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毛不拔难为人（外二篇）
一毛不拔难为人（外二篇）
作者：池征遥
在闲聊中朋友告诉我一件事，要我去医院看病时一定要带足零钱。
他说：“一个月前去医院看牙。没有什么大毛病，都是退行性的老年病。枯木朽株，没有什么用处了，拔掉就好了。就是拔牙的事情进行得很慢，时间拖到十二点多，但是一切平安。药费手术费196块，是在医保中出的。搞笑的是，要另交九毛钱买一个针头，这是不能从医保中出的。挂号员说针头九毛钱，我就递给他一块硬币。她接过钱之后，向我摆摆手说声‘好了’。我伸着手向她说，应该找我一毛钱呀？她不耐烦地说，没零钱找，这是医院的规定。”
他只好悻悻离去，心想“一毛钱虽少，但你不能就硬不给了！你这和拦路抢劫有什么不同？如果我少一毛钱，你绝对不会把东西给我的！唉，价值观不同，只当奉献做点好事吧！”
说来也巧，一个月后他的牙病又犯了，还得去这家医院。当他去门诊挂号时才发现自己犯了错带的钱不多不少正好缺一毛。因离家远，来回公交要掏车费4元，打的要20元。他跟挂号员说了这些“能不能免了这一毛钱，或者先欠着下次来时补上。”挂号员听了后，一脸不高兴地说：“医院有规定，不行的。如果病人都这样医院就亏大了，岂不成了慈善机构？”没办法，他只得放弃，怏怏道：“改曰再来吧！”
这件事让我想起了成语“一毛不拔”的故事，医院单方面这样规定不就是“一毛不拔难为人吗？”
墨子，是墨家学派的创始人，主张“兼爱”，反对战争。而与他相对的另一波人杨朱反对墨子的“兼爱”，主张”贵生”“重已”，即重视个人生命的保存，反对他人对自己的侵夺，也反对自己对他人的侵夺。
有一次，墨子的学生离滑厘问杨朱道：“如果拔你身上一根汗毛，能使天下人得到好处，你干不干？”杨朱答：“天下人的问题，决不是拔一根汗毛所能解决得了的！”离滑厘又说：”假使能的话，你愿意吗？“杨朱默不作答。
后来孟子知道了，就此对杨朱和墨子展开了评论：“杨朱主张的是‘为我’，即使拔他身上一根汗毛，能使天下人得利，他也是不干的，而墨子主张‘兼爱’，只要对天下人有利，即使自己磨光了头顶，走破了脚板，他也是心甘情愿的。”
再后来世人即以此比喻细小轻微的事物，连自己的一根汗毛也不肯拔下来给别人，形容为人极端吝啬自私。
重温“一毛不拔”的故事，心中还有疑惑，故而反问朋友道：“你认为医院这么做这是为什么？在认知上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差距呢？是价值观不同，还是？”我认为，此类单方不找零钱的规定或做法应休也！
我姐的米作坊
从1968年11月18日起，金冲历史上第一次有了机器轰鸣声，声音很大，三里地外都能隐隐听见。这是我家姐姐池家大小姐开的第一个加工大米的作坊开业了，这成为金冲亘古未有，闻所未闻的第一个专营稻米加工的场店。
我姐本来是县重点中学老三届毕业生，在县城有户口有工作，只因响应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号召主动要求下放到农村锻炼才来到了金冲。之所以开米作坊也是事出有因。
那时生产队还是集体所有制，我姐身边已有二岁的女儿和半岁多的儿子，我们小哥俩都在上学，一家六口人只有姐夫一人挣工分分红是挣不了多少钱的。在金冲我们算是有拖累、负担较重的农户。
穷则思变，她看中了加工稻米这个行当需求量大，挣钱来得快，发展空间也很大，所以未经工商管部门批准（当时也不知道这些），在队里默认许可的情况下就联系营销商把米作坊办起了。
说的准确些，这个米作坊现在只能属于合伙经营性质，因为条件是营销商出设备，我姐作为出资人出具闲置的一间堂屋做“厂房”，收益均分。技术保障由营销商负责，劳务完全由我家提供。合作期暂订两年，两年后视情况再作商订。
按照营销商的设计规划很简单也很容易操作，他们对堂屋略微进行了改造，在堂屋后墙上打凿出了一个圆孔大洞，将电机设备放在墙外，通过传送带与放在堂屋正中的机斗连接就一切就绪了。
米作坊开张后，四面八方的农户推着、挑着、扛着稻谷蜂涌而来，因为方圆五里就此一家最近。
我姐整天围着机器转，我和姐夫和我哥却每天围着我姐转。一家人每天被粉尘充斥着，从头到脚像个泥人似的，忙得翻了天。
我姐是个极有孝善之心的人，热心便民，诚信无欺。每天机器会从铁筛里撒漏下三五斤左右的米粒，她都详细记录在本子上，当下一次那家客户再来时就给补上；每天积攒的稻糠有头十斤之多，都分给了村里的农户去喂猪养鸡养鹅养鸭。小小作坊有大乾坤，越办越红火，村民叫好，名声在外，招徕了十里八村的农户，也引起了有关方面的关注。
半年后，公社工商所和大队组成联合调查组来到金冲称姐的米作坊：“是资本主义尾巴，必须割掉！”勒令马上停运，并拿出随身携带的封条和收据要封机罚款。这一下把我姐惹怒了，急得上前拦阻道：“什么尾巴我不懂，我现在肚子饿要吃饭，要吃饱还想要吃好的！如果是因未办手续我可以补办。你们别站着说话不腰痛，随意封了我的作坊，如果要动真格的我就和你们拼了！”
平时文静娴熟、胆小怕事、话语不多的她，此时竟然像一头母狮怒吼说出了这些话，让在场的人大吃一惊。其中有人说：“你一个年纪轻轻有文化的人怎有这么大的胆量，敢说这样的话？！”他们一时感到束手无策，只留下一句话：“限你一个月内拆除！”暂且作罢，扬长而去。
从此我姐说的这些话成了天大的经典笑话。不知怎么传到了公社革委会和我父亲曾经工作过的老单位县委组织部。他们派来了一位和我父亲一起工作过的老同志做说服动员工作，我姐碍于脸面马上停了机，交出了米作坊。但后来组织上出于教学需要，安排她做了一名乡村民办教师。
远在西藏的家父知道后马上来信说了他的观点，他说：“对于这件事是有不同看法的，也许有个过程。你们要正确对待，但眼下你们要按政策规定办，不能给当地政府添麻烦。”父亲还说：“生活有困难是暂时的，我们要勇于面对。从现在起每月给你们15元补贴，希望有所帮助渡过难关。”
米作坊机器撤掉后，村里再也听不到震耳欲聋的声音了。外界评论很多，左邻右舍却这样说：“这事好与不好只有天晓得，但我们知道以后再要加工稻米，可就要长途跋涉到十里以外的镇上去赶集了！”
名医潘一刀
兰大二医院有位传奇式人物，他就是内神经一科教授级主任医师潘亚文。因为医术高超，口碑在外，被患者尊称为“潘一刀”。
在我眼里他就是品德高尚的仁者，是扁鹊神医、华佗再世。
10年前，我妻突发脑动脉血管瘤破裂，在当地一所军医院动了手术，因抢救滞后，虽下得了手术台，但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几乎成了植物人。没多久，她又雪上加霜并发糖尿病脑积水，头部肿的像个大气球，需要做分流手术。主治医师说：“看她这种情况再治疗已经意义不大，生存期顶多也就二三年吧！”
为了让妻子还能生存下去，从安全起见，我慕名推上她来到了兰医二院，在内神一科找到了当时的潘一刀：“主任这是我们的见面礼三千块钱，请您收下我妻。希望在您这里为我妻做脑积水手术，还请您费心担待。”
潘一刀详细看了一下病历说： “病的不轻啊！如果再不及时做分流手术就会压迫脑神经，危及生命，甚至于死亡！”并埋怨到：“为何不早点来？”
我说：“事发时家人都不在她的身边，发现时已经有些时候了，是朋友就近送往那家医院的。到了那家医院四个小时后才上手术台！”
潘一刀听后说：“原来这样！”他一边看一边听一边说，随手把钱放回到了我的手上：“您这钱不论多少都不能收，这是医德也是行规。作为医生救死扶伤给患者看病，天经地义，法理所在，不用客气。”
我一时被感动的不知说什么好，吭吭哧哧地说：“那您是同意收下她给她动手术了吗？”
潘一刀微笑着说：“看你紧张的样子，不要害怕，我收下她了。这对我来说是个小手术，很简单。”随后他打通了有关电话，给我联系办理了入院手续。
尽管潘一刀这样说这样做了，我还是觉得礼未送到，心里不踏实，又在原来基础上加了两千块钱，当晚找上了他的家门，说明来意，并将五千块钱送到了他老伴的手上。自以为了事，心中窃喜。
谁知潘一刀知情后，于第二天一大早由主治医师把我叫到了他的办公室，不容分说，就把那些钱原封不动地塞进了我的手上，态度非常严肃认真而又非常坚决地说：“病人家属，这钱绝对是不能收的，收了就失去了医者的良心。你妻前期看病肯定花了不少钱，这些钱你留着急用，我们不差你这钱。”
回到妻子的病床前，我拍着自己的脑袋，感到无奈又无助，啧怪自己：“嘴真笨不会说话也不会办事，连这点钱都送不出去，真对不起你呀我可怜的妻子！”
第二天一大早，主治医师通知我：“潘主任为您妻子动手术的方案已经做好了，明天早上七点进手术室，手术时长大约45分钟至一个小时左右，你们不用担心，由潘主任主刀，是不会出现问题的。您的任务就是配合完成好。”
听到这个消息我高兴的不得了：“这下可保险放心了！”
但我始终想着要表达对潘一刀的感激之情，又在原来的基础上加了一千块钱，这样有六千块钱了，再一次来到潘一刀办公室，把钱放到他办公桌上转身就走。没想到潘一刀眼疾手快，一下拉住我，满脸怒气地说道：“你这是干啥你知道吗？你这是在行贿犯法，在拉我下水！你再这样就影响到我的正常工作了，我就不给你妻做手术了！”
羞愧的我，又一次退出潘一刀的办公室，自言自语道：“天下还有这样的好人！真是一位有情有义，有血有肉，肝胆照人的名医！”
按照原定计划安排，在隔天的凌晨6点我妻就被推进了手术室，约过一个小时就做完了手术。毋庸置疑，手术非常顺利，非常成功！十天以后，主治医师通知我：“你们可以出院了！”
此后我妻安然若梦，至今转眼又活过了十余年。
【作者简介】池征遥，笔名水也，男，汉族，1956年生人。有在西藏、甘肃及非洲工作经历。退休前为《甘肃建设报》社长，现定居西安。拥有专业高级职称。长期以来与文字为伍，尤其酷爱文学艺术，且多有文章发表在国家、地方刊物，获得过众多奖誉。被多个国家级媒体评聘为评论员、研究员、文化学者、文学领域优质作者，入选中国名人录和世界文化名人名典。出版发行过专著专集。
注：本文已获作者授权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