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第六病室门外发呆

我在第六病室门外发呆

——长篇小说《宿敌》后记

作者：石舟

写完了《宿敌》后，感觉自己好像来到契柯夫笔下的第六病室门外不远的地方，凝望着阴森的钢铁栅栏，偷听着里边病人们的喧闹，一个人在默默发呆。我还在想什么呢？

我想起“起点”两个字

我父亲上过三个月私孰，认识的汉字不少，都是自学的。国民党统治时期，我父亲在家乡一带一个叫开府的地方当过联村村长（据说相当于现在的乡长），属于国民党阵营的一名小官。我们家是爷爷奶奶手上逃荒流落来此地的，很穷，在村子里一贯没有什么地位，活得很卑微。因此，所有亲戚朋友们，都特别看重父亲的那个小官。父亲认为小是小些，但毕竟也是一顶乌沙帽，因此也颇感骄傲。那时正处在国民党和共产党相互为敌的时期。父亲当然地也经常会面对来自共产党方面的或拉拢或斗争的各种复杂压力。但父亲始终依然故我，立场十分坚定。父亲有一个结拜兄弟，在共产党的部队里任职（据说官至师长）。那时，那位兄弟多次找父亲做工作，企图策反父亲站到共产党立场上来。但是，父亲直到成了阶下囚都没有丝毫动摇。

根据后来我对父亲的了解，父亲所以冥顽不化，并非是在坚守什么政治信仰。父亲连三民主义也不甚了解，那来什么政治信仰。父亲只是在根据他的父亲母亲也即我的爷爷奶奶教他的一些做人做事的基本原则来规范和约束自己，就是如他常说一句话：忠臣不侍二主。他要做忠臣。父亲说他不是不知道国民党的腐败无能，也不是不知道共产党比国民党要好很多，但是谁叫自己已经上到国民党的船上了呢？一日为臣，终身为臣。他不能轻易改弦易辙。听来很可悲，但我能理解老人家。

父亲的思维有点像宋江，但没有宋江灵活。宋江可以被“逼上梁山”，然后再接受朝庭招安。父亲太僵化了。他只能一条路走到黑，做国民党的殉葬人。

我母亲不识字，却记性特好，凡是看过的戏或听过的书，都能记得个八九不离十。小时候，在冬天的一些夜晚，我和我哥躺进被窝里后，母亲就常给我们讲她记得的那些戏或书。也许是那时我还太小，也许是过去的时间太久了，总之母亲讲的那些戏或书，我现在基本上都记不得内容了。我只能依稀记得少数故事名字，比如《王宝钏》，比如《五女兴唐传》，比如《算粮登殿》、《狸猫换太子》、《杨家将》，等等。我还记得母亲训导我姐姐们时常说，王宝钏一十八年守寒窑什么什么的。而在训导我和我哥时，就说，看人家岳飞小时候怎样怎样。

母亲的故事，以及父亲的人生经历，无论多么粗糙简单和不成休系，但客观上都传导给我一种做人做事的原则精神，比如忠孝，气节，仁德，信义，善良，正直，勇敢，坚毅，担当，等等。

我想，这些原则精神，大概应该就是我和我们这代人的精神起点。

我想起我们又一次遭到偷袭

鸟出窝后，羽翼还会继续生长。人离开父母走入社会后，学习还会继续。尤其会在各种社会风浪中，不可避免地吸收很多或好的或不好的思想和经验。众所周知，在那个我们不愿提及或是不堪回首的十年里，我们经历了世所罕见的人生洗礼，曾经不断地迷茫或者摇摆，有时甚至自相矛盾，进退失据……后来，当然是一切终于结束了。

话说三遍淡如水。关于这个话题，无数人说过无数遍了，我还是选择闭嘴比较明智。

我们好像是返回到了起点。

我们赶上恢复高考，也加入了高考大军。我们感觉自己和几千年以来那些进京赶考的莘莘学子没有什么两样。目的就是完成父母们的心愿，用自己学到的知识报效国家，光宗耀祖。报效国家，就是在光宗耀祖。在父母们那里，这两者从来都是一致的。

对于前面的十年，虽然感觉有些许荒唐，没有什么效率，但我们也没有后悔。我们还很年轻。失败是成功之母。况且不经历风雨哪能看见彩虹？我们以为自己的经历已经够丰富了，结累的经验教训也够深刻的了。我们相信自己很成熟了。同时，我们也坚信，今后不论再遇到什么风潮，都不会像过去那样冲动了，而是会冷静思考，科学应对。

可是，后来的事实证明，我们不是钢铁之躯。我们高估了自己。

我们再次遭到偷袭。

很可悲，在这次被偷袭中，我们又一次迷失了自己。

这是一个也许还需要再过很多年或者付出更多代价之后才可能得到一个明确定论的历史事实。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在国内外各种势力有计划地里迎外合之下，中国刮起了一场巨大的思想“旋风”（好像曾被定义为是新中国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之前的两次：一次是全国解放，另一次是十年结束后的拨乱反正）。很不幸，我们又深深地被卷进去了。这是一场被称作“蓝色文明”的思想“旋风”。制造和主导“旋风”的人以及为“旋风”推波助澜的人，现在虽然都已年老了一些，但首先是影响力还在，其次，他们的接班人早已成功接班，很多已经是国家各级各类文化艺术领域或其他领域的领导者角色，有权，有实力，有势力。为什么说历史需要很长时间的沉淀之后才是真正的历史？您瞧这场“旋风”刮了几十年了，至今都没有消停，哪来时间和机会沉淀？于是，您现在还无法去评价其是非曲折？您也没有资格去评价其是非曲折？

这场“旋风”的官方语言应该是——

我们经济不行，科技不行，创造力不行，我们绵延五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尤其不行！更遑论我们的父母教给我们的那些原则准则，那简直就都是糟粕！

以自由民主人权为核心价值的西方文明，才是人类最先进最伟大的文明。

我们唯有立刻向自己的传统文化决别，真诚地拥抱西方，拥抱西方的普世价值，“走出陆地”，“迈向深蓝”，“与国际接轨”，中国才有希望。

大意是这些。个人归纳，不一定准确。

总之，我们的心被这场思想“旋风”震憾了。我们深刻地意识到，如果我们倘还热爱自己的国家，倘还对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有一点责任感，我们还犹豫什么？还能犹豫吗？还有时间犹豫吗？

我们很快接受了“旋风”，融入到“旋风”之中。

这个“旋风”从地上地下，从凶猛到蜇伏，再到换装出演，一刮就是几十年，直至今天还没有消停。

批判中国文化颂扬西方文化是“旋风”的总基调。中国这也不好，那也不好，中国人甚至成了丑陋的存在。有人开始用电影批判中国，把中国描写成地狱一般。有人则用小说专写中国人的丑恶人性。好像我们中国人是人类中最丑陋最恶劣的那一部分。接着，我们的以恶心我们自己的电影得到西方的认可，有的在西方电影节中还成功获奖。比如赵某编导的一部专写中国老百姓到北京上访以反映中国人权现实的记录片《上访》，就获得夏威夷电影节最佳纪录片奖电影。此外，我们的批判自己国家的制度和刻划中国人丑陋人性的小说也受到了西方人的刮目相看。后来，我们似乎意识到光这样似乎还不足以表达我们对西方的忠诚与热爱。于是一位国人熟知的文化大师，受邀请赴西方参访，回来后写了一部散文集（书名国人都知道，何况我怕有人砸我脑袋这里从略），对西方大加赞赏。你可以找找书中对巴黎的一段描写，其词藻之华丽肉麻，对巴黎崇拜心情之深切，感觉作者差点就要对巴黎下跪了（最要命的是巴黎事实上真不是那样美好）。接着，中国文学界文化界立刻把这本书捧为当代最伟大的“文学经典”。

忽然一阵电闪雷鸣，我们直接被惊傻了。

时代演变太快了。感觉差不多是迅雷不及掩耳之际，以苏联为中心的东欧的社会主义阵营坍塌了。世界风云突变。中国也经历了一阵惨烈的阵痛（还好没有坍塌），形势瞬间逆转。

倾刻之间，“旋风”与中国的现实变得不合时宜起来，甚至都有些水火不容了。“旋风”的领军人物，旗手们，小罗罗们，不得不像乌龟一样把脑袋缩回去，装聋作哑，表面上尽可能地迎合现实，尽可能地忽略着“旋风”存在的事实，小心翼翼地往前推进着日子，没有谁再斗胆公开提及那个轰动一时的电视片《河殇》，也没有谁再斗胆提及某某作家某某教授某某专者撰写的曾经是那么让年轻人心潮彭湃的文章。那场“旋风”仿佛突然消失不见了，或者从来就不曾发生过。

“旋风”不得不蜇伏于地下。

一个可悲的真实是，没有任何人出面解释“旋风”怎么了，也没有任何力量或任何思想家（在当时，国际舆论绝对由西方掌控，中国的国家机器层面的舆论力量十分薄弱而且被西方死死压制着，客观上在中国还不具备产生新的能够站在历史正确一边的思想家的土壤环境）从意识形态层面对“旋风”进行任何角度的研究或梳理分析。现在看来，这应该是当时的国家层面的一种严重失责（客观讲政治家从来无法取代思想家的工作）。

“旋风”将往何处去？

我想“旋风”怎么就摇身一变成了钟馗？

历史有时会十分滑稽，让人哭笑不得。

现在回头看去，我们应该明白，那场“旋风”，本质上是西方人操纵的颠覆整个社会主义阵营阴谋的一部分，只是我们这个民族根基过于深厚，他们成功摧毁了东欧众多社会主义国家，却无法撼动我们。

但是西方亡我之心未死。承担亡我职责的“旋风”一方面在地下继续对我们进行文化渗透，一方面乘我们改革开放打开国门的机会，把爪牙偷偷伸进经济领域甚至政治领域。我们加入了WTO，与西方建立了各种合作。当时的我们，由于经济落后，国力薄弱，极需发展经济，强身健体，更重要的是我们从西方的虚情假意中发现了一个继洋务运动之后又一次师夷长技的历史性机遇。我们动心了。所谓富贵险中求。我们决定“引狼入室”“与狼共舞”以师夷长技，完成洋务运动未竟之事业。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我们没有追到地下对“蓝色文明”“旋风”进行穷追猛打（亦或是心中也暗自以为西方文明真的优于我们自己的本土文明），而是默认其摇身一变成为我们实施师夷长技的思想驱动力（表面的官方语言“走向世界，与国际接轨”，内涵不详）。

为了打鬼借助钟馗的战略好像应该没错。但是，我们明明知道这里的钟馗不是我们自己土地上生长出来的，也明明知道不是什么好鸟，能借助吗？敢借助吗？

人穷志短。就摸着石头且走且看吧（足见没有正确思想引领的实践有多恐怖）。

现在我们应当明白了，为什么我们没有从国家意识形态层面，没有对“旋风”进行任何定义，为什么直至今天，都没有任何人哪怕是很小声地谈论一下《河殇》及其那一批著名专家撰写的阐述《河殇》的著作或文章。

“旋风”当然乐得我们这样，他们的心里似乎在说：既然你能借我明修栈道，那我也不客气了，我就借你暗度陈仓了（如此说法韩信可能会感到莫名其妙）！

抗战时期，我们也曾与国民党合作，建立过民族统一战线，但是，我们有毛泽东思想，我们有独立自主的坚定原则，我们在党的理想目标上从来没任何人任何力量左右过。那时，我们为了抗日大计，确实也借助过国民党之钟馗。可是，国民党毕竟是中国的。而现在这个“旋风”钟馗，是西方亡我之刀，太危险点了吧？

值得庆幸的是，这一回，我们师夷长技的战略大获成功。我们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旋风”也魔鬼上身似的在中国的思想文化界深深地扎根了。

从账面上，西方人意识到他们被我们利用了。

奥巴马不无气愤地说，中国人偷了美国人的早餐。

特朗普，之后的拜登，以及再往后某某美国总统，接连不断的对我们耍流氓企图遏杀我人怕是躲不过去了。

很显然，这注定是一场无可避免的东西方文明的博弈，是你死我活的世纪大决战，我们没有退路，我们必须像抗美援朝时一样全体人民上下一心，方可取胜。可是，我们突然发现，我们的团队里怎么会有那么多像韮菜一般割了一茬又一茬的贪官？怎么会有哪么多国内国外的明里暗里的汉奸？怎么会有抓了一批又一批的外国间谍？

掣肘我们的当然还不仅这些。

我想这一回的积重难返恐怕真是难返了

一个民族的整体的思想和精神风貌，都会或深或浅地体现在这个民族的文学艺术之中。

打开各类影视网站看看吧！打开广电局不断发布的经审核通过的电影及电视剧目录看看吧！打开各种文学网站看看吧！如果你倘有一点民族良心，你会大吃一惊，天哪！我们还想借助文学艺术来凝聚我们的民族精神呢，可是文学艺术却都在用丰乳肥臂刺激我们的感官，或用仙侠鬼怪电影逗我们玩。什么时候他妈变成这样了？

我这样的一介小民无法用文字去描述或概括这样一个太复杂也太令人心碎的现实存在，我只能管中窥豹说出一点我看到的。

有一位中国电影界领导（也是一位众所周知的一线大枷级演员）在一所大学作演讲，在演讲人与听众互动环节，演讲人问一位同学说，你对那部中国电影印象最深？那位同学说，我从来不看中国电影，我只看外国电影。这时，演讲人突然一脸愕然（虽然她是演员，但这一刻的愕然绝不是装出来，而是真的被震憾了），那神情好像在说，你小子怎么会如此不爱国呢？演讲人的这一愕然，深深刺痛了我。我立刻看出来，她只是听清了那位同学的字面意思，丝毫没有明白那位同学字面下的真正内涵。这一点也恰好完全明证明了她对中国电影当下的现实状态的理解是多么的肤浅，甚至多么的无知。看完这个视频，我出了一身冷汗，我想，作为中国电影的领军人物，都持如此一种认知，中国电影还有未来吗？

我不敢说国产电影全是垃圾。因为的确也有好的，甚至是优秀的作品。比如冯小刚导演的《唐山大地震》等，比如陈道明主演的《康熙王朝》等，比如近时播出的《追光的日子》《到有风的地方》等等。但是，从总体看，我十分认同那位同学的对中国电影的基本判断。

我还看到有人曾问《战狼》中的一位主演，意思好像是说你的打斗动作虽然好看，但太过了，太夸张了，一点也不具有真实感。这位主演说（非原话，是原意），西方电影中有这样的情况，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有？你也太双标了吧？听到这里，我又被惊呆了。一个差点要被大家称作民族英雄的演员，居然这样回答问题，太不可思议了。你可以讲的理由太多太多了，你那怕强词夺理，胡说八道，你也不能拿西方电影来作比较。因为比如人家再问你，西方电影难道就是你对电影的判断标准吗？你该怎么回答？

当然，话说回来，如果这位主演真把西方电影当作判断标准，他也不会作出那么愚蠢的回答。他是根本就不懂电影，包括西方电影。

人们看电影或欣赏电影，感官层面会是一种被刺激，故事层面会是一种被吸引，思想层面会是一种心灵的被触动。电影如果仅仅只有感官刺激，没有故事的吸引和思想的触动，那和打游戏有什么区别？某种意义上说，战争除了动作，更应该是一种文化的存在。比如《静静的顿河》里，白军把红军围了，喊，交枪不杀！红军把枪交了，结果白军还是把红军都打死了。这是俄罗斯人的战争文化。比如《三国演义》中诸葛亮对孟获七擒七纵，则是中国的战争文化。那位同学的意思，是你不能把战争成搞成游戏，如果你只对感官负责，那是对战争的一种曲解，是对英雄的一种亵渎。《伟大的转折》中，那种接近真实的战斗场景，红军成片倒下的壮烈，四渡赤水的伟大智慧，毛主席被推为领导前的艰难博弈，那才是真正可以撼动人心的艺术作品。

可惜他连那位同学的话都没有弄懂。看出来你也真没办法弄懂。

我说一个伤心的事情。

网上看到，一年轻人因为自己没钱买高价票去某演出现场一睹某明星的尊容，竟然偷走父亲在医院急需做手术救命的钱。

我说一个恶心的事情。

如果大家不太健忘，都应该记得2023年春晚上相声演员岳某某吧。那是什么狗屁相声？从内容到表演，还有比这更恶心的事吗？可是，据说有还赢得无数粉丝的追捧膜拜。

我不由得想到1906年鲁迅在日本留学期间和一群中国人一起观看一个幻灯片的事情（当看到幻灯片中有一个中国人在被日军抓捕，大家竟然还能够津津有味的继续），又想起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城时，一些中国人竟然拿着梯子给入侵者带路，帮他们翻越城墙打砸抢……。

我不敢说那位偷父亲救命钱的人以及岳某某在春晚说相声获得掌声的情状是一种国耻，因为我怕有人会砸我的脑袋。但我又该说什么好呢？

纸质小说书纸质文学刊物越来越孤独了（绝没有孤傲），也越来越艰难了（好像只有苟且偷生一条路了）。在工作间隙的某个地方，在公园的条椅上，在地铁的走廊里，在电梯上，中国人在手机上追捧的小说是起点中文，是番茄，是飞卢，是七猫中文，是……。那些所谓的网络小说，要么是村长与寡妇调情，要么是老板与女秘书私会，要么就是仙侠鬼盗，要么是……与网络电影一样，这些所谓小说，早已与艺术无关，只能给人一种动物意义上的初级快感。

中国的出版社（指大部分而非全部）在干什么呢？在忙着卖书号（利用可怜的一点专业权威欺蒙作者以苟延残喘），美名其曰叫有偿出书。

中国的文学杂志社（指大部分而非全部）在干什么呢？在忙着卖版面（网上征稿公司多如牛毛，但基本都是二道贩子，他们的目标客户要么是因申请评职称急需发表文章者，要么是想拿钱买发表文章的沽名钓誉者），只要你给钱，狗屎我也可以给你发表出来。

很多年前，积重难返这个词在拨乱反正时曾经很热。现在再拿出这个词来，你会觉得很无力，甚至很绝望。

那么，我们的所谓严肃文学又是怎样一种状况呢？

先卖个关子。

我想起了一本好书强烈建议您买来看看

因为，你看了这本书，你就可以对中国的所谓严肃文学有一个新的认知了。

这本书叫《谁在导演世界》，作者叫边芹。

边先生应该也是在“蓝色文明”的感召下，像抗日战争时期大城市的知识青年拥向延安一样去到法国的（这种比喻是不恰当，但准确），并且在法国定居下来，一住就是三十年。如果国内有人只去了一趟或几趟法国，就想说自己很了解法国，那我劝他最好闭嘴。

不是三天，不是三个月，也不是三年，而是三十年。

我选择相信在法国观察了三十年的边芹。

我现在如果直接说《谁在导演世界》中写了些什么，我怕没有人相信。那我就抄录几段《中国青年报》记者蒋肖斌先生于 2013年12月17日发表在《中国青年报》10 版的《<谁在导演世界>寻找幕后操控者》一文的几段文字吧（我强调蒋肖斌这几段文字只是介绍了书中的很小的一部分内容）——

边芹写诺贝尔文学奖，扯下其所谓的“世界性”面具。2006年，土耳其作家奥罕·帕慕克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一个西方文化圈外的土耳其人为什么备受青睐？事实上，那几年在西方得势的亚美尼亚移民，正利用攥在手里的经济、舆论与政治大权，为土耳其人与亚美尼亚人的历史宿怨最终定性。帕慕克在此关头选择了西方立场，于是，一表态立马得奖。

书中还记录了瑞典学院常务秘书霍雷思·恩达尔今年的一个言论：“有一个事实是无法逃避的，那就是欧洲永远是文学世界的中心。”边芹说，西方利益永远是诺贝尔奖的中心，就是这么直白。

边芹写戛纳电影节，这个高举“艺术”旗帜的电影圣殿却原来也是另有千秋。“戛纳电影节的实际控制人是一个‘国际’私营组织，只不过选在法国办而已，而且聪明地将法国政府、法国媒体和法国品牌的利益与自己捆绑在一起。”

边芹发现，在戛纳电影节，或者绝大部分西方主流的电影节上，“第一世界”的选片越来越向大众电影靠拢，使电影节成为欧美片商的广告廊。而“第三世界”的选片却日益承担国际政治斗争的使命。“当死亡在欧美电影中是个人悲剧，到了其他国家就变成——甚至必须变成——社会或体制的因素。这是电影节牢不可破的‘政治正确’”。

边芹指出，让国人看清世界现实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有那么多迷魂汤煮得热气腾腾，有那么多烟雾弹放得漫天多彩，整个文化处于不见硝烟的包围战中，有几人瞥见文化战阵间‘细节武器’的征伐？”

自从中国人有了闲钱，巴黎的奢侈品店就有了装修费用。边芹犀利地写道：“在集体中毒的状态下，一些与奢侈毫不沾边、只是西方中产阶级的日用品牌，包装一番，也能在中国市场牟取暴利。”不仅如此，奢侈品还逐渐掌握了国人的价值判断，即，“奢侈品始终把人维持在乞丐状态，却给他做皇帝的错觉”。

有一个十分诡异的情况不知大家意识到没的。为什么西方人唯独只对我们恶心自己国家和人民的电影和小说是那样的情有独衷？而他们的作家艺术家为什么从来不去创作恶心他们自己国家的作品？也从来不去写西方的废都？也不去写他们的姐妹们的丰乳肥臂？也不去专写西方人的人性中的丑恶？我读西方作品的确不多，但从我所读到的所有西方名著中，从来没有看到过。

再说电影，从《泰坦尼克号》《桂河大桥》，到现在央六或是网络上播放的一些西方的电影，我也从来没有看到过有一部是批判西方制度和恶心西方人性的作品。相反，我从西方的小说中和电影中，所看到的一些价值观念，仍然是忠诚，正直，公平，正义，善良，勇敢，担当，忠于国家，等等（《桂河大桥》中机器一般刻板的军人形象我任何时候想起都会很震憾。我也永远无法忘记《泰坦尼克号》上乐队队员们在面临死亡时拼命保持一种绅士式的从容姿态镜头）。这些价值观念居然和我从父母那里学到的做人做事的基本原则差不了多少。

我有时会想，西方的作家艺术家们，难道都偷听过我母亲讲的故事？

且听边芹怎么说——

“2006年，土耳其作家奥罕·帕慕克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一个西方文化圈外的土耳其人为什么备受青睐？事实上，那几年在西方得势的亚美尼亚移民，正利用攥在手里的经济、舆论与政治大权，为土耳其人与亚美尼亚人的历史宿怨最终定性。帕慕克在此关头选择了西方立场，于是，一表态立马得奖。”

“第一世界”的选片越来越向大众电影靠拢，使电影节成为欧美片商的广告廊。而“第三世界”的选片却日益承担国际政治斗争的使命。“当死亡在欧美电影中是个人悲剧，到了其他国家就变成——甚至必须变成——社会或体制的因素。这是电影节牢不可破的‘政治正确’”。

话到这里，我恍然有点明白，鸦片战争在世界史上不可谓不是一个重大事件，但是，除了雨果先生有过一句公道话之外，我没有在任何一部西方的电影或小说看到过任何描述（我承认我读书少，看得电影更少，我太孤陋寡闻了）。原来他们的创作也是有国界的，基于他们的国家利益，该写什么不该写什么，他们心里很清楚。只有中国的作家艺术家必须承担为西方国际政治斗争服务的使命，否则西方人就不喜欢了，也更不会给你什么大奖了。

我想新冠疫情如果不是最先爆发在武汉，而是在西方的任何一个自诩所谓民主自由的国家，绝不会有任何西方作家胆敢写什么日记来记录疫情的情状（《谁在导演世界》讲得非常透彻）。但事实是发生在了被西方称为不民主不自由的中国，中国作家方先生写出了著名的《方方日记》，而且很快在西方出版大卖。对于这件事，我只看到民间有反对声音，却没看到国家管理文化艺术的机关单位有什么表态（天知道是忠实于言论自由还是一种实质上的一种纵容与支持）。政策层面的宽容似乎应该是可以理解的。可是，最诡异的是民间的反对声浪那么高，但是几乎知识界，中国的作家艺术家却一律禁声。

事实再一次证明，中国作家的作品包括他们可怜的言论都必须承担为西方国际政治斗争服务的使命。

我听说，一位著名作家写过一部批判中国土改的长篇小说，但没有发表出来。这位作家创作土改小说，肯定是基于西方关于“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思想创作的——容我先喘口气——真是太幼稚了。如果私有财产真的神圣不可侵犯，那中国的数不清的宝贝陈列在西方的各大搏物馆里是怎么回事？是那些宝贝自己长了腿脚或者翅膀吗？如果私有财产真的神圣不可侵犯，阿富汗存在美国的可怜巴巴的几十亿资产为什么回不到阿富汗手里？那可是全世界最穷国家呀，作为全世界钱最多的国家，你抢谁的钱不可以？为什么偏抢阿富汗的钱？你他妈下得去手吗？所谓“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本来就是富人为了保护自己财产而设计的约束别人的准则或纪律。试问富人们，你敢说你的那些所谓私有财产是从哪来的？你敢说真的是你个人通过自己的劳动一分一分赚来的吗？如果你尚有一点做人的良知，我量你不敢！马克思先生早就把这个谜局撕破了。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农民通过辛苦劳动为地主创造的财产部分地再回到农民手中，何错之有？何罪之有？请问在美国硅谷银行存了巨款的中国富人们为什么不去向美国政府示威？你们哑吧了吗？

我想我的普世价值观究竟是什么？

西方人把他们嘴巴里（请注意是他们嘴巴里的而不是别人的嘴巴里）的自由、民主、人权视为普世价值。

在资讯飞速发展的当下，那怕是在边远山区的农村的古树下乘凉聊天的大爷大娘们，那怕是在城市脚手架上挥汗砌砖的农民工们，其实早都把西方人的普世价值看明白了（唯独中国的知识界，中国的很多作家艺术家们没看明白——不，是不愿意看明白）。

什么是西方嘴巴里的自由？

西方嘴巴里的自由就是西方人掠夺全世界自由。比如美国人印美元收割各国财富，比如美国人抢劫叙利亚石油……

西方的嘴巴里自由就是西方人说谎要自由。比如早些年他们把尼泊尔警察殴打老百姓的照片标注成是中国西藏警察殴打老百姓，比如早些年他们把北京车站自动测温设备照片标注成东京车站，比如他说我们的新疆有强迫劳动的事情……

什么是西方嘴巴里的民主？

西方嘴巴里的民主就是你不听我的话我就揍你。比如伊拉克刚打算买卖石油弃用美元结算，美国人就拿一小瓶洗衣粉作为化学武器之证据摧毁伊拉克。比如利比亚，比如叙利亚，也都因为一样的原因遭到美国人狂轰烂炸……

什么是西方嘴巴里的人权？

西方嘴巴里的人权就是为了自身利益可以肆意剥夺别人的包括生命权在内的一切权利。美国人在全球所有具有战略意义的海峡、港口都有美军基地。除了中国和俄罗斯，他们想打谁就打谁，想要谁命就要谁命。全世界的战火几乎都是美国人点燃的，全世界的数以千万的难民都是拜美国人所赐……

西方人嘴巴里倡导的普世价值从来都是西方的资本、政客，以及由资本、政客豢养的鹰犬媒体对付全世界的武器。

那么，是不是整个人类真的没有一个统一的价值判断基准呢？

我个人以为还没有那样悲观。

我们试着把全世界（包括西方殴美国家，东亚国家，拉美国家，南亚国家，东南亚国家——好像我唯一不想把我们自己包括进来，那是因为我还在犹豫，我不想欺骗自己）那怕只是当下的电影和小说都拿出来好好研读一下，你一定会发现，其实，所有作家艺术家们的良心都还在，他们在作品中倡导的价值几乎差不多都还是忠诚，正直，公平，正义，善良，勇敢，担当，忠于国家，等等（印度的电影尤其绝对正向）。我现在可以确认，那些非我们国家的作家艺术家们，他们并没有偷听包括我妈妈在内的中国妈妈们讲的故事。他们自己也都有妈妈。他们的妈妈与我们的妈妈一样，都会给自己的孩子们讲故事。那故事的内容也许千差万别，但所蕴含的教人向上的思想理念是完全一样的。

所以，如果说，这个世界倘还有普世价值的存在，那一定是全人类的妈妈们对她们的孩子们的最真诚的祝愿与祝福。

……

因为我在《宿敌》中写到几位伟大的妈妈，原谅我现在说到什么事都不由得会扯上妈妈。

我认为，一个作家眼中只有善，其心未必真善；但眼中只有恶，其心必定不善。一个正常的有良心作家的作品中，不都是善，更不都是恶，而是有善，也有恶，是善与恶的博弈，以及从博弈中给出世人一份扬善抑恶的参考。这话听起来有点老旧，但我一直是这样认为的，我也会一直遵从这样的观点去写作。

我庆幸自己比安德烈·叶菲梅奇·拉京先生要幸运一些，因为首先是我所处的时代与他那个时代毕竟大不相同，而且看样子现实的时与势好像正在向好的方向发展。当然，不管最终我会不会被拉进第六病室，至少我把自己想说的话说出来了。

我还在发呆。

我还在想。

我知道米兰·昆德拉心中的上帝一定在笑我。

2023年9月10日

石舟创作简历

陆续在《人民文学》《青年文学》《小说》《北京文学》《北方文学》《山西文学》《黄河》《当代作家》等多家文学刊物，《吕梁文学》等多家地方性文学内刊，以及《中国文学》《小说月报》《小说选刊》，发表或转载中、短篇小说50余部、篇，出版《石舟小说自选集》，长篇小说，《白天》。出版应用类图书《客家人萧法刚》等人物传记 20 余部，出版《悬崖边的辩护》《向公平出发》《中国大律师经典案例》等律师案例20 余部。创作电影剧本《石头剪刀布》等10部。

注：本文已获作者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