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块字与中国文化

方块字与中国文化

作者：倪章荣

　　中国文化亦有很多人称之为东方文化（其实这样称呼有些牵强，有些人比如美国学者萨义德的东方文化的定义就不包含中国文化乃至远东文化），无疑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她历史少悠久（一说为三千多年，一说为五千多年），因为她影响广泛（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乃至四分之一，皆为这种文化所支配）。可是，当人类进入到二十世纪特别是二十一世纪之后，基于中国文化带来的可怕的客观现实，对中国文化的质疑之声时时可闻，然而，绝大多数人给出了药方还是恢复传统文化或者正确理解传统文化，其中最主要的观点是：用所谓真正的儒家思想建立中国的价值体系，比如靠对儒家思想进行现实主义解读的于丹等人。于是，就有一部分知识分子或者知识人对儒家思想的批判，认为之所以中国人没有信仰、没有道德、不能进步全在于儒家文化的毒害，比如江西南昌的黎鸣先生。当然，也有人认为是中国两千多年“形儒实法”的专制制度。但是，我却认为，导致中国人道德沦丧、固步自封、自相残杀、冥顽不化的根源不在“儒”、不在“法”，也不在其他的“家”，儒家也好，法家也好，诸子百家也好，都只是中国文化的病灶而不是病根，其病根在于以中国人确切说是汉族人自以为是的文字的羁绊。

　　我为什么会得出这样“大逆不道”的结论呢？

　　一直以来，我对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持有坚决的批判态度，也曾以为正是儒家思想和在儒家思想掩护下的法家主张祸害了中国，祸害了中国人，导致了中国几千年的虚伪的实用主义的文化体系（我和大多数人的不同观点是：很多人都说中国文化的三个组成部分或者说根基是“儒释道”，我却认为“释”也好、“道”也好，都没有形成对中国文化的根本影响，且“道”“释”无论在主张上多么地大相径庭，但实质上都没有动摇其固有的价值体系和文化观念甚至还为其所用，中国文化母体其实是“儒”“法”两家）,近年来，我才突然发现儒家也好、法家也好，其他“家”也好，都不是中国文化产生、巩固、繁衍的根基，根基在于中国文字即汉字。

　　汉字具有典型的象形文字特点，又有会意、谐音等功能，其产生的过程没法考证，但可以肯定的是与其生产、生活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应该说中国古人是相当聪明的，那么多笔画繁杂、歧义纷呈的文字的产生和发展，需要怎样的智慧和毅力？当中国人发明了汉字并被广泛运用的时候，其高兴和得意的状况是可以想象的，正因为如此，中国人一直沉浸在自我陶醉、自娱自乐之中不能自抜。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海斯、穆恩、韦兰在其合著的《世界史》中，曾这样分析中国文字：“这个文字系统，从前是，现在仍然是，对中国的一个巨大障碍，因为成千上万的不同字，都要会读、会写，是很困难的。”中国人太容易满足太自以为是了，把自己当作世界的中心，视其他民族为蛮族，不肯与他族交流更不用说学习了。正是中国人的自以为是，导致了这个庞大的民族与世界的隔绝，《世界史》继续说：“假如中国在周朝时代和近东有更多的贸易往来，一种简单的字母体系可能会被采用。”所以，同是古文明发源地的两河流域和埃圾最终都摒弃了他们千辛万苦发明的楔形文字和象形文字，而中国人却死死抱住方块字不放。正是一个又一个的方块字限制了中国人的思维，形成了中国保守的、落后的、利己主义的文化体系。

　　儒家学说也好、法家学说也好、道家学说也好、释家学说也好、墨家学说也好，从根本上来说，都没有完全摆脱现实和利益的束缚，尽管老庄的道家学说有那么一点“出格”，“道”出了某些事实真相（我同意费正清先生关于道家思想具有某种形而上的意义的观点），比如承认个体的渺小、人与天（自然）保持一致的重要性（万物皆一），揭露儒家学说的荒唐，批评统治者的残暴等，但她却走向了神秘主义和虚无主义的泥淖，老庄极力混淆是非，什么“彼出是，是亦因彼”“是亦彼也，彼亦是也”，认为善恶之分是人类悲惨境遇的根源，主张“无为而治”，蔑视知识，称赞农夫不用辘轳汲水而宁愿用肩背手提取水的行为，最终也只能造就几个与世隔绝的“采菊之士”、“竹林饮者”，客观上纵容了儒家思想和专制制度。我一直认为中国是一个没有哲学的国家，道家思想有那么一点哲学的味道，但并不是真正的哲学，胡适先生关于哲学是“研究人生切要的问题，从根本上着想，要寻一个根本的解决，这种学问，叫做哲学”的观点我是不敢苟同的，哲学不仅仅是研究人生问题，西方哲学家对于形而上的思考和对绝对终极的追求已经为哲学做出了定义（关于“中国的哲学”问题，我将另文探讨）。没有哲学就给实用主义提供了广阔的舞台，但儒家思想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或者说主宰的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民众的漠然、无知。以至于儒家思想的病灶轻而易举地寄托于中国人灵魂内，成为协助统治者奴役民众的工具（有人说这是统治者歪曲和改造了儒家学说，这是无力的辩解）。前面已经说过，儒家思想“一统天下”主要是因为“民众的漠然、无知”，中国民众为什么会“漠然、无知”了呢？中国人不是很聪明的吗？我的理解是：方块字起了关键的作用。

　　中国的方块字的基本构件是条条框框，每个字都离不开条条框框的掌控，绝大多数的中国字都是由两个和两个以上的字组成，形成挟持和控制的格局，比如一个回家的“回”字就是小口（个体）被大口（有话语权的统治集团）套住，回家之后其行为也不能逾规越矩。中国字还存在意思含混、似是而非的毛病，给民众理解带来困难，也给别有用心者有可乘之机。老庄哲学，两个西方人的翻译可能是完全对立的意思表述；有人为了替孔子辩护，说“唯小人与女子难养”的女子是指某几个人，有人甚至说“女子”就是“汝”，我们上小学时老师给我们讲标点符号的重要性时所举的“行人等不得在此大小便”之类例子也很有代表性。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中国文字之外的其他文字都是由独立的平行的字母组成，意思表达清晰，基本上不会产生歧意。中国字不仅有条条框框，有含混不清，还有挟持和控制，其实这就是中国人思维方式的呈现，思想被禁锢、压制，如同笼子里的狮子，你有再大的本事也只能沦为表演的道具。这还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时间久了之后，便失去了活力、失去了勇气、失去了思想，任凭别人摆布。因为失去了活力、勇气、思想，所以中国的思想家也好、思想也好，总是在那些固有的条条框框里打转转，都在做削足适履的勾当，没有人有过破茧而出的努力，普通民众就更不用说了，统治集团说好就好，统治集团说行就行。结果是思想家和思想只能为统治集团服务，并竭尽全力为其服务。如孔子作司寇仅七日便杀了一个“乱政大夫”少正卯。有人问他为什么把少正卯杀了。孔子数了他的三大罪：一、其居处足以撮徒成党。二、其谈说足以饰袤荧众。三、其強御足以反是独立。拿今天的话说，就是结党营私、妖言惑众、混淆是非。也就是所谓的“思想罪”。

　　思想家们都赤膊上阵了，普通民众就更不用说。因为思维模式的限制，中国人便只会在小圈子里打转，也便习惯并善于窝里斗；因为无知，所以既容易驯服也容易鼓动。这也是中国盛产奴才和流氓的原因。一句子虚乌有的“耕者有其田”之类的许诺，便能让万千人把屠刀举向与自己无冤无仇的同胞。从陈胜吴广开始所谓“农民起义”便此起彼伏，虽说绝大多数都以失败告终，但也有成功的例子，可那些为主人出生入死、杀人如麻的“功臣”们有几个到头来不是被他们的主人除掉？问题是，尽管有前车之鉴，但一旦有野心家举事，我们的民众总是蜂拥而上。原因何在？在于我们的文化，在于我们文化培养出的投机心态、从众心态、侥幸心态以及图一时快活的享乐心态。至于靠“兄弟”们出生入死终于爬上皇位的帝王们为什么对“兄弟”痛下杀手？根源也在中国文化，是中国文化告诉他们必须以自我为中心，是中国文化告诉他们绝对不能与任何人分享权力哪怕是自己的亲兄弟，是中国文化告诉他们不能相信任何人。中国几千年的兄弟相煎、手足相残，其祸根在中国文化。有人说中国人（指汉民族）从来没有侵略别国的历史，因为中国人爱好和平。这是对中国历史、对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天大误解，我多次说过，任何大国都是侵略的产物，古代中国也不例外，近代之后的中国人之所以不像欧洲列强一样侵略他国，并不是因为爱好和平，而是他们觉得侵略别国风险太大，还不如在自家杀人越货有把握。现实利益主宰了中国人的行为，要不，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为何对自家人如此残忍？有确凿证据证明，自有史以来，中国人发动的对自家人的战争频率最快，死伤最多，中国人对于自家人的杀戮手段最为残忍和血腥。

　　中国社会的停滞不前，其责任仍然在中国文化。以前对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如此庞大、历史如此攸久的民族没有自己的宗教迷惑不解，后来才知道这也“得益”于中国文化，中国文化的“一统”观念，不仅阻碍了各民族的相互的交流和学习，也阻碍了文化的融合和宗教的诞生，因为中国人尤其是统治集团不需要其他文化打扰他们的生活，更不需要宗教对于政治的监督了。引进的佛教也都是经过改造了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为政权服务的东西。而之所以中国会产生如此的文化，完全是方块字的“功劳”。

　　方块字准确地让是方块字带来的思维定式束缚了中国人的思想，让本来很聪明的一个民族逐渐变得愚钝了，变得不思进取没有探索精神了，于是心怀叵测之人便兴风作浪，弄出一些奴役人、摧残人的文化来，强迫民众接受。近代以来，也有人提出向西方学习，但大多都是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这种观念支配下，其学习也不过是急功近利的行为，这就是之所以外国人的吸毒、同性恋之类的东西能够很快在我们国土生根发芽，他们对于真理的追求、对于正义的坚持被我们拒之门外的原因。

　　青少年时代，看到“五四”先贤们废除汉字的主张时，认为他们的认识过于偏颇、思想过于激进，现在才知道，他们是一群先知先觉者，他们看清了中国文化的本质，试图为中国人做一件有益于千秋万代的事，但是，他们失败了。他们的失败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否则，中国就不是中国了。我知道汉字是中国文化的病根，但我不知道我们的文化应该如何改进，全盘西化似乎不现实，抛开利益集团的因素不说，国人的自尊心也不答应。可是，我也不赞成一些人重新寻找中国文化源头比如黎鸣先生等人的从老庄著作里挖掘“文化”的主张，老庄的东西也好，其他诸子百家的东西也好，都不足以撑起文化的大伞。这也从另外一个侧面印证了中国人自以为是的文化观念，如同阿Q一样，现在潦倒了没什么，以前曾经阔过（以前是不是阔过，是怎样的一种“阔”，还不好说），究竟应该建设怎样的中国文化、怎样建设中国文化，我想，这应该是我们的全体国人特别是知识人的神圣使命。我特别渴望中国能出现更多的知识分子，形成一个知识分子阶层，那样，我们就有了希望。

　　倪章荣，笔名楚梦，湖南人。作家、文史学者。

注：本文已获作者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