之遥

——关于士大夫与知识分子的思考

作者：楚梦

好多年了，我一直把思考的触角伸展到中国知识界，我想弄清楚，中国的过去和现在是否存在过以及存在着知识分子阶级（阶层）。可是，我的结论十分不妙，中国根本没有出现过所谓的知识分子阶级或者说阶层，甚至在中国漫长的古代社会，不曾产生过一个真正意义的知识分子。尽管有人把中国知识分子的雏形追溯到五帝时代，连费正清这样大名鼎鼎的学者也一直坚称中国古代即有知识分子，但我仍然要说，中国漫长的古代社会没有过真正意义的知识分子，中国的现代社会也不曾产生过知识分子阶级（阶层），除“五四”之外，甚至没有出现过知识分子群体。

我为什么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呢？

一、什么是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一词据说是19世纪中期俄国作家彼·德·鲍保雷金创造的。但我个人认为，西方知识分子的历史应该更加久远。法国学者班达认为知识分子是一小撮才智出众、道德高尚的“哲人之王”。他们人数不多，也无法以例行的方式培养出来。他们是能甘冒被烧死、放逐、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人，尤其是“处于几乎永远反对现状的状态”，叱责腐败、保卫弱者、反抗不完美的或压迫的权威，才是他们的本色，他认为知识分子有如下三个显著特征：1、它们是静态的；2、者萨义德对知识分子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对知识分子作了一个中肯的合乎实际的定义，他在《知识分子论》序言中说：“知识分子的公共角色是局外人、‘业余者’、搅扰现状的人。”萨义德认为对知识分子而言，最该谴责的就是他们逃避政治的行为。他主张“要维持知识分子的相对独立，就态度而言业余者比专业人士更好。”简而言之，知识分子应该是独立于政府和其他利益集中之外的、敢于把真相告诉大众的一群人。陈寅恪先生有一句概括知识分子话很精确：“自由之精神，独立之人格”。

随着法国德雷福斯事件所引起的激烈论争，知识分子一词开始被广泛运用。一般而言，知识分子特指那些勇于通过媒体发表自己政见的文人。他们可以是作家、哲学家、艺术家或大学教员，但他们为了捍卫正义、真理等普遍价值而走出自己的职业领域，利用自己的声誉进行公共辩论。与专心于学术研究的专家、学者不同的是，知识分子是社会意识形态和文化的直接生产者，对公众舆论发挥着不可低估的影响。尽管“知识分子”一词19世纪中叶才出现，美国学者科塞认为知识分子出现的年代是十七世纪，法国学者还说知识分子是伴随着法国德雷福斯事件而出现的一个独立阶层，但我认为，知识分子包括知识分子群体在西方早就存在，最早的知识分子群体的出现应该是公元前5世纪前后的希腊。其杰出代表就是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思多德等，正是他们奠定了西方文化的基本精神即信仰与思辨理性的精神。信仰与思辨理性二者交融，共同形成对终极实体把握的精神力量，从而造就了一代又一代勇于探索、不畏强权的知识分子。他们从来不依附政府和某一个利益集团去推行自己的思想和主张，更不会为了自身利益出卖良知。苏格拉底宁愿饮鸠自尽也不愿违心认错；布鲁诺可以牺牲生命，就是不能承认“地心说”；左拉面对强大的政府和军方毫不畏惧，对总统先生大声呼叫《我控诉》；索尔仁尼琴不怕流放和杀头，永不放弃揭露真相的信念。就连“十二月党人”的妻子们，也能够做到牺牲贵族身份和付出永远不能与家人团圆的代价，誓死与坚持正义的丈夫们在一起。这就是人类社会为之骄傲的知识分子！当然，他们之所以被称之为知识分子，并不仅仅因为他们的勇气，在这个世界勇猛之人不胜枚举，中国亦不乏这种英雄豪杰，许多人面对死亡面不改色心不跳。他们或为某一主人，或为某一组织、集团，或为家人朋友（像明朝的方孝儒就为了忠于自己的主子牺牲了自己家族和自己的学生八百多口人的性命），但他们却并不是或者说事实上并不是为了大众和真理。中国知识人做得比较好的也只是做了一个忠臣或谏臣。“士可杀不可侮”应该是每一个普通人的人格标准，而不是知识分子的特征。

二、他们不是知识分子

时下，我们的很多学者包括普通国民，在回顾和探对历史的时候，总是喜欢提到“古代知识分子”，我不知道大家给中国古代的文人土大夫们冠以“古代知识分子”的美称是不是受了余英时先生的影响，但“古代知识分子”这一名称已经被广泛认可并经常使用了。余英时先生认为西方知识分子产生于18－19世纪，而中国2500多年前就有了（《中国知识人之史的考察》）。余先生等人把中国古代的“士”等同于“知识分子”了。显然，这是对“知识分子”的曲解，也将中国的士大夫们无限拔高了。

之所以说“士“和“士大夫”不同于“知识分子”，主要有以下两个原因：

其一是文化特征：西方知识分子总有一种对绝对终极的追求。约翰·罗尔斯在《正义论》中对正义之论，经典体现了西方知识分子的这一精神特质：“正义是社会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一种理论，无论它多么精致和简洁，只要它不真实，就必须加以拒绝或修正；同样，某些法律和制度，不管它们如何有效率和有条理，只要它们不正义，就必须加以改造和废除。每个人都拥有一种基于正义的不可侵犯性，这种不可侵犯性即使以社会整体利益之名也不能逾越。”班达在《知识分子的背叛》中这么说：“公正是一所永恒的学校，它不是一个行动的原则，它是静态的，而非动态的；是规范的，而非创造性的。”美国学者科塞在《理念人》的前言中，对知识分子是这样定义的：“他们是‘另有想法’的人，是精神太平生活中的捣乱分子”。还说“知识分子是为理念而生的人，不是靠理念吃饭的人。”西方文化精神与西方知识分子之所以有如此特质，是与西方传统文化是以基督教为主流密切相关的。基督教是在希腊文明解体之后，犹太教与希腊文明融合产生的宗教。由于基督教融合了犹太教与希腊精神并将其发扬光大，因而成为西方文化传统的主流。西方文化的这一历史传统，铸就了上述我们所言的西方文化与西方知识分子的精神特质。西方的理性是一种对终极实体的思辨理性，故其信仰与理性二者密不可分，在对终极实体的把握过程中，二者相互融合形成西方特有的形而上学体系。中国人的理性并非如此，而是一种立足在内在信仰基础上的实践理性，而没有西方特质的形而上学体系。因而，儒家（包括其他派别）的思想基本上都是实用主义的，大多只有一些技巧和方法，有利于为统治者和利益集团所用，他们与权力之间的关系，都是一种附庸关系。

其二是角色特征：西方知识分子包括古代知识分子皆与政府、权力集团、以信仰为特色的组织保持相当的距离，绝对不会成为其中的一员，从而形成了独立的阶层或阶级。无论是古希腊城邦制时期，还是中世纪的黑暗统治时期，更不用说现代社会，西方的知识分子们一直对政府的不当行为进行批评、对弱势者示以援手、对人类社会面临或即将面临的问题进行探讨，成为政府、教会之外的另外一个力量集团。作为西方人的精神支柱的基督教一直是独立于世俗王权并极力维护大多数人利益的。基督教不仅发挥了对政府的监督与平衡作用，也为西方千千万万知识分子的成长提供了精神力量。正如哈耶克所说：“由基督教与古典哲学提供基本原则的个人主义，在文艺复兴时代第一次得到充分发展，此后逐渐成长和发展为我们所了解的西方文明。这种个人主义的基本特征，就是把个人当作人来尊重，就是在他自己的范围内承认他的看法和趣味是至高无上的。”（《通往奴役之路》）而中国的"士"却紧紧依附于统治阶级、利益集团和某些政治组织，并竭尽全力向阶级、集团和组织靠拢，甚至将此作为奋斗目标，他们自觉充当统治者的工具、零件，其服务的对象只有统治阶级，是统治阶级、利益集团和政治组织的附属品。从来没有形成过独立的阶级或阶层。孔子告诫弟子：汝为君子儒，勿为小人儒。于是，中国的"士"们只对统治者和统治集团负责，大众利益与他们没有关系。他们通过为权力服务来实现自己的价值或者说通过自己价值的实现更好地为权力服务。正因为孔孟的儒家学说是一种以实用为目的的投机理论，所以从汉武帝起即被历代统治者看中，统治者需要的不是它的”学”，而是它的“术”，董仲舒的“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已经说得很直白了。

由于中国的“士”所处文化理念的实用性和社会角色的独特性，使得这个号称有五千年文明的古国，最终也没有培育出一个知识阶层甚至在漫长岁月里竟然没有出现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有人肯定不同意我的观点，认为我是在信口雌黄，中国古代出现了那么多大文人，难道没有一个知识分子？孔丘、孟轲、屈原、陶潜、朱熹、魏源不是知识分子吗？我的回答是：他们只是"士"而不是知识分子。

先说孔子，把他那套实用主义的学说抛在一边不说，就他的行为也不是一个知识分子的作为，整天奔走于各国政府之间，乞求接受自己的思想，幻想被政府雇用，可运气一直不好，有人将他称之为“丧家犬”，一个没有骨头的“丧家犬”能够是知识分子吗？一直被我们称为“爱国英雄”的屈原，他所爱的“国”不过是楚国这样一个诸侯小国，原先在政府服务，是既得集团中的一员，后因“奸臣”陷害，被头头踢除出局，于是便无法承受被抛弃的痛苦，当然也有自己的辅政理想没有实现的失落，整天疯疯癫癫，最后投江而亡。一个把赌注押在政府（据说还是一个腐败政府）上的人能称为知识分子？至于陶渊明，即使将他曾为政府雇员的历史忽略不计，就他整天自得其乐“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对民众疾苦漠不关心，完全没有承担一点知识分子的责任。不仅如此，众多的文人一经入官场，便迅速进入“角色”，开始为非作歹的勾当。如做了宰相的晏殊，词好，人品却成问题，他看不起浪迹于底层的柳永，对欧阳修以貌取人，科场做王安石的手脚，安插自家人等等。一心讨好权贵想捞个一官半职的文人就更多了，如想靠张丞相的舟楫渡上宫廷的孟浩然 ，就连杜甫也不能免俗，八品官被罢之后，还致信皇帝：“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醇。”李白的“天生我才必有用”被很多知识分子拿来当作座右铭。其实，这往往正是中国士大夫怀才不遇的自叹，反映了士大夫的一个基本心态：等待“明君贤主”的使用。他们不会象西方知识分子那样，有一种成为社会独立力量的强烈要求，甘愿充当别人的奴隶和工具。几千年的漫长历史舞台上，曾留下无数文人士者的脚印。却找不出一个能够称之为“知识分子”的人。

那么，中国现当代的那些“士”们是知识分子吗？我的回答是：他们更不是。知识分子在我们的叙述中，不仅是个称号、名头，更多的是一个社会角色。也就是说，知识分子不仅是指他所具有的知识，更重要的是其作为一个社群在社会中所发挥的作用而言的。班达说过：“知识分子的法则是，当全世界都匍匐在作为世界主宰的非正义之前时，他却屹立不动，用人类的良心来反对它，这类值得我们尊敬的人有在恺撒面前毫不屈服的加图和在拿破仑面前不愿丧失气节的基督教的神甫们。”（《知识分子的背叛》）现在很多人习惯把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具有一定专业知识的甚至不依靠体力劳动维生的人称为知识分子，还有些有那么一些知识积累者自诩为知识分子，这让人很不自在甚至说很尴尬。因为在现当代，我们的多数“士”们不仅没有为正义、公平尽一份力，如同一个聋子和瞎子，还为虎作伥、自相残杀，反右开始之后，我们很多的“士”们不是坚持正义与强权斗争，而是互相算计，无中生有，无线上纲，将自己的同类甚至亲人置之死地而后快。一些所谓的专家学者弄虚作假、颠倒黑白，使出浑身解数为利益集团说话，已经是路人皆知的“秘密”。有些被我们一直尊崇的“大师”级人物，离知识分子也还有一段距离。梁涑冥以敢于直谏著称，也说了很多真话、直话，但他把自己放置于臣子的地位，自然只能乞求毛泽东的“雅量”了。黄炎掊是一个标准的“谏臣”，以和毛泽东的“窑洞夜谈”闻名于世，后来他又向毛进言：集体领导中突出的个人威信，乃是维系全国人民的重要一环。据传说，在中共高级统战对象中，黄炎培是第一个喊毛主席万岁的人。如果将这些人称之为知识分子，那么真正的知识分子在九泉之下也不会安宁的。提出“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的陈寅恪先生也不能算作严格意义的知识分子，尽管陈先生保持了自己的独立人格，但自由思想却没有很好地表达出来。其实，他是有机会去表达的，但他放弃了。因为放弃自由表达，所以就放弃了作为知识分子的资格。相对于一个有独立人格的文人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因此，照萨义德和班达的标准，中国的知识分子非常稀少。在中国政府的许多重大政治和经济产业政策上面，很少听到知识人（我觉得这样称呼他们比较准确）的不同声音。能够听到的基本上都是对权力意志合理化的各种阐释。知识有时能够带来权力，很多知识分子也常常迷恋权力。尽管历史证明，一旦知识人涉入政治领域，通常都是以灾难告终，但我却觉得，知识分子参与政治是必要的，甚至参加政府也是无可厚非的，因为有参与才可能有改变。其实，知识分子是无法割断与政治的联系的，独立于政府之外，我的理解是指按自己的尺度去评判政府行为，并不是要求所有的知识分子都不参政、更不是与政治脱离关系。政治也好，政府也好，都关系到全体民众的利益。法国学者戴维.C沙尔克说：“在知识分子和参政之间曾经存在，可能现在仍然存在一种密切关系。” （《西方当代知识分子史》）但是，参与政治的方式应该是光明正大的，不是躲在后面做一些煽风点火的勾当；参加政府则应该参加那些合法的被大多数国民认可的政府，因为那样的政府才不可能是属于少数人的沙龙，才有你说话的自由。科塞对知识分子充满了理解和尊重，他希望今天的知识分子在面对种种诱惑的时候，能继续履行其与生俱来的批判职责，充当“民族的触角”。所谓“民族的触角”就是指在行为中勇于探索、维护公正。辛亥革命之后的二三十年间，中国曾经出现过以胡适为代表的一批知识分子，且形成了一个个小团体，但远远没有成为阶级或阶层。当代中国，也不是没有知识分子，只是为数太少，而且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中国有许许多多的专家、教授、学者、作家、科学家和学富五车满腹经纶之人，但知识分子却相当稀少。                   

在中国，知识分子成了“稀有动物”，然而，这并不说明知识分子就是完美无缺的，他们不是神仙，不是圣人，不是苦行僧，也有缺点、错误甚至卑鄙下流的行为，英国人约翰逊的《知识分子》一书，就对卢梭、托尔斯泰等享誉全球的大知识分子的阴暗心理、可耻行为进行了无情揭露和批判。但卢梭等人仍然是知识分子，因为他们在公共事务和事关人类命运的问题上发出了自由的声音、表达了公正的立场，还因为他们没有忘记或者说没有完全忘记“头顶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康德语）

三、仅有一步之遥

如果有人问我，“士”或者说“知识人”与“知识分子”之间还有多少距离，我会回答说：仅有一步之遥。

中国的“士”与“知识分子”之间表层上有很多的相似之处，他们都受过良好教育，知识面广，具有某些方面的专业技能，有自己的见解，有体面的工作，受到大众尊敬等等。他们中的很多人只要敢于往前再走一步就成为知识分子了。然而，这看似不大的一步却异常艰难，中国的少数（多数围绕在权力周围）“士”们基本上只是在边缘徘徊，他们既想让良心安宁或者留下一个好名声又缺少跨跃过去的勇气。因为跨过去之后就意味着荆棘遍地甚至万丈深渊，而他们的后面则是绿草鲜花、美酒佳肴。跨过去就必须脱胎换骨，获得的和即将获得的既得利益也必须完全抛弃。如今的一些中国知识人充其量也只是现代的“士”，文化的身体的原因，都让他们无法放弃既得利益的。可是，他们却又十分看重“士”或者“知识分子”之类的身份，而在中国要获得这个身份认同最好的方式是被“招安”。如果说他们在被“招安”前尚有一些真知灼见和责任感的话，那么，一旦被“招安”，他们就会不断修改自己的真知灼见，以求符合主流要求，或许他们中的一些人之所以有一些“出格”之举，其目的是为了最终能够被“招安”。他们十年寒窗，吃过无数的苦，对于一些问题也有了一个基本的认识，但这种认识是模糊的，随时会发生更改和变化，只是，更改和变化的条件不是认识的深入，而是现实的需要。他们不可能对世界进行深入研究，更不可能随心所欲地公开自己的思想。他们是在压制自己的“不切时宜”的思想的过程中，让自己逐步变成白痴和御用工具。如果说他们中的部分人过去曾经是知识分子的话，显然，他们已经背叛了“知识分子”，正如班达所说的“知识分子的背叛行径在于接受了非知识分子的实践价值。知识分子如果还保持节操，他可以接受的惟一的政治制度，就是民主，因为它以及它的主要价值（个人自由、正义和真理）都不是实践的。”（《知识分子的背叛》）你能说，上个世纪五十时代初期，我们的一些大知识人在组织还没有对他们进行大规模清剿的时候，就痛哭流涕说自己几十年的著书立说都是废纸一堆、要脱胎换骨全部都是假话吗？这就是中国的知识人，他们对自己从来都是缺少把握的，他们根据政治形势不断改变自己的“思想”，包括不断地肯定和否定自己。所以，有些人在被迫害致死的时候还要高呼“毛主席万岁”，有些人从牢房出来之后就谆谆告诫世人，不要计较过去，要向前看。中国的知识人除了竭尽全力为利益集团服务之外，就是喊几句空洞漂亮的口号，将子虚乌有的东西描绘得美妙无比，比如：我们将来的社会如何平等、美好之类，并煞有介事地号召民众开展思想解放。博兰尼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如若思想和理性自身空无一物，要求思想解放将毫无意义。”（《自由的逻辑》）而我们的“士”或知识人却在长期从事着毫无意义的工作。诚然，对自己的背叛并不只有中国的“知识分子”，西方也不例外，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中就对1840至1940年间德国知识分子的背叛进行了严厉批判：“后来，德国的学者和科学家们，除了少数例外，都欣然委身于新的统治者。这种作风在国家社会主义兴起的全部历史中是最令人沮丧、令人感到可耻的一幕。”博兰尼在《自由的逻辑》中也对上世纪三十年代苏联一些科学家为迎合政府主张放弃基本科学态度，实施所谓的“植物杂交”的荒唐行为也进行深入剖析，认为这些人已经丧失了知识分子的良知和立场。唯一区别在于：中国“知识分子”的背叛更普通、更经常、更彻底。

导致中国的“士”或者说“知识人”不能成为“知识分子”的根本原因是中国文化中的利己主义和实用主义。很多人都说中国文化的特点是集体主义和包容意识，这是对中国文化的天大误会和有意误读。所谓集体主义不过是权力拥有者和政治上抢占先机者，让他人牺牲个人利益的借口。所谓包容更是骗无知者的把戏，二千多年了，除了儒法那几套招数，还容忍过其他吗？正因为中国文化的极度自私，才产生了一批又一批没有骨气、没有思想、没有责任心的“士”。中国古代文人几乎都要去当官，走仕途，现代文人也要千方百计靠拢、讨好权力中心，并以此为荣。而西方文人不这样，他们要么出身贵族，要么是医生、神甫、律师、商人、教师……经济上的独立是他们有独立人格独立思想的基础。中国的情况很特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皇权统领一切。但话又说回来，造成中国皇权无限膨胀的根源不就是那些文人和“士”的思想和鼓噪吗？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士人们在传统政治文化的熏陶和养育下，逐渐形成了“士“特有的主体性和依附性兼而有之的“从属参与”。中国“士”不能等于知识分子关键在于他们有极强的依附性——这是或为奴才或为人、或为士或为知识分子的一个分水岭。

最后，我想用俄国十二月党人妻子们的故事作为文章的结尾：十二月党人起义失败后，沙皇尼古拉一世命令他们的妻子与“罪犯丈夫”断绝关系，为此他还专门修改了沙皇法律不准贵族离婚的条款：只要哪一位贵妇提出离婚，法院立即给予批准。出人意料的是，绝大多数十二月党人的妻子坚决要求随同丈夫一起流放西伯利亚！迫于情势，尼古拉一世不得不答应了她们的要求。但政府紧接着又颁布了一项紧急法令，对她们作出了限制：凡愿意跟随丈夫流放西伯利亚的妻子，将不得携带子女，不得再返回家乡城市，并永久取消贵族特权。这一法令的颁行，无异于釜底抽薪，这就意味着：这些端庄、雍容、高贵的女性将永远离开金碧辉煌的宫殿，离开襁褓中的孩子和亲人，告别昔日的富足与优裕！但是，没有几个妻子不是选择与丈夫流放西伯尼亚，因为她们都是一群知识分子，还有很多是法国人，甚至与被流放的“十二月党人”只是情人关系。

主要参考书籍：

（美）萨义德《知识分子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3月）

（法）班达《知识分子的背叛》（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4月）

（英）约翰逊《知识分子》（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9月）

（英）博兰尼《自由的逻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1月）

（美）科塞《理念人》（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1月）

（法）西里内利  编《西方当代知识分子史》（江苏教育出版社，2007年1月）

（英）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8月）

（美）费正清《中国：传统与变迁》（吉林出版社，2008年4月）

（美）余英时《中国知识人之史的考察》（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4月）

 《风雪中那美丽的坚守》（《读者参考丛书》76）

（原载《粤海风》2012年第五期）

 作者简介：楚梦，本名倪章荣，湖南人。作家，文史学者。

注：本文已获作者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