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在我眼前晃来荡去的词语

几个在我眼前晃来荡去的词语

作者：倪章荣

　　闲来无事的时候，总是喜欢回忆往事，也总是喜欢胡思乱想。每次，当我开启记忆之门或胡思之窗时，有几个词语总是大摇大摆地蹦出来，在我眼前晃来荡去，它们或向我招呼，或对我微笑。我知道它们身份特殊，意义重大，不仅过去曾经主导过我们的生活或生存，而且将来也很难退出舞台。我无法绕开它们，也不能无视它们。现择选几个记录如下：

同志

　　词典解释说，“同志”一词中国古代就有，我不敢不信，作为一个中国人，这点觉悟还是有的，原子弹理论和英语都起源于古代中国，何况一个词语？不过，我还是固执地认为，古人打招呼时不会互称“同志”。“同志”一词的流行及其成为称谓的霸主，始于1949年，这个中国人都知道。有些人不知道的是，不仅之前我党使用“同志”，而且国民党反动派也使用“同志”。一查便知道，“同志”是苏联老大哥馈赠给我们的厚礼。

　　如果把“同志”仅仅理解为打招呼时的称谓，你就太不讲政治、大错特错了。“同志”更大的意义在于，它是身份的象征、权利的符号、困难时候的慰藉，一个阵营才配拥有。如果哪份组织文件、哪个新闻报道上面，某人名字后面的“同志”不见了，就意味着他们的政治生命乃至肉体生命都将不复存在。有人长期被称为先生、老板、小姐、女士，突然有一天，某个领导代表组织握住这个人的手，亲切地叫一声“同志”，这人或老泪纵横，或幸福得不知所措。这类场面影视剧里时常出现。可见“同志”多么重要。我们邻村有一位支书，他儿媳是村（大队）妇女主任，翁媳在一个支部自然以“同志”相称了。习惯成自然，他们离开了会议室、离开了工作岗位依然互称“同志”，令全村人都羡慕得一愣一愣的。几年后，老支书生病离世，在外地工作的儿子赶回来奔丧，一进家门便问他媳妇，我爸什么时候去世的？女人哭着说，雷某某“同志”是昨天傍晚离开我们的。男人扬起巴掌，狠狠地刷到女人脸上，大吼一声：去你妈的“同志”！男人一巴掌的威力太大，将妇女主任打倒在地，好半天才爬起来。听说他们后来离婚了，不知是不是因为“同志”。

　　不仅干革命有组织的人重视“同志”，普通人也视“同志”为宝贝。我小时候到外婆家去玩，亲眼见过外婆因为“同志”而大哭大闹的场面。我外婆和外公都是苦大仇深的贫农，因此她经常声称她家是钢板底子（很硬的意思），天不怕地不怕的，连大队干部都要对她礼让三分。那天，新进驻的工作组专程上外婆家拜访，工作组长竟然称我外婆罗家婆婆。我外婆先是一愣，一张笑脸马上就变了颜色。她气愤地问，你叫我什么？我娘家婆家三代都是上无片瓦下无寸土，你还把我当外人？！我外婆哭了，哭得凄凄惨惨，最后还是工作组长一声“同志”才让我外婆破涕为笑。

　　“同志”也不是你想叫就可以叫的，地富反坏右以及犯过错误的人，是不能称为“同志”的，要是不小心将他们称为“同志”，你就丧失了阶级立场，后果很严重。有一次，我们村一个积极入党的小青年，都成为预备了，就因为他在党员大会上汇报思想时，介绍了自己将落入河中的“聂某某同志”救上岸的英雄事迹而被取消了预备资格。原因不是救人，而是他把聂某某称为“同志”。聂某某是地主家庭出身，解放前随他父亲逃到城里当上了医生，文化革命中被大队造反派揪了回来。这位小青年也不是觉悟不高，而是在同志们中间说顺口了，以至酿成大错。

　　我几乎没有用过“同志”这个称谓，除了拟公文、写材料。一是我觉得我与同志们还有很大的距离，不敢自诩。二是老觉得叫起来不顺口，像接头暗语似的。

革命

　　在现代中国，恐怕没有一个词语像“革命”一般时髦、高大、光芒四射了。“革命”干部、“革命”群众、“革命”队伍、“革命”小将“革命”组织、“革命”阵地、“革命”家庭、“革命”前辈、“革命”路线、“革命”方向、“革命”思想、“革命”本领……无处不“革命”，无事不“革命”，无人不“革命”。“革命”就像大公司的股权，人人都想拥有；“革命”又像漂亮女人，人人都想靠近；“革命”还像威力无比的独门暗器，让不少人瑟瑟发抖。

　　我不想去探究“革命”一词的来历和它的更新嬗变历史，我只想谈谈我对“革命”的认识和与“革命”有关的故事。

　　我小时候，是“革命”登峰造极的时代，要么“革命”，要么“反革命”，“革命”到“反革命”的中间地带只存在于历史上。那个时候，我不由自主地把自己和“革命”紧密联系在了一起，喊“革命”口号，唱“革命”歌曲，学“革命”知识，做“革命”学生，投入“革命”实践（斗地主、写批判文章），参加“革命”队伍（少先队）……可是，斗地主的时候，我总是躲在后面，当贫下中农和革命学生捆绑、吊打地主富农坏分子的时候，我总是低下头不忍直视那个惊心动魄的场面。因为我作文写的比较好，老师常常安排我上台批刘少奇、邓小平、美帝、苏修及其他什么反动派，尽管这些人和组织离我十万八千里，永远也不知道我批判过他们，然而，每当要我发言时，我总是慌张、胆怯，把言发得结结巴巴的，老师曾经不止一次批评我的发言杀伤力不强。有好几次，为了逃避发言批判，我不得不装病不来学校……严格地讲，我是个小“反革命”，只是伪装成了“革命”学生。那时候，我没钱买字典，不知“革命”的前世今生，但是我学过最高指示：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请人做文章，革命是暴动。我对“革命”的最早的感性认识，应该来自连环画、故事书、电影，我无数次看到过在我们的子弹扫射下一排排倒下的敌人和层层迭迭的尸体，我看到过砍向地主的大刀以及喷射而出的血，我还看到敌人举枪提刀杀气腾腾向我们据点包围过来……我的理解，革就是除掉，死了死了的；命就是生命，活蹦乱跳的生命。可能是因为我从小便敏感、胆怯吧，我总觉得“革命”一词很阴森、很恐怖、很血腥、很残酷。不管“革命”有多少种解释，但它留给我的印象就是流血，就是批斗，就是你死我活。只是，我觉得把“革命”的干活叫做闹革命有点匪夷所思，不过也算贴切。我不知道大家为什么这么喜欢“革命”，为什么要把自己和“革命”连在一起。直到现在，我对此还是百思不得其解。

　　在我们偏僻农村，“革命”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大约每一两个月就要开一两次批斗会，将地富反坏分子押到台上，捆绑一两个杀鸡儆猴。或将一块牌子挂在脖子上，比如：现行反革命、好吃懒做分子、投机倒把分子、作风不正分子等等，手上提着一柄铜锣，由一个“革命”民兵押着，边走边敲锣边高喊：我是“反革命”（坏分子）某某某，我做了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党的事情……

　　有一年，某坏分子看到天上有很多飞机飞过，于是便说，是不是打过来了？立即便有“革命群众”汇报给了组织，说某某人盼望蔣介石打过来。这样的“反革命事件”岂能够坐视不管？组织一刻也没有停留，马上鸣号播音，命令全体社员上大队部开会。书记宣布了“反革命分子”罪状，民兵营长指着被五花大绑的“反革命”大声说：想革命的上来斗这个家伙！民兵营长话音没落，革命群众便蜂拥而上，你一拳我一脚，将“反革命”斗得哭爹叫娘。该“反革命”的侄儿紧握双拳几大步冲到台上（他是生产队长，正积极争取入党），一边背诵语录：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一边拳脚齐上，“反革命”倒在台上晕死过去，大便流得满台都是。

　　有一次，我因为要写批判稿留宿在我们班主任老师寝室——我们班主任老师对我很好，他后来还当了某大学的副校长。我在他的办公桌上看到了一迭某生产队五六位“革命”妇女揭发该生产队某坏分子的检举信。该坏分子曾经是外省一位中学老师，据说因与女学生有不正当关系而被投入监狱，刑满后被遣返回了老家。原来，这五六个妇女都与坏分子发生了男女关系，有的一两次，有的十数次，有的得到过坏分子的两元钱，有的只得过五毛钱，也有的得到了一瓶蛤蟆油 。妇女们不仅和坏分子睡觉，还给坏分子送了鞋垫、棉袜之类的礼物，其中一个得到过五毛钱的妇女，给坏分子送了两双鞋垫。我记得有一个妇女的检举信上说，开始她不同意和坏分子发生关系，她说，按辈份坏分子是她的前辈。坏分子说：管他前辈晚辈，只要眼对。这句话押韵，我一直记得。我当时年纪尚小，读小学三年级或是四年级，对男女之事不是很懂，但我觉得给了五毛钱就陪人家睡觉还给人家做两双鞋垫有点不划算。这些妇女我都认识，在我们那里算得上比较漂亮的。我不知道这些妇女为什么要和一个坏分子那样，我只知道妇女们大多数都在检举信上说：我们是“革命”妇女，被“反革命分子”欺负了，上了“反革命分子”李某某的当，希望组织为我们作主，严惩“反革命”，维护“革命”妇女的颜面。我很佩服那个“反革命”的，那么多妇女都被他睡了，还有礼物送给他。这件事很不可思议，我一直想问问我的老师，真的发生过这样的事吗？可我一直开不了这个口。这是我所知道的唯一一个与剑拔弩张的“革命”气氛完全不协调的故事，有点黄，有点艳，有点让人想入非非，让我无法忘记。

　　有一次，大队为了提高小学生的“革命”觉悟和“革命”能力，决定让我们分组参加民兵组织的“革命”活动。民兵营长在学校礼堂刚刚宣布完这个大好消息，便有一位富农儿子大声说，老师，我也要“革命”！正准备离开的民兵营长厉声吼叫道：你要“革命”，你要“革”谁的“命”？！小富农吓得瘫倒在地，但还是被民兵营长拉上去斗了一个多小时。不过小富农没有被捆绑也没有挨打，算得上一次比较温和的“革命”了。长大以后，我读了鲁迅先生的小说，才知道并不是谁都可以“革命”的。

发展

　　小时候，我特别喜欢听到“发展”一词，比如老师说：学校最近准备在学生中“发展”第一批少先队员。我就想，我的成绩好，应该有我的份。后来真的就“发展”了我。比如老师说，学校要“发展”体育运动，不久操场上便有了个砖块水泥做的乒乓球台。再比如大队书记在大会上说要“发展”经济，我们家便有了两斤肉票，让半年没吃过肉的我们一家人兴奋得睡觉不着。

　　改革开放之后，“发展”成了硬道理，东西南北中，大城市小乡镇，到处都是“发展”的标语口号，到处都在“发展”之中。今天某书记要“发展”某个区域，某个区域很快便“发展”开来了；明天某个市长说要“发展”某个产业，某个产业便应运而生了；单位的领导说要加快“发展”，不久便有几处楼堂馆所动工了；因为我的钱有限，买房只能买偏僻地方，售楼小姐眉飞色舞地对我说，这个地方很快就有大“发展”。我怀疑她是为了卖掉房子而忽悠我。我用不满的口气问她，你怎么知道？言下之意是你一个卖房子的怎么会知道“发展”的大事？她笑着告诉我：昨天晚上规划局领导亲口对我说的。后来，我所居住的小区周围商场、学校、医院、体育馆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售楼小姐没有骗我，这地方真“发展”了。

　　在我的意识里，“发展”是一个高大上的词语，是一个资源配置、组合的浩大工程，是一个必须依靠权力才能实现的目标。我的意思是，“发展”不是个人所能左右的，“发展”更是与凡夫俗子相去甚远。比如我想在东江边“发展”一个红灯区，明码标价，按期检疫，兔得大家偷偷摸摸的，既不安全也不痛快。可是，我能“发展”吗？世界上不是没有红灯区，关键是“发展”权不在我手里。我更想把自己“发展”一下，成为有权力、有地位、有金钱、有美女的人，我办不到啊。这种人有不有呢？有，还很多。就说个人吧，这个世界，只有上级和领导才能让你“发展”，是领导“发展”你入团，“发展”你入党，“发展”你担任某个职务，你自己是“发展”不了自己的，更“发展”不了领导。

　　有一件事，让我改变了对“发展”的认识。这件事发生在我还在广东工作的时候。单位附近有一家发廊，其中有一洗头妹，瘦瘦的，说不上漂亮，但也不能武断地将她划入丑女行业。单位有一位同事，这位同事是有远大志向的青年，有远大志向与喜欢洗头按摩并不矛盾。我和青年同事的关系不错，我们经常一起去那家发廊洗个头按个摩。每次我同事都要那个瘦瘦的小女孩为他服务，如果那个小女孩正在服务，他宁愿等上一两个小时也不叫其他美女。我认为同事太过痴情，那女孩又说不上很漂亮，谁服务不是享受？同事告诉我说，他是想拯救她，希望她离开这个行业，最好去读书。（我这位同事后来是去深造了，那个小女孩读没读书不得而知。）一天，我又一次与同事去那家发廊，同事左瞧右看不见那个小女孩，便问老板娘。老板娘告诉我们，那个小女孩到深圳“发展”去了。同事很沮丧，一声不吭就走了。我却愣住了，一个洗头妹“发展”什么？怎么“发展”？这个问题，我想了很久，最后基本上算是想明白了，时代不同了，“发展”也不同了。既然洗头妹可以“发展”，我也可以“发展”啊。于是，毫不犹豫地辞去工作，来到另一座城市，盼望能够“发展发展”。可是，在这座城市都快20年了，我依然没“发展”起来。看来，“发展”与我无缘。

进步

　　“进步”与我无缘，然而“进步”这个词语常常与我不期而遇。

　　小时候上学，老师经常教育我们作为红色接班人，必须时刻要求“进步”。可是，什么叫“进步”，应该如何“进步”，我是云里雾里。后来，有几个学生天天往学校鱼塘送牛粪。老师公开表扬了这几位学生，说他们主动要求“进步”，是红色接班人的榜样。我知道了往学校鱼塘送牛粪就是“进步”。于是，放学回家，不管其他家务，也不管累呀苦的，首先是去野外捡满一担牛粪，第二天清早挑到学校鱼塘。那个时候的学生，有几个不要求“进步”的？不久，往学校鱼塘送牛粪的队伍就越来越大。牛粪将鱼塘都快填满了，塘水变得绿油油的，因为营养过剩，时不时有鱼暴尸鱼塘。那口塘虽说被划入学校养鱼，但仍然是十多户居民的用水来源，煮饭、洗菜、喝水、洗澡，都靠这口鱼塘。于是，农民们纷纷来学校找校长找老师投诉，有的人还骂出很难听的话。学校不得不及时发布不准往鱼塘倒牛粪的通知，我“进步”的路就这样被堵住了。不知是不是因为学校没有将我的牛粪与“进步”划上等号，初中毕业前夕发展团员时，我没有被“发展”进去（我不确定“进步”就是入团，但我隐约感到“进步”与入团有联系）。自从进入高中之后，我就变得不像以前了，高中学校不方便送牛粪只是很小的因素，不知从哪里“进步”，怎样“进步”，“进步”为了什么？我是越来越弄不明白了，于是，干脆不“进步”。高中毕业时，全班同学都积极要求入团，而我是没写入团申请书的两个同学之一。

　　我们村里有个女人长得挺有姿色的，因为她男人在工厂上班，平时趾高气扬的，也不太服从安排，令工作组十分恼火。新上任的生产队长自告奋勇对妇女一对一帮扶，目的是让她“进步”起来。于是，生产队长便经常往女人家里跑，帮助做点家务，给她背几段毛主席语录。女人自然怕别人说闲话，要求队长别老往她家里来。队长说，我是为了帮助你“进步”呢，难道你不想“进步”？我不知道那个女人懂不懂得“进步”的意思，但女人显然是选择了“进步”。女人不再拒绝，队长便来得更勤了，后来就睡到一张床上去了。再后来，女人便当了生产队的妇女队长。有一天晚上，睡在床上另一头的女人的小女孩半夜醒来，不知为何开始数伸过来的脚，一只脚，两只脚，三只脚，四只脚，女儿突然大叫，妈妈，你怎么有四只脚？生产队长慌忙将脚缩了回去。女孩又大叫，妈妈，怎么少了两只脚？睡在隔壁房间的公公咳嗽一声，大声对孙女说，X儿啊，睡你的觉吧，管人家几只脚呢！这个情节是那个生产队长在若干年亲口告诉我们的。我把后面的情节写下来，不过是为了故事的完整性。我当时觉得一个农村女人还“进步”啥？长大之后才知道，是个人都想“进步”。

　　我曾经天真地认为，“进步”是指思想上和行动上的，后来我才知道“进步”主要体现在结果上，没有结果的“进步”只能是无意义的“进步”。“进步”就是入党、升职，没级别的弄个级别，有级别的去掉副字。我周围的人一个个都是视“进步”为奋斗目标的好同志，他们想方设法要求“进步”。我是个平庸之人，可以说一无所长，自己不知道“进步”，却还自以为是，看不起某些要求“进步”的人，觉得能力、人品都不咋地，再“进步”也“进步”不到哪里去。忽一日，我看不起的人就“进步”了，就“总”了“长”了。开始的时候我还有些愤愤不平，后来才回过神来，别人的“进步”与我这样的人有什么关系？

　　时代不同了，靠捡牛粪之类的手段“进步”是不可能了。“进步”的方法千千万万，但有一个核心技术或者说致胜秘诀必须掌握，那就是“进步”必须要依靠领导。如果没有领导，你的“进步”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然而，不是所有领导都能够让你“进步”的，一般来说，一把手才是决定你是否“进步”的关键。当然，二把手三把手四把手五把手也不能轻视，他们可能没法让你“进步”，但让你“不进步”却是可以做到的。因此，“进步”是一门学问，一门高深的学问。前几年网上疯传的陕西某县委书记为了女下属“进步”，赤膊上阵辅导的视频就很有参考价值。据说，该县委书记在床上让女下属“进步”的时候，被女下属的老公偷偷拍下了视频，县委书记安排公安人员将女下属的老公抓了起来，命令他交出了非法黑材料，还被判了几年刑。什么罪名我忘记了，大约是诬蔑革命干部，防碍女同志“进步”之类。女下属的老公狡猾狡猾的，将视频偷偷藏了一份，出狱后视频便上了网。于是，渴望“进步”的女干部便有了教科书。至于男人如何“进步”，男人们自有办法。不论男人女人大都会选择晚上“进步”，因此，要是哪天晚上我在哪个街头哪个领导专住楼旁路过，看到同事、朋友、熟人、小干部或慌慌张张或戴一顶帽子把帽沿拉得低低的，我便知道他们要去“进步”了，于是，我便识趣地低下头，贼一般地逃窜。

　　我原先工作的单位，有一位文凭比较高的女同事，工作能力也不错的，“进步”是顺理成章的事。可她刚来不久便一次次请我帮忙在领导面前为她美言几句，让她入个党，“进步进步”。我说，我自己都不是党员，我怎么帮你？她说我和领导关系比较好，又是正式工，肯定能帮上忙。我们单位是国有企业，她属于招聘性质，就是俗话说的临时工。我这人觉悟不高，于是便告诉她，像她这种情况，干到退休最多也只能当个部门负责人，有必要这么着急入党吗？她给我说了知心话，说她父母都是普通农民，每次她填履历的时候，父母的政治面貌一拦里都是群众，她觉得特别没面子，她不想让她的小孩将来填表的时候，像她这样难堪。我虽然觉悟不高，但却认为她的“进步”理由太荒唐，有点动机不纯的味道。我没有帮她这个忙。但她最后还是光荣地入了党，可以让她的小孩安心填表了。

　　疫情期间无所事事，看了一部国产谍战片，有一位对我党心狠手辣的国民党特务找到上级，说他为党国忠心耿耿十几年，一直还是个科长，也应该让他“进步进步”了。原来，不只是我们“进步”要找领导，敌人“进步”也一样。

　　（倪章荣，笔名楚梦。）

注：本文已获作者授权发布